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泽慧：童心不羁，不负科学与祖国学术资讯

◎核芯报道工作室胡春玫

中科院的刘晓是少数采访过中国核物理、高能物理与高能天体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何泽慧本人的人。何泽慧生前一向不愿意接受公开报道。在那段与何泽慧难忘的接触时光里，刘晓看到的是一位普通老太太——简单的发髻、朴素的着装，还有其异常简朴的生活，衣服袖口都磨烂了，就连喝过的牛奶袋也不丢掉，整齐地码放好。与此同时刘晓心中又填满了一位大科学家的传奇历程：发现世界首例四分裂，轰动世界；与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创始人钱三强创建我国首个原子学研究机构；向世界宣布见过“拉贝日记”和他保存的照片，捍卫民族尊严；从未觉得巾帼逊于须眉，始终争取、呼吁男女平等……

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中，何泽慧历经波峰波谷，但却始终痴迷科学。她认真工作，朴素生活。她性格倔强、率真，有人说她是那个“看不见皇帝新衣的小孩子”，有“永远的童心”“童趣”……

— 她排名第一，钱三强第二 —

1931年，何泽慧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

那个年代，女性读大学已实属不易，能考取名校物理专业的更是凤毛麟角。这源于她出身名门，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1914年3月5日，何泽慧出生于苏州市十全街的“两渡书屋”。可以说，她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其父母家族都是世代官宦望族。父亲何澄曾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是早期同盟会会员，如今著名的苏州网师园便曾是她家私宅；母亲王季山是物理学翻译家，外祖母王谢长达是清末妇女运动领袖，深受“科学治国”思想的影响，1906年创办了著名的“振华女校”，何泽慧的小学、中学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殷实的家境、开明的思想让何泽慧和那个年代绝大多数女性命运不同，她成长为一个多才多艺的“苏南才女”。

但何泽慧在清华大学的学习并不愉快。一踏进校门，迎面而来的是一盆冷水。那年，物理系一共招收28名学生，其中有10位女生。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教授们认为，女生学习物理难以学有所成，于是劝说她们转系。这可气坏了自幼在男女平等家庭文化熏陶下成长的何泽慧，她据理力争：为什么在考试成绩之外，设立性别条件？何泽慧显示出性格里倔强的一面：“你越不让我来，我越要来；你们不让我念，我偏念！”最后，系里只好妥协，同意女生试读一学期，但成绩不行的话一定要转走。

那时，国内大学宽进严出，清华的课业尤为繁重。四年的学习中，不断有人退出物理专业，何泽慧不仅没有转系，而且还以论文全班最高分的优异成绩毕业。排名第二的则是她未来的“科学伴侣”钱三强。

— “南京兵工署不要我，我去找德国专家去” —

毕业找工作时，女性身份让何泽慧再一次受挫。当时全国抗日热潮高涨，何泽慧之所以报考清华物理系，一方面出于兴趣，更多的是想要科学救国。当时的南京兵工署是学习物理专业的学子们抗日救国的首选。教授们积极推荐男生，却未理会成绩更加优异的何泽慧。于是，何泽慧决定留学德国。二战爆发前，中国与德国在军事上有一定合作。留学德国，一来费用较省，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德国的兵工技术和理工科教育在全世界首屈一指。何泽慧还得知，柏林高等工业学院技术物理系主任，德国弹道学权威、军事专家克兰茨曾经到南京兵工署当过顾问。她决定：“兵工署不要我，我自己去找德国军事专家去！”

一次，在清华大学山西籍同学聚会上，何泽慧偶然得知山西省政府的一项规定，凡国立大学毕业的山西籍学生出国留学，可以获得3年3000大洋的资助。何泽慧虽然出生在苏州，但祖籍是山西省，于是她立即去山西办理出国留学手续。也从此，她对山西家乡父老始终念念不忘。

1936年9月3日，何泽慧乘火车到德国。这个梳着两个小辫子的清秀女孩，毫不怯阵，径直找到克兰茨，申请进入技术物理系，学习实验弹道学。

柏林高等工业学院技术物理系，与德国的军事工业有着密切关系，一般不接受外国人在那里学习。尤其是克兰茨从事的弹道学研究，属于军事敏感领域，保密程度很高。起初克兰茨不同意，何泽慧对他说：“你可以到我们中国来当我们兵工署的顾问，帮我们打日本侵略者，我为了打日本侵略者到这里学习这个专业，你为什么不收我呢？”最终，克兰茨被何泽慧所打动，破例接收了她。这是该校技术物理系第一次收外国学生，也是弹道专业第一次收女学生。

