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芳允院士：再也不穿带拉链的衣服

“我父亲在家从来不提工作上的事，一来是出于保密的缘故，二来父亲在家里也忙于计算数据、看书看资料，没有时间聊天。”

陈芳允的儿子陈晓东，从小对家里生活氛围的感受就一个字——静！在陈晓东的印象里，家里每天都是极安静的，只能听见父亲、母亲看书阅读的翻书声，和不停做笔记的沙沙声。平时家里人说话，声音也很小，有时明明有人在家，却安静得几乎鸦雀无声。

一生埋头研究的陈芳允，成就极其丰富。他先后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测控方案，解决了“远望号”航天远洋测量船多设备电磁兼容问题，提出了发射同步定点通信卫星计划；他在花甲之年从军入党，联名其他三位科学家建议发展中国的高技术，这就是中国后来的“863计划”……这位可“上天入海”的院士对待工作一直保持着一份本真和热爱。

“我们家只有我和弟弟两个孩子，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是身教多于言传，他的点滴对我们影响深远。”在陈晓东的记忆里，父亲在家里话语很少，也从不过问兄弟俩的学习和工作。但父亲要他们牢记三点要求，一是要爱国，二是要努力工作，三是要淡泊名利。

“父亲说，必须要爱自己的国家，相信我们一点也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一定也能做到，而且还要比他们做得更好。”

陈芳允1983年首次提出双星定位概念和设想，并于1989年演示成功。《航天六十年画册》中这样记载：“陈芳允首创‘双星定位通信系统’这个大胆的设想，比美国人乔汉森1998年发表的同一设想，整整早了15年！”

“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国潮中，我父亲并不十分主张都去外国进修，他认为中国人自己也可以干得很好。”陈晓东说。

抗战期间，陈芳允在成都无线电厂研制发明出我国用于飞机上的第一架无线电导航仪，这无形中为后来的卫星“双星定位”导航系统打下了基础。

▲陈芳允（左）与程开甲交流

陈芳允出生于浙江省黄岩县，自幼跟随外祖父生活，5岁开蒙学《论语》，初中作《送秋》一文言志：人生不能虚度。初中毕业后陈芳允到上海浦东中学读高中，后考取清华大学，“七七事变”后随学校迁往长沙，后辗转广州、香港、越南到昆明，入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物理系学习。

在西南联大任助教期间，陈芳允结识了一生的革命伴侣——同为助教的沈淑敏。几年后二人辗转到重庆生活，大儿子陈晓东在此出生。就在那时，陈芳允得到了公派赴英国留学的机会。

“当时英国的雷达技术世界一流，父亲在英国留学期间参与了英国第一套海洋雷达的研制，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人。”陈晓东说，“父亲埋头苦干一年多，致力于显示器的改进。研制成功后，周围的英国人都对这个中国人刮目相看。”国民党政府希望陈芳允尽快回国，为其效力。“1948年5月，我父亲从英国回到上海。因为不愿与国民党的航空委员会一同迁至台湾，父亲带着我们一家人跑回湖州，请我从医的外祖父为他拔去一个脚趾甲，受伤后回到上海住进了医院，未去报到。”陈晓东回想起此事对父亲充满了敬佩。

“我印象中父亲从来不穿带拉链的衣服，因为他有一次被拉链卡住了，弄了好久才修好，浪费了好多时间，自此以后父亲就再也没有穿过带拉链的衣服了。因为他觉得时间宝贵，要把每分每秒都用在有意义的事上。”

那时候他们住在中科院的家属楼：“家属楼分为特楼、甲楼、乙楼、丙楼等，里面住着中国最顶级的科学家们，特15楼作为‘楼王’更是住着杨承宗、钱学森、郭永怀等先生们。我们住在甲10楼，当时有人告知父亲，特15楼腾出来一套房，我们可以搬过去住。但母亲一口回绝了，理由是搬家太浪费时间，科研任务紧，有这个时间不如用在科学研究上。”

