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郑淑玲：保护大熊猫遗传多样性——拯救人工饲养下的大熊猫种群的历史回顾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程度不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驱动因素和政策因素仍然存在，很多野生动物濒临灭绝，甚至一些国内外媒体和专家都预言21世纪中国大熊猫将在动物园灭绝。1984—1995年，国家主管部门、行业团体和科研工作者对我国人工饲养下的大熊猫采取了一系列拯救行动。笔者既是这项工作的决策者，也是具体实践者，较为详细地记录了这一时期保护人工饲养下的大熊猫种群和遗传多样性的艰辛历程，以及我国默默无闻的动物园大熊猫繁殖专家艰苦卓绝的工作，对保护当前的濒危野生物种具有借鉴价值。

中国大熊猫种群保护历史背景

■1.1 保护大熊猫物种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中的价值和意义

近几十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对大自然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导致生态系统退化、生物多样性损失严重，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劣，濒危物种日益增多。国际自然保护和自然资源联合会(IUCN)将“在野外的种群数量下降到1000只以前，就要建立起人工饲养下的繁殖种群”[1]作为拯救野生动物物种的策略。IUCN人工饲养繁殖专家组主席Ulysses Seal称：“人工饲养下的大熊猫不足以弥补野外大熊猫的数字，按照这种情况发展，在50年之内大熊猫就有灭绝的风险。[1]”20世纪80年代，中国野外的大熊猫数量不足1000只，迫切需要建立起大熊猫的人工繁殖种群。拯救大熊猫物种对于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经历近40亿年的进化，地球上才有了如今多样的生物。大熊猫素有“活化石”之称，在1500万—2500万年前，在进化中从主要的熊枝分离出来[2]。大熊猫不仅是我国的特有物种，更被誉为 “世界野生动物的旗舰物种”。因此，拯救大熊猫物种工作成了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最耀眼的灯塔。

■1.2 野外大熊猫的生存状况

野外大熊猫分布于我国的四川、陕西、甘肃等省。根据1974—1977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大熊猫在野外的数量仅2000只[3]。1985—1988年林业部和WWF联合调查结果显示，我国野外大熊猫数量为1112(±240)只[4]，10年时间，数量锐减近50%。由于人类的干扰，野外大熊猫被公路、河流、农田等人为建设分隔成几十个小种群，种群的缩小威胁着大熊猫的正常繁殖，导致其遗传多样性退化。当时，我国野外大熊猫仍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保护大熊猫栖息地、拯救野外大熊猫物种行动迫在眉睫。 

■1.3 中国动物园及动物园大熊猫的生存状况

1.3.1 中国动物园状况 

20世纪80年代，我国动物园均为非营利的公益单位，靠国家资源补充及地方财政支持。1978年全国动物园科技情报网成立，出版《中国动物园年刊》，涵盖大熊猫饲养、繁殖和疾病防治等多方面论文。在此期间，全国动物园大熊猫饲养管理技术水平虽有所提高，但建设部对如何保护人工饲养下的大熊猫种群仍无完整规划。 

1.3.2 大熊猫在动物园内的饲养和繁殖状况 

1953年，成都动物园开始饲养首只大熊猫。大熊猫的性成熟年龄一般是6~7岁，其求偶时间短，择偶选择性强，产下的幼崽弱小，导致繁殖能力低下。早期能将大熊猫饲养成活非常不易，如果营养不当，还会使其失去繁殖能力。至1987年，我国的28个动物园中分别饲养着61只大熊猫，仅有32只具有繁殖能力。历经34年，我国动物园仅繁殖成活28只大熊猫，动物园的繁殖工作开展得十分艰难[5]。除北京、成都、重庆、福州动物园有大熊猫小种群外，其他具有繁殖能力的大熊猫都分散饲养在其他动物园中。部分动物园中饲养着单只育龄大熊猫，但各动物园之间缺乏合作，致使大熊猫面临近亲繁殖、基因多样性下降、无配偶等问题。1980年国家政策规定，不再向动物园提供野外大熊猫种源，该政策导向会使动物园内的大熊猫自生自灭。由于动物园内繁殖大熊猫的数量无法追上其减少的数量，动物园内大熊猫种群存在潜在灭绝风险。为此，美国纽约动物学会George B. Schaller博士悲观地写了《最后的熊猫》一书，书中写道：“熊猫没有历史，只有过去。它来自另一个时代，与我们短暂地交会。[6]序言” 

