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伍连德(1879—1960年),字星联,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17岁留英考试位列榜首而获奖学金,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医学。
1903年,他通过剑桥大学博士资格考试,荣归故里行医。1907年,他回到贫穷落后、动荡不安的中国,立志将自己的所学知识和报国热忱奉献给祖国。他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梁启超1924年这样评价他:“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1937年,伍连德返回马来西亚行医。1960年,伍连德于槟州家中病故,享年81岁。
他是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创始人,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奠基人。他建立了现代检疫制度。到现在我们都能从这个制度中不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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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清宣统二年冬月,历经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慈禧西逃、庚子赔款,大清国已是风雨飘摇,国运凋敝,民不聊生。此时东北又传来一个天大的噩讯——瘟疫?!黑死病?!鼠疫?!每天死数十人,自满洲里到哈尔滨,又至长春、奉天,沿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自北向南,席卷而来。时至岁末,瘟疫将随几十万返乡劳工而一举入关。
清外务部,俄、日发来大量照会,谴责当地治疫无能,侵害俄、日利益,提出派人、派兵进行抗疫,实际要借机夺取东北三省主权,侵占这片沃土,外务部大惊失色。
孤独的逆行者
1910年12月18日晚,一封发自京城外务部的加急电报送到了天津北洋陆军军医学堂,收件人为军医学堂帮办(副校长)伍连德;发件人为外务部右丞施肇基,电报内容是急召伍连德入京。施肇基时年33岁,美国康奈尔大学文学硕士,处事细致干练,有极好的中英文能力。1905年他随同清政府代表团赴欧洲考察宪政担任参赞,路经马来西亚槟榔屿。而伍连德从英国取得学位不久,作为槟州华人代表接待了来自祖国的代表团并发表演讲,给随团的施肇基留下深刻印象。国难思良将。此时施肇基想到了在天津的伍连德,那个在槟榔屿满怀爱国热忱亲切接待祖国来访团的青年人。尽管年纪轻了些,但学识水平不差,爱国保民的境界不低,急赴东北担当钦差大臣,调查疫情非他莫属。于是一封加急电报将他召到外务部,开诚布公地向他通报了东北形势。
伍连德在欧洲著名的巴斯德研究所和哈勒学院专门研究过细菌学和传染病,当即表示“我可以接受外务部派遣”。当日下午伍连德直接返回学校,选择英文较好的学生林家瑞作为助手。第二天(21日)一早,伍连德及其学生作为最孤独的逆行者,毅然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伟大的胜利
1910年12月24日,哈尔滨火车站。由于疫情影响,这里几乎已经没有新来的旅客,当伍连德和林家瑞拎着各种器材下车时,接站官员看到伍连德年轻稚嫩的面孔,不免有些失望。
12月25日一早,师生二人去拜访了哈尔滨的行政长官并开始了流行病调查。哈尔滨道台于驷兴是一位典型的中国旧式官员,他对现代科学,特别是医学一无所知,面对规模如此之大的瘟疫,他显得茫然无措。
为了寻求病原的真相,伍连德和助手来到了疫情的中心地带——恐怖的傅家甸。
傅家甸是在1898年中东铁路修建时,中国劳工与民众大量涌进哈尔滨、不少商人和手工业者在此开店设坊,渐渐形成气候的。但在疫情暴发时期,傅家甸还属于相对贫困的地区,与俄国人控制的区域无法相提并论。
伍连德在傅家甸的商会里,见到了后来成为他重要助手的两位来自北洋医学堂的年轻医生。与他们的交谈中,伍连德进一步确认了患者的发病症状,而种种证据都把这次疫情指向了鼠疫。
