一次同性性行为=同性恋？史上最大规模性取向研究被指“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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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丨杨心舟

科学界对是否存在“同性恋基因”这个问题的讨论已有数十年，但许多研究得出的答案总是不那么明确。从上世纪90年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现的X染色体上的基因位点Xq28，到2005年发现的8号染色体的8q12，各地的研究者都发现一些基因区域中的突变可能与同性取向有关。

而最近几年，也有些零星的研究将同性行为和更具体的基因突变联系到了一起，例如北岸大学2017年发现的SLITRK6。这个基因在含有下丘脑的脑区活跃表达，研究也推测这个基因的突变可能和同性性行为有关。但这些研究的讨论基础都不太站得住脚，关键就是样本太少了，连研究者也不敢给出“同性恋基因”的定论。

要说对这个问题最掷地有声的结论，还属于2019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一篇《科学》论文。参与该研究的团队来自全球的顶尖院校，来自博德研究所、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联合开展了这项医学和人类基因组项目，样本量更是属历史最大，涉及了近50万人，其中英国生物样本库（UK Biobank）和遗传公司23&Me提供了最多的样本数据。

当时的研究通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分析了不同个体性取向间的基因差异。结果找到了5个基因位点可能和同性行为存在联系，按照当时的分析结果，每一个基因位点对同性性行为的影响程度上限只有8%~25%。这5个位点能够共同解释的性行为变化不到1%。

2019年研究团队制作的视频解析

研究认为，性取向具有遗传成分，但是没有哪一个基因对性行为的影响会很大。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哈佛大学遗传学家Andrea Ganna直言：“没有‘同性恋基因’。”当时包括《科学》和《自然》的新闻板块都以“不存在同性恋基因”对此进行了报道。

质疑声出现

最近，这项研究又登上了《科学》，不过这一次是有学者对Ganna等人的研究进行了质疑。在《科学》的科技评论板块，美国国家癌症中心遗传学家Dean Hamer和美国西北大学专门研究性别的心理学家Brian Mustanski等人认为，2019年的这项研究在表型分类上非常不准确，具体来说，就是利用一个二分法的问题来区分性行为取向，即“你曾有过/从来没有过同性性行为”对样本进行分类，同性恋分组中甚至包括了只有过一次同性行为的人。

要知道，GWAS完全是根据表型的分类进行的分析，其结果是否可靠，关键就在于表型分类的准确性高低。如果表型分类的时候就出错了，那后续得出的结果肯定存在瑕疵，往大了说，这些结果可能是有误导性的，不能提供参考。

而2019年这项研究对其关键的表型“性行为”分类过于随意，评论文章指出研究者利用自己设定的单个问题决定对方是否是同性恋。这个问题为“你是否曾经与同性进行过性交（阴道、口或者肛门）？如果对方回答是，那么直接进入同性恋组，而回答否则进入异性恋组。

而这样分类虽然方便统计，但可能会更容易出问题，例如进入了同性恋组别的人，有12%的表示自己会被异性吸引，也会对异性进行幻想，自己认为自己是异性恋。Hamer觉得“异性恋”一词代表的是一种持久的吸引力，而不应该把一次性的性行为也放进分组。而Ganna等人的研究表型分类应该是“从来没有同性性行为”和“有同性性行为”。

当然，说了这么多，Hamer还是认为他们这个二分法不靠谱，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这个二分法根本就没有经过可靠性和有效性的测试。其他领域的研究更加不可能用这种一刀切的分类法，举例子来说，如果一项研究酒精的文章里面的评判标准是“你有没有喝过一次酒？”；分析儿童性格论文的标准是“他们有没有发过一次脾气？”那么这两项研究一听就很不靠谱。

用“一次”代表复杂的人类性行为多样性，这样的论文明显不能提供什么有用的信息。而他们找到的那5个位点或许恰好能展现这一问题，因为找到的这5个位点的确和同性性行为没很大的关联性（不具备统计显著性）。原因就在于，这5个位点和性取向分类无关，更有可能指代的是“对方是不是愿意去寻找一些新颖和多样化的体验（包括性在内）”

另一方回应

而《科学》也同时公布了Ganna等人就对这份评论作出的回应，他们同意Hamer等人的一句话，即“有过或者没有过同性性行为”不能代表人类性取向的多样性，并且他们在论文里也强调了这一点。

至于为什么要用二分法，原因在于他们研究的样本量过于庞大，一个近50万的数据样本，只能选择最有效的变量，这个变量必须简单明了，易于理解。那么合适的变量选择就是二分法，研究从来没有说这个变量能囊括性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并且，在后续的子数据分析中，他们以性吸引和认知为基础，重新验证了上述几个位点。在这里，Ganna还提到了UK Biobank，他认为自己的研究不是去进行表型分类，这些分类数据应该是UK Biobank做的，而样本库本身就没包括性吸引和认知的数据。

那UK Biobank实际问了什么问题呢？一个就是“是否有过同性性行为”，另外的问题是询问对方“有过几个异性/同性对象？”（回答者要少9%），而只有前面那个问题可以作为变量进行分析。

并且，Ganna非常不认可Hamer等人的一个观点，就是评论文章所说的基因研究不能给性学研究提供有用信息。因为，2019年的论文提出，经典的性取向分析表金赛量表可能在衡量同性或异性恋上并不恰当。（金赛量表尝试用0至6代表人的性取向定位，范围从排他性异性恋到排他性同性恋。）

金赛量表的打分。A. C. Kinsey, W. B. Pomeroy, C. E. Martin,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 (Saunders, 1948)

Hamer则认为，他们的基因研究应该尊重这一分类标准，来进行变量设计，即从性学研究到基因研究。但Ganna指出，金赛量表实际存在很多问题，按照表的分析理论，我们应该会看到同性性行为次数和异性性行为次数成反比的趋势。但实际上，人可以同时对同性和异性保持很高的吸引力（一些双性恋），有些人对同性和异性都不感兴趣（无性恋）。

因此，用性学研究指导基因研究也不是那么靠得住的，不应该存在哪一方至上的思想，二者应该互相补充和进步。Ganna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可以进行深入分析的表型，但这毕竟只是希冀，目前并不存在这些数据。因此用已有的数据得出结果，2019年的结论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目前，双方都没有进一步作出回应。但是，这种理性讨论其实也代表了人类对性行为机制的严苛探索。这场争论未来肯定不只会出现在《科学》上，还会有各方研究者站出来发表自己对性行为机制的新发现。无论如何，这都是人类理解多样化性行为的一个过程，答案或许也应该是多样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