为了阻止动物园内的大熊猫种群灭绝，建立起一个能自我繁殖的人工饲养下的大熊猫种群、建设一个专门为大熊猫繁殖的研究基地(以下简称“基地”)、制定完整的拯救大熊猫人工饲养下的种群计划十分迫切。

中国动物园协会的成立

■2.1 中国动物园协会成立的背景

由于我国一直没有动物园的行业组织，因此动物园针对动物的科学研究和保护资金募集面临众多困难。1982年，笔者来建设部工作，负责全国动物园管理工作。为筹集资金，当时当务之急的就是筹备创建中国动物园协会。历尽艰难，最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批准，中国动物园协会(以下简称“协会”)于1985年10月成立。 

■2.2 中国动物园协会的作用和意义

协会成立的初衷之一是为拯救动物园的大熊猫种群，因此，1986年开始，协会制定了完整的拯救大熊猫圈养种群保护计划并予以实施。协会为鼓励动物园开展大熊猫繁殖计划，出台了《中国动物园协会关于大熊猫繁殖的奖励办法》；为避免有生育能力的大熊猫出国展览影响该动物园的自然繁殖，出台了《中国动物园协会关于大熊猫、金丝猴等珍稀动物出国展览的规定》；为正确使用大熊猫展览募集的资金，出台了《中国动物园协会关于捐款的使用规定》；为完成拯救圈养大熊猫保护计划，出台了《中国动物园协会大熊猫保护繁殖纲要》。 

协会起到了中央政府和动物园间的桥梁作用，组织管理动物园大熊猫、金丝猴的出国谈判和磋商，促成国际合作项目几十个，为基地建设募集了一些资金。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落成

■3.1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早期规划背景

国际上公认的拯救野外濒危物种的方法是：运用人工饲养的繁殖技术，将人工繁殖的野生动物送回原栖息地。拯救濒危的大熊猫物种也应如此，为达到该目标，单凭动物园中能饲养几只大熊猫的兽舍场馆远远不够，必须建立专门的基地集中饲养大熊猫种群。 

1985年5月，笔者和时任成都园林局局长张安居首次提出在成都建设一个大熊猫基地的构想。1986年，在建设部、协会和成都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开始筹备基地的建设。 

■3.2 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选址

基地的选址充分考虑了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没有资金投入仅依靠协会筹集资金的现状，以及日后大熊猫回归野外便利的需求，经过前期大量的选址考察工作，最终决定将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设在斧头山。 

■3.3 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建设

1986年，在成都召开的筹建基地的专家论证会上，时任成都市副市长黄寅逵向与会专家报告了市政府三期大熊猫建设用地规划。 

三期大熊猫建设用地规划预计占地面积257.9hm² 。黄寅逵副市长在会上承诺，第三期规划后周边留下的防护林带土地直接连接至保护区的土地，作为大熊猫基地后期发展预留用地，与会专家代表一致通过该方案。如果按照当时的计划顺利实施，这块土地就能完成拯救大熊猫人工种群及开辟新的野外大熊猫栖息地的设想，实现“大熊猫进，人类退”的目标；一旦大熊猫保护区中的原有熊猫灭绝，大熊猫也拥有了没有人类干扰的新栖息地。 

1987年3月，成都召开了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奠基仪式，大熊猫基地如期开始建设(图1)。 

图1-1 

图1-2 

图1 成都大熊猫繁殖研究讨论会及奠基仪式(引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讨论会暨基地奠基纪念册》)

