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惊天事业 沉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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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于敏
2015年1月9日10时，北京人民大会堂。于敏坐着轮椅，缓缓来到主席台中央，接过国家主席习近平颁发的“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荣誉证书。这一刻，距离罗布泊沙漠腹地一声惊天“雷鸣”——1967年6月17日8时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
于敏是一个神秘人物，由于保密原因，他的著述多未公开发表。直到1999年9月18日，于敏才重回公众视野，作为23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代表发言。
面对抉择，于敏说：“我们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中，便足以自慰了。”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
2013年，于敏接受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小组访谈时留影
“国产专家一号”
1926年8月16日，于敏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就以各科成绩第一闻名全校。1944年，他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后来于敏发现，因为是工学院，老师讲课更强调知识的运用，而他喜欢沉浸在“纯粹”的理论之中。于是，1946年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在北大，于敏如饥似渴地学习，有时，同学们在宿舍里打牌、聊天，他却能披件旧大衣在旁边安静地看书。
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于敏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随后考取了北大理学院院长张宗燧的研究生，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很快，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专门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解放之初，我国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几乎一片空白。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而且近代物理研究所还没有一台加速器，探测元件和仪器设备也刚开始研制。
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在当时中国科研事业遭受重重封锁的环境中，依靠自己的勤奋进行理论探索。这期间，于敏与杨立铭教授合著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
1951年，于敏参加工作时的标准照
于敏做出的成绩迅速地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受到了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赞赏。彭桓武称赞于敏是“国际上一流的”核物理学家。
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后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工作。听了于敏关于核物理方面的报告后，这位日本专家问道:“于先生是从国外哪所大学毕业的？”于敏风趣地说:“在我这里，除了ABC外，基本是国产的！”日本专家赞叹道:“你不愧是中国国产专家一号！”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是唯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其实，他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最终都放弃了。于敏感慨：“‘土专家’不足效法。科学需要开放，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有在大的学术气氛中，互相启发，才利于人才的成长。”
核武器研制领军人物
1952年11月1日，美国研制的世界第一颗氢弹爆炸，其威力相当于1945年在日本广岛爆炸的原子弹的几千倍。为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我国决定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和氢弹。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应邀来到了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的办公室。钱三强非常严肃地对于敏说：“上级决定让你作为副组长领导和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这是于敏人生中一次重要转型。但这次转型，对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来说，意味着巨大牺牲——核武器研制集体性强，需要隐姓埋名常年奔波。而且于敏喜欢的是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和于敏有过接触的国内外许多著名物理学家都曾提到，按照他的才华，如果一直从事纯基础研究，可能会取得更大的科研成果。
尽管如此，于敏仍接受了任务，从此，他的名字从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消失了。多年后，他敞开心扉：“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度过的，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深刻的惨痛印象。正是这种民族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促使我下定决心从基础研究转向研制氢弹工作。”
1960年到1965年初，在于敏等人的带领下，研究小组对氢弹原理和结构作了初步探索，并解决了一系列热核材料燃烧的应用问题，完成了60多篇论文，均作为秘密文件保存。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为了突破氢弹原理，上级将黄祖洽、于敏及其研究小组中的30余人一起调往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集中力量攻克氢弹。
于敏在核试验基地
1965年9月，于敏率领一支小分队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利用该所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的计算机，完成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任务。从当年9月到次年1月，于敏带队突破了氢弹的设计原理，提出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
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
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
“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声巨响，湛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火球越来越大，并渐渐形成了草帽状云雾，与地面卷起的尘柱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朱光亚院士评价称，在突破氢弹的技术难关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被同行们评价为氢弹的“首功”。
选择“留下来”
爆炸成功后，于敏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他想起了当初听到钱三强告诉自己那个决定时，脑海中闪过的一个念头：突破氢弹技术后，回去做基础研究。“文革”后，钱三强也数次问于敏是否想回中国科学院。
20世纪80年代，在原子弹、氢弹等技术相继突破后，彭桓武、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等曾经共同奋战在核武器研制一线的骨干相继离开九院。昔日群星闪耀，只剩下于敏、周毓麟、何桂莲等人。
1988年，于敏在办公室看文件
于敏也想过离开，但他最终没有“回去”。他知道，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但性能还需提高，必须发展第二代核武器。于是，他留了下来，突破第二代核武器技术和中子弹技术。
1984年冬天，于敏在西北高原试验场进行核武器试验。这次试验很成功，为我国掌握中子弹技术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于敏（右五）等人在马兰基地合影
1986年，于敏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做了深刻分析，认为美国核战斗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极限，再多做核试验，其性能不会有很大提高。为了保持自己的核优势，限制别人发展，他们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全面禁止核试验。倘若那时我国该做的热核试验还没做，该掌握的数据还未得到，核武器事业可能功亏一篑。
于敏向邓稼先表达了自己的忧虑，邓稼先也有同感。两人向中央递交报告，希望加快热核试验进程。
后面发生的事果然如于敏所料。1992年，美国提出进行“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那次上书为我国争取了10年的热核试验时间。接着，于敏又提出，用精密计算机模拟来保证核武器的安全、可靠和有效。这个建议被采纳并演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2019年1月16日，于敏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于敏说，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正是因为怀抱着对和平的强烈渴望，才让本有可能走上科学巅峰的于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默默无闻的核武器研发。
注 ：本文图片自中国科学家。
来源 | 中国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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