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锐评 || 未完之事、未尽之思：新奥林匹克格言的批判性阐释

王润斌，男，1981年生，河南信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奥林匹克运动等领域的研究。兼任教育部全国中小学奥林匹克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社会科学分会委员、多家SSCI/CSSCI刊物审稿专家或编委、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等多所院校客座教授或讲座教授。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中国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项目等10余项；第一/通信作者在CSSCI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3篇；出版学术专（译）著6部；研究成果获省部级科研奖励4项。入选“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支持计划”、获得“福建省青年五四奖章”等。

2021年7月20日，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表决通过了奥林匹克格言的修订案，新的奥林匹克格言被表述为“Faster, Higher, Stronger - Together（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国际奥委会还为新格言提供了拉丁语版本“Citius, Altius, Fortius–Communiter”和法语版本“Plus vite, Plus haut, Plus fort–Ensemble”。新格言一经发布，引起了广泛关注。现有的媒体报道与学者评论几乎都是一边倒的褒扬与赞誉，有的将新格言视为“奥林匹克精神的升华（腾讯网、新京报）”，有的将其视为“隧道尽头的那道光（光明网）”，有学者认为：“更团结”写进奥林匹克格言，表明奥林匹克运动成为一个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开放性世界文化体系，运动场成为了一个文化场域，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人类身体运动行为中“文化重叠共识”的意义。无论是新加入“团结”二字的意义阐释、抑或新格言本身作为文化符号的象征性，看起来无可争议、改起来无可厚非，然而，如果溯源奥林匹克格言的历史、剖析国际奥委会治理思想的逻辑、直面当前奥林匹克运动的困境、研判国际奥委会改革的大势，不难发现：新格言的提出更像一次“政治正确”的标语革新，而不是挽救奥林匹克命运的灵丹妙药。

疑问：为何要改奥林匹克格言？

1891年3月7日，顾拜旦作为法国体育协会联合会（USFSA）的秘书长，参加了巴黎阿尔伯图斯·马格纳斯学院的首届运动会，学院院长亨利·迪东神父在面向学生的演讲中提出了拉丁语的词组“Citius–Altius–Fortius（更快、更高、更强）”，顾拜旦深受感染，认为这个格言与自己的教育思想和复兴奥运会的理念不谋而合，从而将其改造为奥林匹克格言，沿用至今。这个延续百余年的格言被巴赫主席提议更改，最直观的原因在于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新冠肺炎疫情时，国际奥委会必须直面挑战，做出回应：“当前，我们更加需要团结一致，这不仅是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更是为了应对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当今世界彼此依靠，单靠个体已经无法解决这些挑战。因此，我发起提议，为了实现更快、更高、更强，我们需要在一起共同应对，我们需要更团结。”就此角度而言，修改格言无疑是功利性的表达，即为了解决现实性的问题，需要从理念上给以更新，从而确立改革的方向与原则。《新京报》的专栏作家牛东平甚至认为“因种种现实的逼近，‘更快更高更强’有点不够用了。”

除了应对危机的直观显性解释外，不能忽略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国际奥委会治理理念与方式的变化。2014年，国际奥委会充分认识到奥林匹克运动面临的内外挑战，审时度势地提出了“Change or to be Changed”的命题，继新世纪萨马兰奇时代的改革后，再一次吹响了改革的号角，《奥林匹克2020议程》应运而生。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国际奥委会多次强调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团结一致、共克时艰的重要性与必要性。2021年巴赫连任主席后，随即提出了修改奥林匹克格言的动议，并且将“团结”视为奥林匹克运动迎来的五大趋势之一，写进了《奥林匹克2020+5议程》。从巴赫主席提出倡议到最终全会通过修订案，充分体现了国际奥委会对内外部资源的统摄能力与对不同利益集团的平衡能力，国际奥委会试图营造“同一种声音（One voice）”的组织文化情境。国际奥委会资历最老的委员庞德一度质疑IOC的种种决定，然而近期就东京奥运会延期举办的种种言论，却言辞温和、犀利尽失。我们不得不感叹国际奥委会化解不同政见的“高超艺术”与消弭不同声音的“坚决态度”。奥林匹克格言的修改，进一步体现了国际奥委会的话语权与统治力。