拯救大熊猫资金的筹措

■4.1 政府投入

资金是建设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关键。1992年，第二期大熊猫繁殖研究基地开始建设，由建设部和财政部共同发文，给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拨款30万元。中央部委对基地建设的支持和肯定，引起了成都市政府的重视，地方财政压力缓解后，为基地增加投入用以建设相应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部还为北京动物园专门下达了大熊猫的科研课题经费，调动了北京动物园工作者长期持续进行大熊猫难点项目研究的积极性，至1995年相关繁殖育幼项目全部完成。 

■4.2 协调国外募集资金

1986年，由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没有资金投入，协会在国外筹款是建设基地资金来源的唯一出路。1984年，北京动物园送出的一对大熊猫在洛杉矶展览，仅3个月，洛杉矶动物园增加了几百万美元的收入，但遗憾的是这些资金几乎都留在了美国，仅捐赠给中国的一点资金也未能用于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项目。随后，全球掀起了大熊猫展览的热浪，多国国家领导在上层外交活动中提出赠送和展览大熊猫的请求。1984 年底，时任总理赵紫阳委托时任外交部部长吴学谦，由外交部牵头召集建设部、林业部和文化部共同协商，出台了《关于通盘处理大熊猫的赠送以及出国展出或演出等涉外问题的请示》文件。该文件中允许协会筹款的规定得到了中央政治局所有领导的批示。至此，协会用大熊猫出国展览募集资金的道路铺平了。

大熊猫的科学研究

■5.1 科学饲养大熊猫的历史 

我国成都、北京动物园分别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饲养大熊猫。历经20余年的摸索，北京动物园于1974年6月在《动物学报》第20卷第二期发表题为《大熊猫人工饲养》的学术论文， 揭示了科学饲养管理大熊猫的方法。大熊猫科学饲养管理工作是大熊猫繁殖的基础。 

1963年，北京动物园人工繁殖大熊猫首次获得成功。1978年1月，北京动物园成立了珍稀兽类繁殖研究小组，负责人是我国大熊猫繁殖泰斗刘维新，研究小组的主要科研任务是“研究大熊猫人工繁殖及人工授精”。大熊猫人工授精繁殖在当年获得成功，轰动了世界[7]201-284。1980 年，刘维新等开始研究大熊猫初生幼仔的全人工哺育课题，其他很多动物园的先驱也开始了大熊猫繁殖及疾病防治等领域的课题研究，使我国大熊猫的饲养、繁殖、育幼和疾病防治等研究领域始终位于世界前沿。但当时这些关于大熊猫的科研工作未能持续进行，直到1983年，刘维新在北京动物园成立了大熊猫课题研究组，历经9年持续的大熊猫繁殖育幼科学研究，至1995年最终攻克了全人工哺育大熊猫幼仔的课题，基本解决了大熊猫繁殖育幼领域里的所有难题，使大熊猫科研走向成功。该大熊猫课题组多年来已发表诸多论文，获得多个奖项[7]289-290。成都动物园自1988年大熊猫繁殖研究基地建成后，也开始了持续的大熊猫课题研究，共创造了3次世界第一：1980年成都动物园首次用大熊猫冷冻精液成功繁殖大熊猫；1990年，成都动物园用人工辅助育幼的方法，首次成功育活熊猫双胞胎[8]；1992年，基地再次人工辅助大熊猫一胎两仔成活，并代养育异母一仔成活，创造了大熊猫育幼史上一母育活三仔的奇迹。历经艰辛，我国动物园无数科研人员与饲养员为拯救人工饲养下的大熊猫种群作出了卓越贡献，并取得了成功。 

■5.2 加强动物园的大熊猫科研工作 

1989年1月，为可持续地研究攻克大熊猫繁殖难关，协会专门成立了大熊猫繁育技术委员会。委员会成立后，总结了大熊猫科研工作中的问题，系统地提出了针对这些问题的对策和大熊猫繁育措施，建议各动物园从多方面开展基础研究，进行大熊猫生理和生化分析、初乳配方和不同年龄段大熊猫饲料配方的研究，以及妊娠诊断和繁殖研究等详细课题。大熊猫繁育技术委员会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大熊猫的科研发展。