在伍连德来到傅家甸之前,一位日本医生也到了这里,并开设了一间简易的实验室。可惜在他收集解剖了几百只老鼠以后,依然没有找到鼠疫杆菌的身影。可是如果不找到病源,就无法确认这次疫情的真相,也就无法制订出合理有效的防疫措施。伍连德决定铤而走险。
1910年12月27日清晨,伍连德等人匆匆赶到傅家甸的一家客栈,这里年轻的老板娘刚刚因病去世,她是一位嫁到中国的日本女人。在简陋的客栈房间里,伍连德和他的助手们,冒着法律风险与传染的风险,开始了中国现代医学史上第一次人体病理解剖。
死者的血液和脏器分别被取出,放入培养液中。死者的皮肤被重新缝合,穿戴整齐后用政府提供的棺木装殓,以便下葬。
商会的一间空房子里,伍连德从天津带来的贝克显微镜等设备已经架设完毕,这里就是他们简陋的微生物实验室和细菌培养室。
12月30日,通过在显微镜下对组织切片的观察,伍连德很快就从中辨认出了大量的鼠疫杆菌,见到了那些两头着色的卵圆形微生物。这是一种令人生畏的微型生物,它们小小的身躯,却能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在中世纪的欧洲,它就曾以黑死病的威名,肆虐了整个大陆,几乎断送了整个欧洲文明。
伍连德立刻让同事上镜观察,并亲手绘制了彩色图片。接着又请于道台等官员上镜观察,这是他们第一次受到现代医学教育,看到在镜头下游动的鼠疫杆菌而唯唯称是。证据确凿是鼠疫,但不是常见的腺鼠疫,而是造成肺部及呼吸道感染坏死的肺鼠疫,传染方式多为飞沫与空气,属于人传人,传染期2~3天,病死率近100%。
至此,伍连德给朝廷发去了电报,提出了9条结论和建议,制订了以隔离防疫为核心的抗疫方案。
伍连德仅带一名医学院的学生,在病源不明、资料不足、沟通不畅、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凭借简单的器材,冒着生命危险,在傅家甸进行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例人体病理解剖,确定了此次瘟疫为肺鼠疫,作出了鼠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正确判断,并提出了切中要害的防疫措施。伍连德在地方官员及施肇基的支持下开始行动了。
为了有效防治这种可以通过呼吸传播的新型鼠疫,伍连德自创了一种可以用于大量生产的防护口罩——伍氏口罩,并在哈尔滨开始推广。
他对傅家甸地区实行了封锁与隔离;他借了120节火车车厢作隔离与疑似病院;他呼吁内地医生支援,并请求派出军队与警察执行“封城”命令。
此时,正值中国春节的前夕,大量百姓都将返乡过年。为了避免更大范围的传播,伍连德提出了关闭铁路和口岸的政策,把疫情封锁在可控范围之内。
就在防疫工作陆续走上正轨之际,伍连德又迎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挑战。另一位防疫医官——法国医生梅聂教授于1月2日到达哈尔滨。梅聂是北洋医学堂的首席教授。1908年曾在唐山煤矿防治一场腺鼠疫,算得上伍连德的前辈。第二天伍连德登门做礼节性拜访,陈述了疫情缘由及防治措施,没想到换来的是暴怒与斥责。他骂伍连德是“中国佬”,说他“顶撞前辈”。原来他来前到奉天向总督锡良提出任命他统筹防疫事务而被婉拒,为此迁怒于伍连德。伍连德回酒店后马上致电施肇基,陈述无法与固执己见的人共事而提出辞呈。
1月5日,外务部复电责成伍连德主持工作,调回梅聂医生。当天梅聂医生不戴口罩去俄国铁路医院考察并随诊了4个鼠疫患者。3天以后,即1月8日,梅聂医生出现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虽经救治已经回天乏术,于3天后1月11日病故。
梅伍之争是学术观点之争,也是权威与真理之争。没想到一位资深医生只是维护自己的权威而忘却了真理,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1911年1月28日,全面隔离防疫已经进行了1个月,死亡人数居高不下,最高日死亡187人。伍连德意识到,肯定有哪个环节出了漏洞。在一番调查后,他终于在傅家甸的坟场发现了自己认知上的漏洞。那里停放着几千具尸体没有下葬,那并不是工作人员的疏忽或者懒惰,而是因为在寒冬的中国东北,根本无法挖开冻土掩埋尸体。
哈尔滨的冬天十分寒冷,鼠疫杆菌可以在室外存活很久,再加上猫啃犬咬,这里成了最大的传染源。想斩断疫情,这些尸体必须被处理。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焚尸,才能彻底消除隐患。
在1911年的中国,死者为大、入土为安是伦理也是法律,怎么可能焚烧?