诘问：新奥林匹克格言改对了吗？

如果孤立地看“团结”二字的意义，几乎没有犯错误的可能。毕竟，“团结”是一个普世主义的哲学理念、是一个经世致用的政治话语、也是一个万金油式的社会常识。放在新冠疫情导致社会分裂的当今世界，团结更有其可贵之处。笔者注意到，在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上，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做了主旨发言，赞同了奥林匹克格言的修改，并且以应对新冠疫情为例，提出了政府、公司、NGO及各国人民团结的重要性。然而，“团结”自身的内涵与价值不能与新格言的合法性、合理性划等号，如果按照这个简单的线性逻辑，我们可以找出一堆政治正确的话语塞进格言。但是这种叠床架屋式的话语建构方式无助于理解奥林匹克格言的内涵与价值。笔者认为，就话语生成与意义涵括的角度而言，新奥林匹克格言的修改是值得商榷的，理由如下：

第一，就词语指向而言，“更团结”与“更快、更高、更强”指向的主体存在较大差异。后者的主体属于运动员，而不是别的利益团体。迪东神父当年演讲面对的对象是学生，顾拜旦在1931年的一篇论述奥林匹克格言的文章中指出“这一响亮的呼吁呼应了所有国家的年轻人”。然而，新格言中的“团结”所指向的主体却存在泛化的趋势，表达了整合多方利益群体的思路，与原有的对象大相径庭。

第二，就词语内涵而言，无论是“团结”或者是“更团结”，都与原有的奥林匹克格言不属于同一个话语体系。“更快、更高、更强”一方面鼓励运动员在奥林匹克运动场上追求更好成绩，另一方面，更加注重运动员在道德水准、意志品质、人格养成方面追求卓越，这也是顾拜旦提出来的身心和谐理念的直观表达，同时与奥林匹克名言“参与比取胜更重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然而，“更团结”破坏了原有的内涵表述，有狗尾续貂之嫌。如卫京伟所言：“对于有分裂迹象的事物来说，团结当然不失为一个方向，但对于一个超越的理想来说，哪怕地球上60亿人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这团结起来的一个整体所要完成的共同目标是什么恐怕才是更重要的。”

第三，就词语形式而言，“Together”与“Faster, Higher, Stronger”不属于同一个表达逻辑。任慧涛认为，不能因为词语加了“er”，就有比较级的意思。尽管巴赫一再强调“Together”就是“Solidarity”，但是“Together”本身并不具备比较级的词语形式，这种翻译过于生硬，以形式上的统一牺牲了内涵的差异性。吊诡的是，巴赫主席于今年3月份连任主席后提出修改格言的新闻报道中，国内媒体将“Together”翻译为“在一起”，这次全会修改提案，又统一翻译为“更团结”。

第四，就词语定位而言，“团结”可以置于奥林匹克思想体系中更合适的位置。国际奥委会在整合混乱的价值观过程中，提炼出了“卓越、友谊、尊重”的奥林匹克价值观，并且发展出一套组织愿景体系。从中可以找到“团结”的位置，也就是说，如果作为国际奥委会的工作原则，“团结”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将其放到奥林匹克格言中，无形中就打乱了原有的价值序列，破坏了话语生态。

追问：奥林匹克格言修改之后怎么办？

可以预见，第138次全会通过了格言修订案之后，《奥林匹克宪章》随即会修改相关表述，新奥林匹克格言就具有了一定的“法律效力”。既然新奥林匹克格言的形成已成定局，那么是否意味着对新格言的批判失去了意义？是否意味着奥林匹克格言指向的问题就解决了？想必答案是否定的。笔者十分欣赏卫京伟在批判罗格曾经提出新格言“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时的犀利与直接，也同意他提出的知识分子思想独立性的观点。同理，对新奥林匹克格言的反思和质疑也可以促使人们理解奥林匹克格言形成中的时代动因、明晰奥林匹克格言发挥作用的效力与边界、思考国际奥委会思想体系变更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促使人们认识到奥林匹克运动改革的方向与着力点。