拯救人工饲养下大的熊猫种群的困境

■6.1 不公正的国际制裁 

中国大熊猫短期展览遭到一些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和国际缔约国的抵制和不公正的制裁。制裁以1987年WWF给建设部和林业部分别发出传真文件为起始，WWF称：“中国大熊猫在国外展览，严重影响WWF在全球募集资金的计划。因此，全球大熊猫展览必须由WWF主导，中方大熊猫展览每到一国，必须提前通报WWF，由WWF负责组织当地的展览活动，筹款主要归WWF所有。若中方不同意该提议，WWF将联合其他国家的动物保护组织和国际公约组织，在全世界范围内抵制中国大熊猫出国展览。”建设部和林业部均断然拒绝了该要求。自此，国际上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针对中国大熊猫出国展览的制裁。然而事实是，中国大熊猫出国展览不仅没有影响WWF募集资金，反而促使WWF快速筹到巨额捐款。 

1988年1月，WWF发表立场声明：“WWF向中国以外的动物园及中国当局提出强烈请求。在卡尔加里(加拿大)、悉尼和墨尔本(澳大利亚)举办的借展结束后终止有关以展览为目的的借展。”IUCN第17届大会通过了17·50号有关大熊猫保护的决议；第18届大会通过了57、58号对大熊猫短期展览制裁的决议。1988年 5月23日，华盛顿条约濒危物种进出口事务局(CITES)向缔约国发出“关于以展览为目的的大熊猫借展”的通告，禁止其他缔约国给来自中国的大熊猫展览颁发野生动物进出口证。1988年8月24日，时任日本动物园水族馆协会会长中川志郎发表了“应该停止从中国借用面临灭绝危机的大熊猫展览”的意见。 

■6.2 国际舆论的中伤和国内专家的反对 

国际舆论的中伤接踵而至：1988年2月，美国动物园水族馆协会发出声明称“短期租借大熊猫无法参与中国境内可能的圈养繁殖计划；或使它们错失被释放回野外的机会……” 美联社在1988年5月报道了WWF执行总监科克的发言：“大熊猫正被人用来谋取私利……”1990年12月10日，IUCN人工饲养繁殖专家组主席尤利· 希尔在香港《南华早报》刊登题为《指责“出租熊猫”》的文章。1991年8月，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了“中国的大熊猫可能比人们所认为的更接近于灭绝。糟糕的管理，偷猎行为，近亲繁殖以及出租大熊猫计划使大熊猫不断减少。”一时间不公正的舆论甚嚣尘上。 

国外舆论称，协会组织的动物园大熊猫展览影响了野外大熊猫的生存，国内一些专家也发出了和国外组织一致的声音。事实是，国内动物园饲养的大熊猫和野外的大熊猫分属2个不同的中央部门管理，协会和中国的各个动物园属于建设部管理，建设部没有批准捕获野外大熊猫的权利，捕获的批准权归属林业部，正如上文所述，林业部1980年开始停止给动物园补充野外大熊猫，林业部只授予了WWF和卧龙大熊猫饲养繁殖中心为了科研捕获大熊猫的特权，仅1981年3月—1982年12月，WWF在中国野外共捕获7只大熊猫作为科研对象[9]。1990年，卧龙大熊猫饲养繁殖中心共有15只从野外捕获的大熊猫[6]328。可见从野外“捕获”一事和展览影响野外大熊猫的生存对于协会和动物园来说都是不曾发生的。 

■6.3 建设部与林业部合作搁浅 

建设部一直希望林业部能支持建设大熊猫基地，两部门的合作有利于资源整合：动物园有优秀的大熊猫繁殖专家，卧龙大熊猫饲养繁殖中心有15只优良的野外大熊猫种源。合作最大的优势是可以更快地壮大人工饲养下的大熊猫繁殖种群，保存大熊猫遗传多样性，达到拯救人工饲养下的大熊猫种群的目标。 