为了彻底消灭疫情,伍连德联合当地官员一起,冒死给朝廷发了一份电报,请奏焚尸。
焦急地等待了3天。终于,一匹快马的马蹄声响彻了深夜的傅家甸。朝廷准奏焚尸!
1911年1月31日,大年初一。傅家甸坟场点燃了一场燃烧了3天的大火。而与此同时,伍连德下令全城燃放鞭炮,一是为了振奋幸存者的人心,二是为了告慰牺牲同胞的在天亡魂!
30天后,也就是1911年3月1日,哈尔滨达到鼠疫零死亡。哈尔滨防疫总指挥——伍连德,一战成名,名扬全球。
鼠疫开始流行时,势如破竹,旦夕之间上万人死亡,整个东北如人类末日。正是伍连德的防疫策略,让这场吞噬了6万多条性命的大瘟疫被挡在了傅家甸内。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主动控制传染病的行动,此后一直作为样板在历次传染病流行中被仿效。在对抗SARS,以及如今的新冠病毒时,也依然在指导着当今的隔离防疫策略。
1911年4月3日,在中国奉天(今沈阳),举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万国鼠疫研究会。而这次大会的主席,就是中国政府代表、哈尔滨防疫总医官伍连德。
尽管抗击鼠疫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伍连德清醒地认识到,此刻还远远未到可以庆祝的时候,鼠疫虽然已经消失,但并不等于灭绝。东北鼠疫的来源还要进一步研究,防治鼠疫的机构还有待建立。从历史上看,类似的鼠疫大流行往往会在几年或几十年内再度出现。他的当务之急是要彻底搞清鼠疫的来源,建立可靠的卫生防疫系统,对流行病进行常态防治。
基于这个思想,伍连德开始了建立东北防疫总处的计划。总部设在哈尔滨,在满洲里、齐齐哈尔设立分支,建立了若干防治医院,有疫防疫,无疫治病。
计划上报后,伍连德来到满洲里,实地考察了旱獭的捕获情况,还亲手进行了旱獭解剖。他了解到,旱獭一旦染上鼠疫就会失明失声、行动迟缓,被健康的同类逐出巢穴。在北满,猎人们很久以来约定成俗,不捕获染病的旱獭。但是由于闯关东的人日益增多,加上旱獭皮高额利润的诱惑,无数人加入了捕捉旱獭的行列。他们不能辨认染病的旱獭,反而因其容易捕获而不放过。导致鼠疫从旱獭传给了人类。
以上这些关于东三省防治肺鼠疫的科学论文,于1913年发表在著名的The Lancet杂志上。
创建中国现代防疫体系与医学体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王朝帝制崩塌,民主共和国建立。但贫穷落后、民不聊生的状况并未改变,至于人民的健康更是没有保障。缺医少药,再加上陈规陋俗、封建迷信,那时人均寿命仅30多岁。
伍连德先生初步建立起东北防疫体系后,依靠自己的影响与能力,成为推动全国防疫体系及法规制度建立的开拓者。
1913年他向当局提出《拟改组全国医学教育备忘录》;1914年进而提出《拟改组全国医学教育意见书》,大力推进现代医学院校创建,促进生理、病理、人体组织等学科的建立,包括一直为法律与民俗禁锢的人体解剖。1913年11月以总统文告允许后,于1914年4月发布内务部命令及补充命令,以法律形式予以肯定。
接着伍连德又以其丰厚的学识与组织能力兴办起医学院、医院和传染病院。
1915年2月,颜福庆与伍连德等人为推动中国医疗事业,筹组了中国医生自己的学术组织——中华医学会,他们分别出任第一届和第二届会长。同时创办了《中华医学杂志》,伍连德出任杂志总编辑。
1916年,伍连德向政府筹集20万元、向个人筹集10多万元,其中本人捐出2500元,筹建北京中央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前身)。该医院于1918年建成,是我国第一座由中国人出资、中国人管理的世界一流水平的综合型医院。
1913年起,伍连德多次代表当时政府接待来华访问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力荐在中国投资建设现代化医院与医学院。1921年9月协和医院及协和医学院在北京落成,伍连德协助制订教学计划,推荐大量学界英才进入医院管理层与技术层。
