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人科技事】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2015年1月9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自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给了一位耄耋老者，以国家最高礼仪向这位科技战线的前辈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作为我国自主培养的杰出核物理学家，于敏28年隐姓埋名，为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28年的隐姓埋名，于敏将中国科学家奉献的精神彰显得淋漓尽致。

这是此项殊荣在连续7年授予两名获奖者后，首次授予一名获奖者。他就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中国氢弹之父”于敏。这个名字曾鲜见于新闻媒体，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确实有些陌生。

于敏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2015年，于敏作为当年的最高科技奖唯一获得者，当选2014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当时，给于老的颁奖词这样写道：

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

科学精神，其实就是科学家们身上显现出来的精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我们需要也应该将这种精神发扬光大。向先辈致敬，向先辈学习，这是我们接过先辈们手中的大旗，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的必须之举。

于敏

于敏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科学家钱三强）

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科学家彭桓武）

于敏组织领导的小组率先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的完整物理方案。于敏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科学家朱光亚）

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

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于敏”条目）

谈到于敏在氢弹研制中的贡献，何祚庥以“足球队”做比喻。他说：“球队在场上踢球，起关键作用的人员往往是场外教练和举足射门的前锋，于敏正是这支足球队的教练兼前锋。关键时刻，临门一脚、应声入网的总是他。”

鲁迅先生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正是这些共和国脊梁们的牺牲奉献和砥柱中流，今天的中国人民才能健步走在康庄大道，今天的中华民族才能阔步迈向复兴征程。英雄的伟绩不应磨灭，英雄的名字应当谨记。我们绝不能忘记那段舍生取义、扎根戈壁的艰难岁月，更应该铭刻先辈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浴血荣光。

1982年，于敏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和1989年，各荣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5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2年，荣获光华奖特等奖；1994年，荣获中国杰出科学家奖；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926年8月16日，于敏出生在河北省宁河县（今天津市宁河区）。他的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

7岁时，于敏开始读书，在宁河县完成了小学阶段的学习之后，又在这里读了一段时间的中学。1941年，于敏进入天津木斋中学读高中，因成绩优异被推荐转学至耀华中学读高中三年级。此时，他遇到了两位恩师。

语文老师王守惠，在讲解古文和古诗词时，必会把每一篇作品置于一个大的时空中，将写作的背景、文学的渊源和价值以及作者的家事等讲得透彻明了。这种教学方法使于敏很受启发：思考和分析问题也应如此，将对象置于一个大的环境之中，用高屋建瓴的眼光去观察和分析。他也因此发现了自己为何会倾心于《三国演义》里的恢宏场面和宏大背景，诸葛亮的运筹帷握、决胜千里，正是源于其开阔的视野，以及善于把微观的事情放在宏观的大环境中进行分解和缕析。

另一位是数学老师赵伯炎，在讲课时喜欢讲授数学题的各种解法及不同解法的来由，要求学生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这种耳濡目染尽管只有一年，却使于敏受益终生，他由此逐渐养成了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善于从宏观角度处理微观问题，具有开阔视野和战略眼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

于敏意识到，他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纾困之路——内向好静思，不喜交际，喜欢动脑不喜欢动手，这样的自己适合学习科学。因此，当朗诵起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时，于敏想到，他的“吴钩”就是科学，他要用科学收取“关山五十州”。

从耀华中学高中毕业前，当小职员的父亲又失业了，家里无力供他继续求学。

幸好得人介绍，由天津启新洋灰公司资助继续完成学业，但条件是，必须投考公司所需的机电专业。

1944年，18岁的于敏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但他发现那里的老师并不喜欢刨根问底和追本溯源，难掩失落。更失落的是，强调动手能力的工科，并不适合“心灵手不巧”的他。沉静好思的性格使他更倾心于理科，他喜欢并选修了理论物理，两年后，他怀着对物理学的浓厚兴趣，婉言辞谢了洋灰公司的资助，靠着微薄的奖学金，转系到北京大学理学院物理系继续学习。那个年代，能够安放一张课桌的地方便是天堂，于敏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相继投下两颗原子弹，广岛和长崎上空腾起的巨大火球，令大学校园里的于敏热血沸腾。“科学救国”不再只是埋藏在心底的梦想，顷刻间转化为热血青年的实际行动。于敏决定转系，投身到奥妙的物理世界中去尽情遨游。他凭借着超强的记忆力和卓越的理解力，让整个北大理学院为之惊叹，时任理学院院长张宗燧无比欣慰地说：“我教学了一辈子，从未见过于敏这么好的学生！”

