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丨“两弹一星”的历史伟业和宝贵精神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65周年。65年来，中国航天始终与时代同步，与祖国同行。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中国航天史，是每位航天人的必修课。在中国航天史上，“两弹一星”工程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中提到，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他们和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一起……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突破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刚进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但紧接着又进行了抗美援朝。在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后，为保卫祖国、争取维护和平的权力，负责国防工业建设的聂荣臻元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敏锐地意识到，在科技、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要想快速造出尖端武器，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就必须分清主次，集中力量，有所为有所不为。

1956年5月，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了聂荣臻提出的《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宣布了发展导弹武器的决定。1958年5月，国防部五院开启仿制苏联近程导弹P-2的任务，代号“1059”，P-2导弹射程590公里。1960年11月，“1059”导弹发射成功，后定名为“东风一号”。

▲ “1059”导弹发射

同年，中央军委确定了“两弹（导弹、原子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提出“埋头苦干、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奋勇前进”发展国防科学技术特别是尖端技术的要求，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在仿制P-2导弹的同时，国防部五院一分院提出研制射程为1500公里~2000公里的中程导弹计划。“1059”导弹发射成功后，是继续研制中程导弹，还是先在“1059”的基础上改进设计，研制一个1000公里左右的中近程导弹，需要作出战略抉择。

针对这种情况，聂荣臻明确了中近程导弹研制的指导思想：充分利用“1059”的仿制成果，尽快研制出一个射程达1000公里的导弹，同时积累自主设计的经验。

1964年6月，修改设计后的中近程导弹在酒泉基地再次发射，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我国自此有了自己的战略导弹——“东风二号”。

▲ 东风二号导弹发射

1964年9月，在我国原子弹试验前夕，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决定成立由钱学森领导的“两弹结合”方案论证小组。同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于新疆罗布泊试爆成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尽快实现“两弹结合”，研制导弹核武器。

1966年10月，我国用自行设计研制的地地导弹东风二号甲，将核弹头从巴丹吉林沙漠投送到了新疆的罗布泊，核弹头在靶标上空精确爆炸。“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结束了中国核武器“有弹无枪”的局面，也为中国的航天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 “两弹结合”试验圆满成功

早在事业的起步期，中央便确定我国的国防尖端科技发展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从1955年到1958年，中苏两国政府先后签订了6个有关协定，由苏联对中国提供技术援助，我国把仿制作为“爬楼梯”的第一步，在仿制中把技术吃透，为转入自行设计创造条件。

但是，从一开始，苏联的援助就是有条件和有限度的。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和恶化，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毁约断援，8月撤走全部专家、带走全部资料，进入冲刺阶段的导弹仿制工作遭遇极大困难。

对此，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尖端不能放松，更不能下马。”逼上梁山的航天人依靠自己的力量，用不到3个月的时间成功发射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争气弹”标志着仿制阶段的彻底结束、自行设计阶段的正式开始。

▲ 1956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全国政协委员，将原本坐在第37桌的钱学森请到身边，交谈中，说了那句影响航天事业的话：“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在同旧的、衰亡着的东西斗争中生长起来的。”

1961年，党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为了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加强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中央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加强各有关方面对原子能工业建设的支援。”由此，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全国“一盘棋”，集中26个部委、20个省区市、1000多家单位的科技人员大力协同、集中攻关。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炸出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1966年10月27日，我国使用东风二号甲中近程导弹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导弹、原子弹结合实验，导弹非常精确地命中了目标。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揭开了中国进入外层空间的序幕。

▲ 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

导弹、原子弹、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这3项重大成果，就是准确意义上的“两弹一星”。以“两弹一星”为基础，我国又独立自主地研制成功了一系列液体、固体导弹，运载火箭，各类卫星、氢弹、中子弹等科技成果。