1986年，建设部与林业部多次商谈，提出和林业部共建基地的设想，但最终合作计划搁浅。当时卧龙大熊猫饲养繁殖中心没有繁殖技术，15只野外大熊猫没有被我国动物园的大熊猫繁殖专家饲养繁殖，失去了壮大种群的先机。 

■6.4 不平等的国际和谈 

6.4.1 杭州会议——与国际制裁主要专家面对面会议 

1986年12月，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主席菲利浦亲王致函中国时任总理，建议召开有关人工饲养熊猫管理的国际讨论会。1988年10月25日，由WWF主办、中国动物园协会和美国动物园水族馆协会协办的“人工饲养条件下的濒危物种繁殖管理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图2)。从国外前来的部分专家是代表其组织起草制裁中国政策的发起人：WWF中国项目负责人Christopher Elliott、IUCN人工饲养繁殖专家组主席Ulysses Seal、美国动物园水族馆协会Devra Kleiman 博士。会议上与会专家进行了交流并由中方发放了翻译成英文版本的《大熊猫保护繁殖纲要》，使国外参会人员对时下正在进行的圈养大熊猫种群的拯救工作有所了解。会议还形成了会议纪要，达成了“加强人工饲养和在野外的保护活动，对大熊猫及其他中国濒危物种的生存都是极为重要的”共识[1]。会下，笔者非正式地游说相关专家，希望解决各组织对中国的制裁，尽快开始募集资金、建设基地，但未能如愿，仅得到了下次会议专门讨论该议题的意向。

图2 动物园饲养繁殖国际研讨会(杭州动物园提供)

6.4.2 华盛顿会议——“桌子底下的会议” 

1991年，美国动物园水族馆协会邀请中国动物园协会出席华盛顿国际大熊猫会议。协会为争取国际组织取消对中国大熊猫展览的制裁，应邀出席了会议。会上进行了技术交流，会下，Devra Kleiman博士要求协会代表团长柳尚华、笔者及时任外事司呼忠平处长(担任翻译)参加一个小型会议，并信心满满地称会议后将取消所有国际组织对中国大熊猫展览的制裁。美国参加会议的是IUCN人工繁殖饲养组主席Ulysses Seal 和美国动物园水族馆协会代表Devra Kleiman 博士。Ulysses Seal称这是“桌子底下的会议”。会议开了很久，2位美方代表提出如下要求：1)针对首次带到会议上交给Devra Kleiman博士的由建设部赵庆国完成的中国动物园大熊猫谱系登记手册，Devra Kleiman博士称她和其他2位专家才是国际大熊猫谱系登记人，因此我国即使完成了大熊猫谱系登记工作，但仍不能担任国际大熊猫谱系登记人；2)由Ulysses Seal主导编制大熊猫全球性繁殖战略、种群分析及行动计划；3)运送5~6对大熊猫来美国，建立中国领土以外的人工饲养下的大熊猫繁殖种群。柳尚华和笔者回复：1)美方是否同意让中国加入国际大熊猫谱系登记人行列并不重要，中方每年都会完善登记工作；2)中国已制定了一系列完善的拯救大熊猫种群的保护计划，包括筹集资金计划，1985年已经开始全面实施，历经6年，已经初见成效，不需要IUCN再来主导；3)大熊猫出国是由中国国务院批准，建设部无权承诺运送大熊猫到美国；4)美国科技水平在其他领域是世界领先，但在大熊猫繁殖的科研领域，中国动物园始终都位于世界领先位置，因此，拯救圈养大熊猫的种群计划要在技术最先进的中国实施，而不是美国。Devra Kleiman博士称如果不能满足以上提议，国际将继续制裁中国。

“桌子底下的会议”不欢而散。这次会议未能达到预期目标，但也让我们明白了各国际组织对我国发起制裁的原因和他们的诉求。国际的制裁、错误的舆论导向和专家的反对直接导致大熊猫出国停滞，保护资金延缓募集。中国人工饲养大熊猫种群拯救行动到了一个最为艰难的时刻。