1946年，钱三强与何泽慧在巴黎居里实验室的云雾室设备上做“三分裂”实验

— 不超过25个字的求婚信 —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德国边境封锁，无法与外界交流。拿到工程博士学位的何泽慧被迫滞留德国，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为了维持生计，何泽慧在老师的推荐下，进入西门子公司工作。正是在西门子的经历训练了她在仪器制造方面的技能，回国后她围绕反应堆和加速器研制了不少科学仪器。

这期间，她多次尝试与家人联系未果，万般无奈之下，她想到了在法国的清华同班同学钱三强。当年，被同学称作天生一对的他们，毕业后各自选择了自己的求学道路。何泽慧来到德国，钱三强考到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跟随小居里夫人学习镭学。1943年，德法恢复通邮，但规定通信不得超过25个单词。何泽慧立即给钱三强写信，希望帮她向家人转达平安消息。也正是这次联系，成为何泽慧与钱三强姻缘的开端。

钱三强曾在回忆中说：“这位来自江南园林之城苏州的女同学，朴素文静，秀外慧中，曾经给我很好的印象。”但大学四年俩人都以学业为重，从未谈过感情问题。

随着战争的扩大，滞留德国的何泽慧感受到研究核物理的重要性，于是转而从事原子核物理实验研究。因为与钱三强的研究工作非常相近，俩人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关系也日益加深。

1945年，32岁的钱三强终于鼓起勇气，向远在德国的何泽慧发出了25个字之内的求婚信：“经过长期通信，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请求，如能同意，请回信。”不久后，何泽慧回信：“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后一同回国。”

1946年春天，何泽慧辞掉了德国的工作，离开学习工作了9年的德国，奔向了她的爱情。

4月8日，何泽慧与钱三强在巴黎的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注册结婚，并在当晚举办婚礼。极少参加社交活动的约里奥-居里夫妇出席婚礼，并送上了美好祝福。

— “自己动手解决问题，没什么能难倒我” —

1950年，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几乎一片空白，回国后的何泽慧与钱三强一起承担起筹建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重任。钱三强任副所长，何泽慧是研究专员。由于当时资金短缺，为了置办实验仪器，二人常常大街小巷跑旧货摊淘元件，自己动手制作仪器。

何泽慧曾说：“那时候什么仪器也没有，连一个钳子都要现买。我觉得倒挺有趣的，自己动手来解决问题，觉得好像也没什么能难倒我的。”“我们早知道国内的情形，回来并不是来享受的，而是来吃苦的。”

1959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了所有专家。面对这种局面，我国决定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研制的研究人员由钱三强推荐。由于种种原因，何泽慧没能进入核武器研究的第一线。

但这并未影响她为原子能事业贡献力量的热忱。她深入开展基础研究，训练人才队伍，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点火中子源，之后，又重测了对于选择氢弹技术路线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数据。

彭桓武曾回忆：“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资料里有一个数据，我们觉得不大可靠，就让重测这个数据。平常的物理实验做一个要两三年，而我们搞氢弹剩下的时间只有一两年了，所以这个实验要求几个月做出来。何泽慧带领团队白天晚上做，几个月做出来了，证明原来的数据不对。这让核武器研究没有走弯路，没有走错误方向，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 “那是浪费时间，我才不去呢” —

钱三强的秘书葛全能曾评价何泽慧是一位“忌俗”的科学家。他在接触何泽慧的30余年里，从未见过何先生参加过任何“应酬”。凡遇到这类邀约，她便说：“那是浪费时间，我才不去呢。”

而何泽慧的自我评价是，“经常做不合时宜的事”、“讲不中听的话”。

何泽慧一直从中国的科研实际出发，主张少花钱、多办事，反对过分追求“人员经费越多越好，设备越大越好”。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焕乔曾在何泽慧领导下开展工作，他回忆说：“何先生总是鼓励我们年轻人要勇于进取和创新，不要迷信外国人，走自己的路，要在现实条件不足的情况下想办法做出高水平的工作。”

正是在她的培养下，一批年轻人很快成长起来，成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骨干，张焕乔、黄胜年、丁大钊等都成为了院士。

1946年11月23日，显示铀四分裂的胶片上，有钱三强何泽慧题字“献给我们的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

— 大家都根据她敲的钟声来对表 —

那时，何泽慧的工作地点在北京房山，家住在中关村，每周回一次家。

其二女儿钱民协和小儿子钱思进回忆，由于何泽慧与钱三强工作繁忙，孩子们只能由保姆照顾。后来，她们被送到北京西郊的六一幼儿园寄宿，每两周回一次家。钱三强和何泽慧都出国的时候，就把他们托付到同事家。大女儿钱祖玄记得自己住过刘杰家一次，还住过赵忠尧家一次。