伍连德在中国先后兴办了20多座医院、研究所。1926年,他在哈尔滨创建了“滨江医专(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并出任第一任校长。
1923年以来,伍连德多次向国联卫生组织及政府呼吁,从外国人手中收回海关检疫权。在他的努力下,1930年7月1日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在上海成立;伍连德担任第一任处长并制定了《海关检疫章程》等系列法规。如今海关检疫部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外防输入中依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919年哈尔滨发生大规模霍乱,第二年又发生鼠疫大流行;1932年上海霍乱大流行;以及1942年日本对中国浙江、湖南发动细菌战,伍连德及他培养的学生利用他的防疫理论与防疫体系,都很快控制并扑灭了疫病大流行。
丰厚的学识与能力
伍连德1879年3月10日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其父原籍广东台山,是位闯南洋的工匠,养育了11个孩子,他排行第八。自小他就勤奋好学,刻苦读书。
1896年,17岁的伍连德在当地大英义学考了第一名,获得每年200英镑奖学金,考取了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学院学医,成为剑桥大学的第一位华人医学学生。
1902年4月,伍连德获剑桥大学文学学士、医学学士和外科学士学位。他的每年200英镑奖学金是不够一年开销的,第一年还借了些钱。第二年开始,他几乎囊括了学校的各项奖学金,满足了学习的需要还稍有结余。
最后的一年,他到利物浦热带病研究所、德国哈勒大学与法国巴斯德研究所随从名师,专门研究细菌学与传染病。1903年,他通过了资格考试,获得文学硕士与医学博士的学位,这也是剑桥大学第一位华人医学博士。
此后以他的功绩与世界影响力,还相继获得香港大学法学名誉博士、上海圣约翰大学名誉理科博士、日本帝国医科大学荣誉医学博士等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伍连德主攻的是细菌学与传染病学,获得了这么多荣誉仍感学识不足,后于1924年8月,在他45岁时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修公共卫生学,获得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真是学无止境。
伍连德的骄人业绩也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同。国际卫生组织多次聘请他为专家、顾问、中国委员等职务,11次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卫生会议,发表了百余篇专业论文,得到了“鼠疫斗士”称号。
爱国热忱
“我随时准备报效国家并甘受任何艰难,以期向我的人民表示我为他们而生活、工作,我心潮涌”,这是伍连德的心声。他1907年28岁来到中国,1937年58岁离开中国。他把30年的青春才华献给了祖国,还把自己的爱妻与3个儿子也奉献给了祖国。
伍连德自幼生长在英属海峡殖民地,在学校接受全盘英式教育。除华人家庭的宗族教育外,对祖国知之甚少。而他对祖国的热爱,首先来自他的舅舅。
他有6个舅舅,先后在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毕业,分别在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任职。二舅林国祥曾任北洋水师“广乙舰”管带,甲午海战中负伤落海。后携部下谭学衡、程璧光来英国监造“海天”和“海圻”号巡洋舰,以重振水师。
