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预防自杀日 | 杨甫德：消除对自杀的误解和歧视是预防自杀的首要措施

40多年的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国民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显著提高，消除了绝对贫困，人们抵御各种挫折和风险的能力明显提升。这些从宏观层面大大降低了我国居民的自杀风险。

从2000年到2017年，我国城镇人口比例从36.2%增加到58.5%，流动人口多达2.44亿（2017年）。城镇化以及大量的农民不再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客观上减少了大量的居民接触农药的机会。而服用农药一直是我国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自杀行为的主要方式。居民接触农药机会的减少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自杀率。

例如我国发布了若干个禁止高致命性农药（如百草枯、乐果、敌敌畏等）在国内销售使用的政策。通过立法和落实有关政策，促进了我国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服务能力等等。

虽然现在人们已经能够比较坦然地面对和谈论心理健康问题，但是对于自杀这个话题依然过于敏感。有关人员甚至是心理卫生专业人员不敢讨论和应对自杀风险，处于自杀困境中的人羞于甚至耻于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痛苦和烦恼。因此我们还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大力开展科普宣传，消除人们对自杀的误解和歧视。自杀行为是心理健康问题的表现之一，只是后果比较严重。宣传、关注和讨论自杀预防及相关问题，不仅不会诱发没有自杀想法的人实施自杀行为，反而可以让深陷自杀困境的人感觉到有人理解自己，从而敢于向周围的人或专业机构求助，有效地缓解自杀危机。

虽然关注和讨论自杀问题不会诱发人们的自杀意念，但是媒体尤其是部分自媒体不合理地“深挖”自杀案例则有可能促使有自杀想法的人坚定了自杀的决心甚或了解了一些“新”的自杀方法。“不合理”的报道方式包括：过度“挖掘”当事人的隐私，用煽情的方法指出或暗示所谓的“自杀原因”，详细描述自杀方法、地点、时间等细节，发布自杀照片甚至视频等。而合理宣传和报道，除了要杜绝前述不合理的报道方式外，还要注意不要使用耸人听闻的标题、不要放在显著版面或过度重复报道、禁止发布自杀视频或血腥照片、要报道预防自杀的科学知识、报道深陷自杀困境的人如何获取专业帮助的信息等。

除了全社会层面的预防策略，小环境的自杀预防措施也极其重要。社区/学校/工作单位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和工作所处的小环境。我们需要在这些环境中营造互助友爱的氛围，每个人都能关心身边的亲友、同事或同学，及早识别周围的自杀风险，及时伸出援手。最近几年的世界预防自杀日活动中，WHO和国际自杀预防协会都强调展现行动，向周围的人伸出援手，预防潜在的自杀行为。

通过近年来的不懈努力，我国精神卫生服务的覆盖面有显著的提升，但是在服务利用度和可及性方面仍有不足。因此我们提倡，要充分运用各种科技手段，大力发展各种新形式的精神卫生服务，包括网络、电话等形式的心理卫生服务，从而实现精神卫生服务的广泛覆盖和利用。

已有研究表明，居民过于便利地接触到高致命的自杀方式（如我国农村地区的农药、城市无防护设施的高楼）不利于自杀预防。今后我们还要在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的前提下，进一步控制高致命自杀方式的获取，如禁止致死率超过5%的农药的生产、销售和使用。

自杀预防科学知识和自杀预防措施的落实都不可能凭空实现，需要相应的政策支持和财力投入。与人工智能技术、生物学研究等领域的投入相比，自杀预防领域的研究和投入极其微薄，急需加大投入。

无论是社会层面，还是小环境层面，自杀预防措施都不是某一个部门或者专业领域的人能够独立完成的，需要不同部门和领域的人互相支持与配合，以实现预定目标。

在目前的自杀预防实践中，有一种欠科学的思路，即期待用一种或几种量表或工具来筛查出高自杀风险的人，仅针对这些高风险的人开展有针对性的干预。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传统的量表还是新科技的人工智能或者其他技术手段，在预测自杀风险方面都表现不佳。所预测到的高风险人群，真的会去实施自杀行为的比例在4%～30%（不同人群不同工具的结果有差异），而预测为低风险的，也有不少人会自杀未遂甚至死亡。从这些结果来看，将希望寄托于“精准”的风险预测，价值非常有限。因此，无论是全社会层面还是小环境中，都需要建设相应的自杀预防体系，包括提升意识、增加健康教育、促进人际和谐、提供充分的心理健康服务，以及自杀风险的早期筛查。

特定人群的自杀行为特征、什么方式能够有效降低自杀风险都依赖于不断开展相关研究，更新知识。推广和落实有效的自杀预防措施，不仅需要政策支持，更需要人力和财力的投入。只有合理充分的投入，才有可能持续地实现降低自杀率这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