除了日常工作外，节假日陈芳允夫妇也不会全休，总有一天会去加班，而这一天对他们来说真是太好了：安静，没有人打扰。

陈晓东的妻子回忆：“我公公婆婆每次加班回来都很高兴，因为解决了他们想要解决的一些难题而感到特别轻松。所以直到现在，我们家节假日观念也很淡薄，春节也是如此。那时候的春节，我公公除了会去看望老师外，其他时间都是和婆婆去图书馆看书学习。”

▲陈芳允（右）在国际会议上与神州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院士交谈

了解陈芳允的人都知道，他把名利看得很淡，从不注重穿着打扮，而且有两个绝活，一个是给自己理发，一个是给自己缝补衣服。“父亲不去理发店，说太浪费时间，不是理发师傅等你，就是你等理发师傅，有时一等就是半个小时，结果还未必满意。所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父亲学会了自己给自己理发。”

另外一个技能的掌握，源于陈芳允的祖父是一位有名的裁缝，所以他从小便与针线打上了交道，缝缝补补不在话下。哪怕是在81岁高龄，一旦衣服烂了需要缝补，只凭一种感觉，他仍能将手中细细的线轻松地穿进那个小小的针眼。

陈晓东说：“父亲在上海出差时，一身便服进出延安饭店。那时延安饭店来往的都是穿军装的军人，门卫看他的样子以为是工人师傅，不让他进。他对此也不生气，只是默默掏出证件，门卫才放他进去。”

陈芳允对工作是高标准，对生活是低标准。他病逝后，在他家里，看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连褪了色的布窗帘也舍不得换。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中国决定举全国之力研制原子弹。原子弹的研制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工程，中国科学院承担了原子弹爆炸测试用的多道脉冲分析器，此项任务交到了陈芳允所在的电子学所四室，陈芳允带领全室的科研人员一起制定了研制方案。

1963年，陈芳允和徐建平等科研人员研制出核爆测试用的多道脉冲检测仪。

同一时期，正值生物物理所创建初期。陈芳允的妻子沈淑敏也为我国首次核试验积极开展研究工作。她带领年轻的科技人员开始了在当时还是崭新领域的放射生物学研究，积极参与和组织了关于核辐射对动物的急性和慢性损伤的试验研究，为我国早期的放射生物学和核医学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别人祝贺陈芳允时，他说：“我只不过为中国的原子弹做了一件小小的工作。”

▲陈芳允应邀回家乡黄岩讲学

1986年3月，一份“关于追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呈送到中南海。信的内容是针对世界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和世界主要国家制定了高科技发展计划的紧迫现实，向中央提出全面追踪世界高科技的发展、制定中国发展高科技计划的建议和设想。

陈晓东说：“当时，我父亲首先提出要发展我国高技术，而后与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等先生合议共同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这封信得到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亲自批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经过广泛、全面和极为严格的科学和技术论证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

陈芳允有一个好习惯，就是什么事儿都拿个小本子记下来，所以他去世后，家里留下了好多小本子，里面记录了很多运算公式和图解等内容。“当年召开陈芳允百年诞辰座谈会的时候，有一位先生还说，如果把这些仔细整理一下，还是很有用的。”

在陈晓东的记忆里，父亲不知道用坏了多少个计算器，记了多少个笔记本，哪怕是“文革时期”也从未间断过。“我家屋子原本也算大，但‘文革时期’最紧张的时候，搬进来三户人家同我们一起住，我们家只剩下一间半，我父母住一间，我和弟弟住上下铺，还有我80多岁的外公，因为已经没地方放床了，就拿两个凳子上面放一个铺板架起来睡。”

▲陈芳允生前用过的本子（上图）和计算器（下图）

即使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陈芳允一家依然坚持学习，到了晚上大家都在看书。“其他几户人家的年轻人受到我家读书氛围的熏陶，养成了勤学习、勤动手的好习惯，都表示同先生们住得越久，就越敬重，后来一位从技术人员提为高工，一位从助工提为副教授。”

如果说陈芳允对于家庭有什么愧疚的话，那应该是自己的身份对于孩子学业的影响。“文革”期间，陈芳允被戴上了“特嫌”的帽子，刚刚大学毕业的陈晓东一开始本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后来所领导对他说，他的父亲受审查，暂时不能分配工作。