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成就伟大的事业。“两弹一星”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也是“两弹一星”工程的成果之一。它是从事航天、核工业广大干部、职工与解放军指战员在长期科研、生产、试验实践中创造、提炼出来的，其形成过程是军工文化和现代企业文化在我国兴起的典型表现。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是老一辈科学家放弃国外优渥的待遇毅然归国，无数研制者甘当无名英雄、默默奉献，为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科研事业孜孜以求的革命牺牲精神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两弹一星”研制者的坚强精神支柱。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广大研制者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原、在人迹罕至的深山峡谷、在极端恶劣的生活环境下，坚持开展科学试验，最终取得辉煌成就的自强不息的科学精神。这是“两弹一星”事业取得成功的立足基点。

“大力协同、勇于登攀”是在党的号召和带领之下，全国上下成千上万的科学技术人员、工程科技人员、后勤保障人员凝心聚力、群策群力，为“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和科研能力的进步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这是“两弹一星”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 国防部五院时期的航天人影像

从1956年10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到1970年4月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中国航天人用14年的艰苦实践，开创了中国进入太空活动的新纪元。此后，中国航天人世代相接，继承前志，将祖国的航天事业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当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形势和新任务更要求我们继承和发扬“两弹一星”精神，不断开创新时代国防科技工业和航天事业新局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一定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使之转化为不可限量的物质创造力”。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一个辉煌标志，也是新中国科技发展的一座历史丰碑，其中蕴含的宝贵经验和深刻启示值得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一是坚持战略思维，把握尖端科技事业发展的历史契机。

“两弹一星”工程是一项伟大的时代工程。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以当时的财力、物力和人才、技术基础，要发展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科技，绝非常人所能想象。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敏锐把握国际发展大势和国家战略全局，相继作出了研制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的重大决策。

“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防实力，广泛带动了国家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彻底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核垄断，一举改变了国家面貌和国人心态，牢固奠定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实践证明，尖端科技事业是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撑、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只有在重要历史关头，准确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和科技发展的潮流，及时作出关键性的正确抉择，才能始终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二是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始终实施坚强有力的组织指挥。

“两弹一星”工程是一项重大的国家工程。为确保研制成功，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实行集中的统一领导和组织指挥，于1962年成立了以周恩来同志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负责重大问题的研究决策和组织协调。几十年来，中央专委以其独特的组成方式、决策机制和决策成效，形成一种坚强有力、精干高效的中国特色决策管理模式。

实践证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组织指挥是“两弹一星”研制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只有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实施坚强有力的组织指挥，才能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一抓到底、务求必成。

三是坚持社会主义举国体制，形成万众一心的强大合力。

“两弹一星”工程规模宏大、系统复杂，为此全国组织实施了大规模协同会战，各系统各单位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合力，充分彰显出我国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政治优势。

今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强调：“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大自主创新工作力度，统筹谋划，再接再厉。”新型举国体制更加注重弘扬科学家精神，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更加注重激发各类主体的创新活力。

实践证明，中国航天事业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历史性突破，靠的就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中国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有限的条件下，聚集起强大的攻坚力量，增强科技创新活力，积极回应经济社会对航天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四是坚持自力更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两弹一星”工程是一项发奋图强的“争气”工程。尖端技术事关国家安全，如若不能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必将受制于人。面对西方的技术封锁和苏联的毁约撤援，党中央果断决定：下定决心、顶住压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出中国的“争气弹”。

实践证明，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永远是创建和发展尖端科技事业的重要基石。当然，强调自力更生并不是排斥对外合作交流，而是有重点、有选择地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以提高研制起点、缩短研制周期，做到独立自主而不闭关自守，自力更生而不盲目排外，对外开放而不失中国特色。

述往思来，向史而新。回顾“两弹一星”的历史伟业和宝贵精神，我们不难看出：党中央的英明决策、科技界的自主创新、各条战线的协同合作和系统工程的科学管理是科学事业和战略产业的制胜法宝。我们有理由相信：踏寻先辈足迹，永攀科技高峰，坚定航天报国志向，坚定航天强国信念，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新时代的航天人，必将让“两弹一星”精神绽放新光芒，必将不断谱写祖国航天事业新篇章！

今天，让我们向以“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为代表的“两弹一星”研制工作先进群体致敬！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果断地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经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

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两弹一星”元勋是投身“两弹一星”研制工作先进群体的杰出代表。（作者 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