在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下，历经6年的磨难与努力，1993年9月，在成都召开的成都国际大熊猫保护学术研讨会上，各国代表达成了“支持中国动物园协会借展大熊猫，中国动物园协会对大熊猫保护的贡献应得到国际广泛承认”的共识。除美国外，其他各国的制裁开始动摇。 

■7.1 加强国内各机构的科研和合作 

面对国外的压力，国内各个机构的科研和合作刻不容缓。1991年，大熊猫繁育技术委员会专业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协会指导全国动物园共同开展研究，制定合作方案。动员饲养单只大熊猫的动物园加入合作，就近选择合作单位，避免资金和资源的浪费，充分利用分布在不同动物园内会本交的单只大熊猫参与合作。会上一致讨论通过大熊猫繁殖后代的分配方案，规划出6个合作组。1991年大熊猫繁殖9胎，成活5只，是当时历史上大熊猫繁殖及成活最多的一年，被称为“大熊猫繁殖收成年”。1993年，共繁殖大熊猫31胎，成活21只，成活率高达67.74%，大熊猫成活率大大提升。 

随着基地建设的加快，大熊猫科研成果丰硕，大熊猫繁殖数量逐年增长，成活率迅速提升，原来反对建设基地和大熊猫出国展览的声音逐渐平息，一些专家陆续参与到拯救人工饲养下大熊猫种群的合作研究项目中。 

■7.2 与林业部的合作和中央领导的支持 

7.2.1 援助卧龙——保护遗传基因多样性 

1)援助卧龙大熊猫繁殖中心的背景。 

经过建设部6年的不懈努力，1991年林业部同意与建设部合作，共同推动圈养大熊猫保护计划。 

1991年1月，协会组织的第三次大熊猫繁殖技术委员会议在成都召开。会上达成了合作协议，协会将派遣大熊猫科研技术骨干援助卧龙大熊猫饲养繁殖中心(以下简称“卧龙中心”)，林业部则同意把甘肃白水江自然保护区的单只大熊猫运抵基地，参与2个部门的大熊猫繁殖合作计划。这次合作推进了拯救人工饲养下的大熊猫种群工作，成果显著，改写了卧龙中心自1980年建设以来10年没有大熊猫繁殖的历史(1986年繁殖的大熊猫幼仔蓝天除外)。 

2)援助卧龙中心的意义和价值。 

遗传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为保存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就要增加其活体的总数量，以减少该物种的遗传缺陷，从而使其后代的生存能力增强。Ulysses Seal认为，要想拯救大熊猫种群，就必须保持其物种90%的遗传多样性，越多的大熊猫个体加入进来，才能越好地保持遗传多样性。如仅靠中国动物园中30只大熊猫来完成拯救大熊猫物种计划，需要花费约200年的时间[1]，是非常艰难的。换言之，想保存大熊猫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就需要增加大熊猫的活体数量，一个大熊猫种群，具有潜在的遭受疾病传染而灭绝的风险。卧龙中心有得天独厚的资源，1991年已有来自野外的大熊猫19只，其中12只处于育龄期，年龄5.5~20岁[10]。帮助卧龙中心建立起人工饲养的大熊猫种群，为卧龙中心不断增加大熊猫活体个体，从而保持大熊猫人工饲养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是这次支援卧龙中心的目标和意义。 