《奥林匹克2020议程》中提出要加强国际奥委会的倡导能力（advocacy capability），通过修改格言，无疑体现了这一点。然而，修改格言只是第一步，毕竟格言仍然属于奥林匹克思想体系层面，作为“过程哲学”的奥林匹克思想面临的重大诘难就是“碎片化”与“漂浮化”。因此，新奥林匹克格言修改之后，首要任务是真正将“团结”理念体现在改革实践进程中。就现有的复杂形势而言，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嫌隙和整个世界的分裂对这个理念形成了巨大挑战。在奥林匹克格言修改之后，《华盛顿邮报》第一时间捕捉到东京2020年奥运会赛场外的抗议与游行，也注意到了东京2020年奥运会主办方的种种窘境，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团结”并非易事。在第13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还选举产生了2032年奥运会的主办地，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成为新遴选规则下的首个受益者。“奥运会申办没有输家，但是赢家只有一个”，曾经抱有侥幸心理的德国莱茵-鲁尔地区、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印度的新德里最终铩羽而归，不少城市质疑国际奥委会遴选程序的不公平、不透明，这是不是也能折射“团结”二字的困境呢？

此外，除了将团结理念落地外，国际奥委会还有更加紧迫的任务，这些任务体现在《奥林匹克2020+5议程》中的五大趋势之中：一是，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需要更大的团结；二是，数字化的增长与当前数字化服务不足的矛盾；三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四是，组织和机构对公信力需求的不断提升；五是，疫情所造成的财务和经济后果，及其对政府和企业决策的影响。五大趋势召唤奥林匹克运动进一步改革，修改奥林匹克格言最多算作实现“团结”改革任务的动员令，而其他趋势或者说挑战样样棘手。在全球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日本国内反对声音持续高涨的情形下，国际奥委会依然坚持举办奥运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极大的健康危机风险、财务压力风险，甚至是赛事可持续风险、品牌受损风险。就此角度而言，修改奥林匹克格言本不应该成为国际奥委会改革的优先事项，国际奥委会可以将更多精力放在应对棘手的东京2020年奥运会举办上、放在后疫情时期的奥林匹克运动改革上。

结语：顾拜旦真的微笑了吗？

作为久负盛名的国际体育非政府组织，国际奥委会的改革受到领导人任期制度、“奇理斯玛”式的领袖权威的巨大影响。可以明晰地发现，国际奥委会对改革程序的布置、对奥运会重大事项的安排、对未来领导人的布局无比“精妙”：《奥林匹克2020+5议程》到2025年告一段落、提前选好了2032年奥运会主办地（按照之前惯例、应该提前7年产生主办城市）、小萨马兰奇大有接替当选主席的可能.....这一切都在2025年国际奥委会主席换届时一步步完成。就此角度而言，奥林匹克格言的修改不过是国际奥委会治理方式和领导人治理理念的一次展演。Play the Game的记者曾经专门到德国查询并研读了巴赫主席的博士论文《预测对联邦法院法理学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Forecasts on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从中发现了一段有趣的话：“政治纠纷主要是关于对未来的正确评估。为了在这场争端中生存下来，并满足现代政治的要求，需要广泛的政治远见。政治家必须了解可能发生的可能性，同时也要为意想不到的事情做好准备。必须通过不断制定新的政治计划并不断更新它们来满足这些需求。”这种提前规划、统筹推进的思想不也体现在国际奥委会修改奥林匹克格言的举措之中吗？

2021年3月，在国际奥委会第137次全会上，巴赫第一时间提出了修订奥林匹克格言的建议，他开玩笑说：“在主席选举之后，我来到奥林匹克之家的花园，问（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拜旦（雕像）是否同意我这个修改建议。我可以告诉你，顾拜旦在花园里冲我微笑。”巴赫那一刻显得无比轻松与幽默，然而，在时代的剧变和改革的挑战面前，顾拜旦辛辛苦苦建造的圣殿、创立的思想、打造的仪式、传承的遗产能否经历新一轮风暴的洗礼，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笔者曾经翻译过约翰•贝尔、米特•克劳奇•克里斯滕森主编的《后奥林匹克主义？——21世纪体育批判》一书，其中的一位编者凯文•沃姆斯雷提出了“奥运会成为奥林匹克主义最大敌人”这一惊人论断，笔者当时百思不得其解，如今，正在发生的一桩桩奥运大事仿佛印证了这个观点。那时，恐怕顾拜旦在花园里发出的不是微笑，而是苦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