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国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正在加紧编制中,迫切需要新时代规划理论与方法的指导和域外经验的借鉴。梁鹤年教授曾任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院长,其研究领域包括国土空间规划与中西文化比较等,庄少勤副部长曾高度评价“梁先生不仅是位融汇东西的规划思想者,也是位知行合一的规划实践者”。按照部领导有关加强理论研究的要求,经学会领导研究,并通过与梁鹤年先生本人沟通,特在中国土地学会平台开设“梁鹤年的思维”专栏,陆续推出梁鹤年系列规划学术成果,以资借鉴,敬请关注。
有人会说,共存跟权宜无大分别。在我们上期的例子中,家长接受“孩子或要走得远些”是因为不接受就找不到好学校;学校接受“家长关心孩子走路上学的距离和安全”是因为不接受就收不到好学生。工人接受“通勤可能偏远”是因为不接受就找不到好工作;工厂接受“工人通勤时间有其极限”是因为不接受工人会迟到早退。商场接受“顾客的购物路程是有限的”是因为否则顾客会跑去别的商场;顾客接受商场会“超过他的理想距离”是因为否则就买不到好的东西。这些观察都是对的,权宜意识和共存意识的确会产生类似的结果。但由于它们实在是两种不同的意识,所以也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结果类似是偶然,不是必然。
权宜来自“害怕”“不敢”:家长害怕找不到好学校,学校害怕找不到好学生;工人害怕找不到好工作,工厂害怕留不住好工人;商场害怕顾客跑到别处,顾客害怕买不到好东西。这些都是“罚”,因为怕罚,所以权宜。可以说,权宜意识使人不敢欺人(包括欺侮和欺骗),因害怕欺人会招罚。但是,如果欺人不招罚(因为欺人者有权势)或如果欺人能避罚(因为欺人者有权谋),那就不用害怕,无需权宜,公然欺人了。因此,权宜的结果是无常的,全看权势的分配;权宜的社会是不和的,全是勾心斗角。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能撇开共存,只留利己,美名为效率,如果由此而引出强烈的不和就权宜处理。这是种治标的文明,难以持续,因为它带来了社会撕裂。在西方,应运而生的是“为民请命式的规划“,其实是以维权之名去争权,并未有治本。以夺权去平衡不公只会增加了社会的怨气、戾气。
共存是出于“接受”“不想”:家长接受校方选址有其教育运作的考虑,校方接受家长关心孩子走路上学的距离;工人接受工厂选址会有其生产运作的考虑,工厂接受工人通勤时间有其极限;商场接受顾客的购物路程是有限的,顾客接受商场选址有其商业运营的考虑。互相接受、尊重使大家都不想欺人,因为知道欺人就是破坏群体,危害自己。人类结社的目的是为了生活得更美好,因为人是理性的群体动物,知道个人幸福与整体幸福不会此消彼长(群体活得不好,个人也不会活得很好),只会相得益彰(群体活得好,个人也一定活得好)。因此,共存意识使人不想欺人,因为欺人是不理性,这跟权宜截然不同。
可惜,现代西方文明的“开明”“进步”意识抹杀了人类几千年的集体记忆,混淆了先哲探索所得的事物真相。现今的制度、文化扭曲了人的理性,把客观和有度的自存扭曲为主观和无度的利己;把客观和有度的共存扭曲为高不可攀、不切实际的利他。这套文化制造出一个不和、不公、无效率和不可持续的利己世界。发扬自存与共存平衡的意识才是条生路。
梁鹤年,(Hok-Lin Leung),加拿大籍华人。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院长、教授。(2009年荣誉退休)。曾就读于香港大学(建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城市规划)、英国剑桥大学(土地经济)和英国雷丁大学(土地发展与管理)。研究范围包括土地与城市规划、基础设施规划、政策分析方法、西方文化基因。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在加拿大担任联邦财务部顾问,并创办“国家不动产高级官员论坛”、“企业地产高级研修班”,及亚太区驻加拿大大使的“大使论坛”。2003年入选《加拿大名人录》。1986年开始回国讲学,并任我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住建部、自然资源部高级顾问和专家组成员。除城市规划外,在科技、经济、金融、贸易、文化等方面出版了大量的专著与论文。2002年由中国国务院授予外国专家最高奖——“国家友谊奖”。
(本文编辑:曾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