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同时，他还成功地考取了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任助教。在张宗燧、胡宁教授的指导下，于敏于1951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1950年5月19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即401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成立，吴有训任所长，钱三强任副所长。

虽然是刚成立的基础研究机构，但钱三强却大胆设想，要将近代物理研究所建设成世界一流的核物理研究所。1951年，由钱三强点将，25岁的于敏从北京大学调入401所，被分在彭桓武领导的原子核理论研究组，从“量子场论”转入“原子核理论”研究。

面对全新的研究领域，于敏心无旁骛、埋头其中，不久，便与同事们办起了原子核理论培训班，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代基础核理论科技人员。

1年后，于敏完成了自己学术生涯中的第一篇重要论文、也是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核子非正常磁矩研究》。他和杨立铭教授合著的《原子核理论讲义》成为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随后开展的重原子核壳结构理论、粒子能谱研究等均取得突破性成果，钱三强称赞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神州大地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但美国却自恃拥有核武器，肆无忌惮地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1952年底，美国成功爆炸世界上第一颗氢弹后，毛泽东主席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此时，新中国第一个原子核科学研究基地，已经聚集了邓稼先、彭桓武、于敏等中国核领域的顶尖人才，他们正夜以继日地奋战在科研攻关的第一线。短短数年间，他们就在原子核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1953年8月，苏联宣布氢弹试验成功；1957年5月，在美国帮助下，英国首次进行氢弹试验。中苏关系破裂后，美苏霸权主义成为悬在中国人头顶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整个世界笼罩在原子弹和氢弹的乌云之下。美国总统杜鲁门甚至赤裸裸地讲道：“绝不能让中国搞氢弹。”

事实上，在1960年底的时候，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人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已经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

1961年，钱三强把他叫到办公室，非常严肃地说：“经所里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想到美国总统杜鲁门对中国的威胁与侮辱，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他坚定地说道：“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掉，一定要全力以赴研制出氢弹来！”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直到1988年解密。

连他的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于敏没有出过国，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他是唯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7年零3个月，英国4年零3个月，法国8年零6个月，苏联4年零3个月，主要一个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当时中国的设备更无法可比，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4年中，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5年，于敏调入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9月，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计算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总结经验，带领科技人员又计算了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

10月下旬，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于敏向在上海出差的全体同志作了系列的“氢弹原理设想”的学术报告，引起了大家很大兴趣，普遍认为通过这个阶段的工作，研究者们抓紧时间试算了两个模型，得到很好的结果。

此后，于敏在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历任理论部副主任、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研究院副院长、院科技委副主任、院高级科学顾问等职。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空投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

试验成功的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他早已成竹在胸：“我这个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于敏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了中国核理论研究的开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1984年的12月，于敏和同事在新疆核试验基地进行一次实验。当时，大家压力都很大。一次讨论会上，一位同事吟诵起诸葛亮的《出师表》，“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于敏也来了兴致，一人一句地接下去，狭小的会议室安静得没有其他声响。

到后来，只听于敏一个人在吟诵：“夫难平者事也！……臣鞠躬尽率，死而已…….”那一刻，在座所有人无不以泪洗面。那次原理实验的圆满成功，为我国中子弹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6年初，邓稼先和于敏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核试验的建议。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中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88年，于敏与王淦昌、王大珩院土一起上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加速发展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中国高技术发展计划，使中国的惯性聚变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之后，于敏由于身体的原因逐渐退出研究领域，卸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转而以“顾问”的身份继续为中国的核物理事业提供宝贵的咨询和建议。

2015年2月11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登门看望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于敏，向他致以诚挚问候，向科技工作者致以新春祝福。于敏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高度评价党和国家推动科技创新的决策部署，表示要继续发挥好作用，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再作贡献。

2015年2月27日，于敏成为“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2015年4月，于敏获颁“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2015年10月13日，于敏被授予“全国敬业奉献模范”称号。2018年11月，入选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对象。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于敏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晚年的于敏，仍然时刻心系祖国的核武器事业发展，他以一首《抒怀》为题的七言律诗总结了自己沉默而又轰烈的一生：“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

2019年1月16日，于敏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

来源丨《中国科学家精神》丛书

编辑丨周游 郑柯

初审丨黄祥豪

终审丨韦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