同时，为确保拯救人工饲养下的大熊猫种群工作的顺利推行，不仅要增加大熊猫的数量，还需要出国展览募集科研资金。 

3)大熊猫专家援助及取得的成果。 

1991年3月，协会派出刘维新和北京动物园大熊猫繁殖专家刘农林援助卧龙中心。援助计划的第一步是制定方案。2位专家和卧龙中心的技术人员一起讨论，选定为雌性大熊猫“东东”做人工授精，选择“东东”是因为其在4月已经本交过3次[11]，再做人工授精生双胞胎的概率很高。2位专家成功给“东东”做了人工授精并诊断出其受孕后，就如何饲养怀孕的大熊猫制定了科学严谨的方案，并返回北京为迎接大熊猫幼仔做充分准备。同年8月，刘农林携带刘维新设计制造出的哺育初生兽的专用乳头和乳瓶等专业用品[12]，改用国内的奶粉和幼仔易吸收的免疫球蛋白等育幼食物，赶赴卧龙中心等待产仔。1991年9月7日，“东东”产下双胞胎，但经全面分析后认为，“东东”出现了弃仔行为，不可能再接受其幼仔“绿地”，于是当即用网兜将幼仔“绿地”取出，放入已准备好的育幼箱中，从分娩到取出幼仔仅用时5分钟[12]。出生后的前3天是大熊猫幼仔死亡的高发期，70%的幼仔死于出生后的1~3天。特别是幼仔出生后易失水，体重会骤然下降，需要及时补充葡萄糖保持体重。每一个工作环节不仅要高度专业，而且一刻不能放松，为此，刘农林连续饲养幼仔“绿地”三日二夜无眠。2位专家在卧龙中心工作了 6个月，直到1992年3月，“绿地”患吸入性肺炎，经卧龙中心兽医全力抢救无效，其生命定格在160天。另一只由“东东”喂养的幼仔成活，填补了卧龙中心10年没有繁殖大熊猫的空白。 

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外开始对大熊猫育幼项目进行专题性探索。1980—1990年，先后有北京动物园、墨西哥动物园、华盛顿动物园、昆明动物园、成都动物园等进行过此项研究。在这次援助卧龙中心前，尚未解决人工哺育大熊猫幼仔的问题[12]。 

本次繁殖成功的关键技术及创新点如下：1)刘维新、刘农林自行配置了大熊猫幼兽在不同发育期的人工乳，初乳供1~3日龄用，过渡乳供4~30日龄用，常规乳供31~180日龄用；2)将人工免疫物质IgA、IgM、IgG加入初乳中，使初生兽从消化道获取之，为初生兽提供了获取免疫物质的途径；3)制定了全人工哺育大熊猫初生兽不同发育时期生活环境的温度和湿度控制指数；4)设计制造出哺育大熊猫初生兽的专用乳头和乳瓶，制定了一整套饲喂、排便等哺育及护理技术[12]。科学院动物所汪松教授代表鉴定委员会对该研究成果的评价是：“研究成果属国内外首创，世界领先，是继1963年大熊猫首次本交繁殖成功和1978年首次人工授精·繁殖成功后的又一创举，对拯救大熊猫这个濒危物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很高的科学价值”[12]，是我国乃至世界“全人工哺育大熊猫初生兽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2个部门的合作进一步推动了科研进程：1980年北京动物园启动全人工哺育大熊猫初生幼仔的课题，在1983年成立的北京动物园大熊猫课题组的持续研究下，经历12年，于1992年首次育活一只未吃母乳的初生幼仔；卧龙中心分别于1992、1993年从野外救回一只4月龄、一只5日龄的大熊猫，应用全人工哺育大熊猫初生幼仔技术，分别育活[12]。

7.2.2 中央领导的支持 

大熊猫出国展览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遇到2次危机：一次是1987年国家领导人批示，组织大熊猫出国展览交由各地动物园自行办理，不再允许由林业部的中国野生动物协会和建设部的中国动物园协会负责，通过建设部的及时汇报与积极争取，最终继续执行国务院1984年的文件，由上述2个协会继续负责；第二次是当时的林业部、建设部、外交部同时收到了总理、副总理不再进行大熊猫出国合作项目的批示，最终通过建设部的努力，使时任总理和副总理改变了初衷，继续支持大熊猫开展国际合作，协会重获组织大熊猫出国展览的权利。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大熊猫遗传多样性保护的国际合作项目，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

■7.3 正面宣传——消除国际舆论的不公正指责 

1988年中国动物园协会理事年会上，通过了《大熊猫出国展览的规定》，证明协会组织的大熊猫展览活动不会影响大熊猫繁殖，更不可能涉及大熊猫野外种群的捕获，英文文件同时发送给相关国际动物保护组织做正面宣传。《大熊猫出国展览的规定》中提道：“提供展览的大熊猫应是6岁以下、18岁以上；是完全失去繁殖能力或完成当年配种，不影响未来繁殖任务的雄性大熊猫。”这一条规定就足以驳斥不公正制裁给出的“理由”。 