伍连德在英国学习之余,赶过来看望二舅,一是享受亲情;二是聆听舅舅与二位兄长讲述甲午海战、中法海战的故事。了解三舅林国裕在甲午海战中英勇牺牲的故事,让他树立了精忠报国、洗雪国耻的爱国情怀。
伍连德眼看学业结束,便抱着满腔热忱准备回乡干一番事业,没想到第一次毕业求职竟撞了“南墙”。
当时他的家乡招聘“行政医官”,他满怀期望带着大堆文凭、奖状前去伦敦英殖民部应聘。官员审阅一番说,你的学历学识水平很好,完全符合要求。但你不能担任这个职务,因为你是华人,这个职务只能留给英国人。“种族歧视”如同一盆冰水,从头到脚浇凉了这个满腔热血的青年人。
返回南洋家乡后,他开了私人诊所谋生,同时致力于家乡的民主和改革。他与林文庆、宋旺相成为“南洋三杰”,兴办海峡华人杂志,提倡禁毒禁赌,主张剪辫放脚,影响很大。当时南洋的华人稍有钱财便吸食鸦片消磨意志。伍连德竭力禁毒,成为槟州禁毒协会主席,从而得罪了利益集团。他们勾结殖民司法当局,选择性搜查伍连德诊所,搜出一盎司治病用鸦片汀便定罪藏毒,被判罚100英镑。而法官也承认,这里医生都有鸦片汀以作医用,但就选择你伍连德执法,使伍连德备受侮辱,从而坚定了返回祖国、报效祖国的决心。
这里有必要提及的是一部《中国医史》,是王吉民与伍连德先生用英文合著,于1932年由天津印字馆出版,面向国际的一本巨著。合著这本书的起因是1913年一位名叫嘉里逊的美国人出版了一本《医学史》,成为当时国际权威著作与教材。该书对中国医学的论述不足一页,充满了无知和偏见。如:“中国很少有外科手术”“阉割实际上是他们唯一实施的手术”等。伍连德致函嘉里逊,询问他为何对中国医学介绍至少、评价之谬,嘉里逊回答未见西文著说,非余之咎。
为把中国几千年伟大的医学史介绍给世界,王吉民与伍连德先生联手,花费了16年的时间,收集查阅了上至公元前2600多年前、下至当时的4000多年的医学历史传说和古代医史资料,以及随教会进入中国而带进的西医活动,完成了这本巨著,填补了中国医学史的空白,对世界影响巨大。按照伍连德的说法是“保存国粹、矫正外论”,实际上就是弘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
永远的纪念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因脑中风病逝于槟州家中,享年81岁。当地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全世界十几家报纸杂志发文悼念。
1995年6月,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伍连德博士及中华医学会成立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1999年3月,卫生部、卫生检疫总局、中华医学会、医学科学院在北京举行“纪念我国现代医学先驱伍连德博士诞辰120周年座谈会”。
2000年9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为第一任院长伍连德塑立铜像,并将学术报告厅命名为“伍连德讲堂”。
2001年9月,哈尔滨医科大学图书馆前广场上第一任校长伍连德铜像揭幕。
2005年,北京市东城区东堂子胡同4~6号伍连德故居定为东城区文保单位。
2006年9月,哈尔滨利用东北防疫处旧址恢复建设为“伍连德纪念馆”,定为省级文物、青少年教育基地。
2015年12月,哈尔滨医科大学“伍连德研究所”成立,并完成首部《伍连德学术文集》编辑工作,收集专著178篇。
2019年12月,国内出现新冠病毒。为鼓舞人民抗疫的决心,报纸、杂志和互联网上先后发表纪念伍连德抗疫斗争文章几十篇。北京电视台拍摄放映了两部纪念专辑;中央电视台拍摄的《战疫》专题节目,第一集为“鼠疫斗士伍连德”,于2020年4月5日清明节当天在国际频道全天滚动播放。
供稿:伍连德孙辈亲属,
伍连德在华权益授权维护人 黄建堃
中华医学会 游苏宁
本文摘自《百年卫生 红色传承》一书
编辑 | 孙阳鹏
责任编辑 | 王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