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聚焦】邵峰院士：北生所没有“科研绩效”概念，实验室主任无需每年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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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峰：2005年的时候，我国在生物学领域的科研水平，与国际上相差非常大。

那时候一个简单朴素的想法是，同样一项研究工作或是取得同样的一个进展，如果能在国内做的话，其价值意义和影响力肯定会比在国外做更大。

这就好像你做了一块月饼，对于已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的人说，你给他一块月饼，他肯定并不太稀罕；但对于还不是很富足，没太吃过月饼的人说，一块上好月饼的意义就大不一样了。

美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科研体系比较完善和稳定，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你大概可以预测到自己在科研上能走多远多高，能产生多大影响，你未来的生活会大概率是什么样。

而我的性格里面却有一点点不安分的因素，就是总希望有一些不确定性，希望这个不确定性给我一个可以努力和追求的弹性空间，当然这种不确定性也有风险。

我希望这个弹性空间可以把我自己的潜能最大程度发挥出来。

邵峰：在北生所最大的难处是，因为我们的研究往往是没有人做过的、老大难的问题，所以绝大部分的项目是失败的，只能不停地去试。

我的难处是要不断鼓励和说服学生和博士后相信自己的努力和对课题的判断。

坦白来说，我作为实验室主任，负担相对较小，毕竟实验室有十几个课题，每年只要有一两个课题能突破，也就不错了。

但是对于做每个课题的学生和博士后来说，他们的压力比我要大。

所以在这种时候，我得做思想工作，让他们相信自己的努力，不能因为惧怕失败而失去挑战困难的信心，只有这样才能做出真正的创新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