面对制裁，协会重新研究大熊猫出国合作协议，以规避制裁提出的“条件”。经过几年的磋商，最终与国外友好组织签署了大熊猫开展长期繁殖合作研究的协议，规避了与国际组织发生正面争论的风险。 

1992年，协会加快了与日本和歌山白滨野生动物园磋商大熊猫长期繁殖合作研究协议的步伐。同年，经过多方努力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合作许诺，随后，我国国务院批准了大熊猫赴日本和歌山开展长期繁殖合作研究的项目。1993年，笔者邀请日本池田动物园池田隆正先生出席了成都国际大熊猫保护学术研讨会，池田隆正先生在会上为中国的大熊猫保护事业强势发声，直接反驳美国Dever Kleiman博士在会上对我国继续做出大熊猫出国展览制裁的发言，支持与中国大熊猫开展的长期合作研究，带领国际参会者在会议上形成主流声音。1994年池田隆正先生就任日本动物园水族馆协会会长后，在他的支持下，最终于1994年得到了瑞士CITES总部的同意，成功得到了日本大熊猫进口许可证，大熊猫成功运抵日本和歌山野生动物园，自此开始了为期10年的长期合作研究。协会与日本合作的成功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仅为拯救人工饲养下的大熊猫计划获得了10年的资金保证，也使国内外反对大熊猫展览的错误舆论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欧美国家纷纷向我国提出大熊猫长期合作进行繁殖研究的申请，到此，制裁的时代结束了。

结   语

人工饲养下的大熊猫种群在中国得以被拯救，让人类在21世纪的动物园里仍然能够看到活着的大熊猫，这不仅是中国也是全世界人民的福祉。中国动物园协会成立后，通过建立濒危物种人工饲养下自我维持的种群，减少了动物园从野外捕获野生动物的需求，使濒危物种移地保护的理念得以推行。1995年以前，协会还分别建设了黑叶猴、扭角羚、丹顶鹤和华南虎等繁殖基地，证实了动物园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移地基地理念。保护大熊猫种群的成功，让动物园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同时提高了动物园科研队伍的技术水平。 

人工饲养下的大熊猫种群被拯救，其成果促进了野外大熊猫的就地保护，正如《大熊猫生物学、兽医学与管理》一书中提道：“有趣的是，那些为圈养大熊猫繁殖所做的努力同时也推进了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1963年只有3个大熊猫保护区，1989年发展到13个，到今天已经超过40个了。[2]”自1985年协会成立后，制定并逐步完善了大熊猫圈养的拯救计划，至今，成都基地大熊猫数量已达到216只，颠覆了中外专家认为2000年大熊猫将在动物园灭绝的悲观观点。 

拯救人工饲养下的大熊猫种群历尽艰辛，其成就举世瞩目。正如保护国际主席罗素·A·米特梅尔给《大熊猫生物学、兽医学与管理》一书写的前言：“生物多样性保护是项艰难而复杂的工程。或许没有一个物种能比大熊猫这一星球上备受瞩目又少得可怜的动物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挑战。……中国大熊猫的繁殖保护工作像个神话。中国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从无到有，在建立一个大熊猫健康种群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不仅仅是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资源，同时也是防止该物种灭绝的有效保证。大量的前期工作是由中国人独立完成的。[13]” 

未来，我国所有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都应像大熊猫一样，建立起人工自我繁殖的野生动物种群，保护其物种及遗传多样性，减少对野外野生动物的捕捉，支持野外野生动物的就地保护，从而真正保护我国的生物多样性。大熊猫保护的远期目标是建设没有人为干扰的新的大熊猫栖息地，最终实现“大熊猫进，人类退”的理念。

参考文献：

校核：付彦荣

审核：贾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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