平时上班时，何泽慧每天通过电话关心孩子们的学习情况。钱民协记得：“尤其是数学、几何，哪道题不会做，我就告诉她，把题念过去，过一会儿她再打电话来，告诉我怎么做。”

在子女们的记忆里，周末就是他们一家人团聚的快乐时光。钱祖玄说：“妈妈很会做菜。平时我们在学校吃饭，他们在单位食堂吃饭。礼拜天，爸爸和妈妈常常坐公交车一起去买菜。回家后，妈妈会做苏州的各种鱼，也很会做蛋饺。爸爸做浙江菜，像‘腌笃鲜’，就是把腌肉、鲜肉放在一起，再加上竹笋一起炖，可好吃了。”

而让子女们印象最为深刻，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一生的，则是何泽慧性格中两个特点，一是做事认真仔细，二是一生勤俭。

钱思进说：“妈妈无论做什么事都非常认真，而且认准的事情就一做到底。”“文革时期，父母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因为妈妈身体不好，被分配去敲钟。即使是敲钟，她也像在实验室测算数据一样，一丝不苟，分秒不差，当时大家都根据她的钟声来对表。”

“我妈这一辈子不讲吃、不讲穿、不讲住，从来不计较什么条件。”钱民协说，“她一直爱讲‘修旧利废’，从来不随便丢弃可用的物品。家里的冰箱用了二三十年，出了问题就自己修。藤椅、木椅上都能见到妈妈自己修理的痕迹。”

“她的手非常巧。一次，我吃完糖葫芦，刚要把棍儿扔掉，妈妈连忙说，别扔。她拿过棍儿洗干净，用刀加工后，在火上烤烤，在棍儿的头上挖出个小勺，很快，两把精巧的掏耳勺就做成了。她还会用旧牙刷柄自刻印章，用剩余的皮料自制钱包，爸爸一直都是用妈妈做的钱包。”

— 一边挡驾，一边照顾 —

繁忙的工作，让何泽慧和钱三强多年来聚少离多。直到1984年，何泽慧卸任高能物理所副所长职务，和同时卸任的钱三强终于有了充足的时间含饴弄孙。1992年，钱三强因心力衰竭住院治疗。在他住院的日子里，何泽慧就拿着板凳坐在病房外，一边挡驾，一边照顾。

钱三强去世以后，何泽慧一直住在中关村的老房子里。组织上多次提出给她调房，但都被她婉言谢绝。在钱三强去世的20多年里，何泽慧家里的布局依然和当年一样，无论是卧室还是书房，都尽可能地保持着钱三强生前的样子。写字台的抽屉里，还都保存着钱三强的东西，包括他用过的钱包、证件、电话号码本、代表证、文具、眼镜都一直留在那里。或许，在何泽慧心里，钱三强一直都没有离开。

— 90高龄有童趣 —

“春光明媚日初起，背着书包上班去。尊询大娘年几许，九十高龄有童趣。”这是2004年何泽慧90大寿时她的老同学、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为她写的诗。

何泽慧一生痴迷科学，无论是在逆境还是晚年，都不曾放弃对于科学的追寻。

文革时期，何泽慧下放到干校劳动。她曾记录下她的所见所感：“我们所处的‘高庄’，无高楼大厦，无树无木，晚上满天星星……这不就是一个大实验室嘛！”于是，何泽慧和钱三强自制观测设备看彗星。

粒子天体物理中心研究员宋黎明回忆：“这个观星设备，由一个自己做的三脚架和一个初中老师上课用的量角器组成，他们还画了草图。何先生还向我介绍了如何确定观测维度、观测时间，如何确定彗星的方向，如何进行数据处理，最后是他们的数据跟天文学年历的比较。”

晚年的何泽慧坚持去高能物理研究所上班，直到92岁，一日不落。中关村有一个班车，她就每天乘坐班车去工作。所里准备给她配一辆车，但她不接受特殊待遇，要求和年轻人乘一样的交通工具。她82岁那年，去云南出席宇宙线会议，在从昆明转往大理时，她坚持和大家一起坐夜间长途卧铺汽车。

2011年6月20日，何泽慧安详离世，享年97岁。

欧洲核子中心的《快报》期刊在2011年度最后一期刊登了长篇纪念文章，称很多女物理学家怀有抱负，只是没有人再像居里夫人那样获得世界声誉，从而较少为人所知，何泽慧就是其中之一。她热爱她的祖国和科学，并成为两者的象征。

这是国际同行对何泽慧一生贡献和品质的总结。

（本文部分素材取自中科院刘晓写的《卷舒开合任天真》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