“我回家跟父亲说了此事，父亲听后无奈地说，把他和‘特嫌’归为一类他很难过，但也无能为力。”在那种大环境下，陈晓东被分配到江西一个小工厂里一直呆了八年。“记得父亲在我临去江西报到时送我到火车站。我在江西时有一次收到母亲寄来的包裹，里面有一罐花生米。母亲跟我说，那是父亲一粒一粒剥的。”

即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陈芳允还是嘱咐陈晓东要抱有希望，不要放弃学习，这也是陈晓东后期调回北京后，业务很快就能赶上去的原因。

▲陈芳允（右）和他的学生陈杰（中）、儿子陈晓东的合影

“陈芳允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为胡滨基金捐款，我们也从中深感老一辈科学家对下一代和对胡滨的关心与爱护。”

——林虹

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

这是陈晓东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偶然翻到的一张捐款感谢信。“根据信件可以了解到，当时总共筹到5万元，我父亲的钱占五分之一。那时的一万元不算少。他们的工资自上世纪50年代定下后好像一直没动过，可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在陈晓东的记忆里，父母像这样的捐款数不胜数。“我父母一生清贫，赚的钱都在他们在世的时候捐给有需要的人了，我们后辈的生活都是靠自己打拼的。”“父亲对老家感情很深，出来多年也不忘照顾老家的亲友，帮助有困难的大学生完成学业。因此，直到父母过世家里也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我母亲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女性，于家亲力亲为，包揽了所有琐事，从不让父亲操心；于工作尽心尽责，她一直从事生物物理方面的研究，协助筹建了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和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系，还是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提到母亲，陈晓东很是自豪，“我父亲一直对我母亲非常尊重，晚年时还对我女儿说过，没有奶奶就没有爷爷的今天。”

沈淑敏的很多品质都在深深影响着儿子和儿媳。“她在上世纪60年代曾因乳腺癌动过大手术并经受了化疗的痛苦，也一直经受着手术后遗症的折磨。但你从她的神态上，看不出她曾经受过这样的痛苦。而且，在实验室一线工作期间，她也硕果累累，几次获得中科院重大科研成果奖。”

▲陈芳允全家福

在儿孙辈的记忆里，沈淑敏的原生家庭很不简单，一门三女一男，全是教授。由于陈晓东的外公解放前是福音医院院长，受其影响，4个子女不是学医就是学生物。沈淑敏和她在国内的哥哥、一个妹妹去世后，全都捐献了遗体。这样的善举，世不多见。

沈淑敏去世时，因要捐献遗体，所以告别仪式在北医三院举行，长长的吊唁队伍在马路边绕了几圈。其中有一位瘦小的白发老人，悄无声地前来，悄无声地离去。“她就是何泽慧院士，是一位很低调的科研前辈，一般不露面的。但是她跟母亲在几十年工作当中结下了深厚友谊。”陈晓东说。

1976年，已研究了10年卫星测控系统的陈芳允郑重向组织上提出参军请求，穿上军装后又申请入党，并于1977年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实现了人生的最大夙愿。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我父亲承受过一些痛苦，但他爱国的初衷从未改变，是信仰在支撑着他。”陈晓东说，“他热爱国家，总是希望国家强大，人民生活幸福。我父母一辈子严格要求自己，虽然都是花甲之年入党，但同事们都说他们早就做得比普通党员还优秀。”

陈芳允晚年的时候一直忙于小卫星（即北斗卫星）的研究，每天提着一个布袋子，到处跟人讲解。“我父亲为小卫星奔走呼吁了十年，直到病危住院，在病房里还依然坚持做研究。只是很遗憾，父亲没能看到卫星发射成功，父亲对卫星系统的探索还有很多想法未能实现。”陈晓东伤感道。

2000年4月29日，陈芳允与世长辞，享年84岁。

如今，仰望苍穹，有一颗“陈芳允星”与北斗卫星交相辉映，仿佛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望夜空。

▲陈芳允参加国际宇航学术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