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经济学——经济行为的性质——狭义的“经济”概念

    经济学家把“经济”或“纯经济”行为与“非经济”行为加以区分的普遍习惯，就像以往对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区别一样，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意愿和行为是统一的。

    所有的目标本身相互冲突，正是这种冲突把这些目标排成序列。

    不仅那些可以通过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而获得的愿望、欲望和冲动的满足，而且精神的满足，都必须用一个标准来衡量。

    生活中，我们不得不在“精神”和“物质”之间选择。

    因此，使前者服从一个统一的价值标准，就像后者一样必不可少。

    在面包和荣誉、信仰和财富、爱情和金钱之间做出选择时，我们让两个选项服从同一个检验尺度。

    因此，认为“经济”行为是一个同其他行为领域泾渭分明的人类行为领域，是没有道理的。

    经济活动是理性活动。

    由于不可能有完全的满足，经济活动的领域同理性行为的范围是相通的。

    它的首要内容是对目标的评估，然后是对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的评估。

    所以，全部经济活动都取决于目标的存在。

    目标决定着经济，只有它赋予经济以意义。

    经济法则适用于全部人类行为，因此，在对“纯经济”行为和其他行为进行划分时，必须十分谨慎。

    对于许多科学研究的目的来说，这样的划分不可或缺。

    它选取一个特定目标，同所有其他目标相对照。

    这一目标一一这里不必讨论它是否是终极目标——是获得用货币衡量的最大可能的产出。

    因此，不可能为经济目标指定一个界线明确的行为范围。

    当然，对每个人而言，它有一个界线明确的范围，但这个范围会随着相关个人的人生观而发生变化。

    认为荣誉重要的人是一个看法，为金钱而出卖朋友的人又是一个看法。

    目的的性质和手段的特点都不能为这种划分提供正当理由，只有所采用的方法的特殊性质能够做到这一点。

    只有使用精确核算这一事实，使“纯经济”行为有别于其他行为。

    “纯经济”的范围与货币核算的范围是完全重合的。

    在某一行为领域，货币核算使我们能够十分精确地对各种手段进行细致入微的比较，这对思想和行为都大有影响，使我们情不自禁地赋予这类行为以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个很容易忽略的事实是，这一划分只是对思想和行为的“技术”划分，而不是对行为的最终目标的划分——它们是统一的。

    试图把“经济”描绘成理性行为的一个特殊领域，然后又在这中间找出另一个界线分明的领域，即“纯经济”领域，这类尝试的失败不是分析工具的错。

    无疑，针对这一问题已经做过大量精妙的论证，而问题迄未解决，这表明该问题不可能有满意的答案。

    “经济”的范围明摆着就是理性的范围：“纯经济”的范围无非就是有可能进行货币核算的范围。

    归根结底，个人能够承认一个目标，而且只有一个目标：获得最大满足。

    这一表述包括满足人类的所有需求和渴望，不管它们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精神的）。

    如果不担心享乐主义（Hedonism）和幸福主义（Eudemonism）之争造成的误解，我们也可以用“幸福”来代替“满足”。

    满足是主观的。

    同以往的理论相比，现代社会哲学特别强调这一点，以至于出现了一种倾向，即忽略人们在需求及其满足手段的看法上的广泛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由源自传统的人类心理结构及认识与情感的相似性造成的。

    正是这种相似性使社会成为可能。

    因为有共同的目标，人们才能生活在一起。

    大多数目标（最重要的目标）是大多数人的共同目标，与这个事实相比，有些目标只为少数人所接受的事实只具有次要意义。

    一方面，经济活动的目标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另一方面，所有的理性活动都是经济活动——这一事实使得对经济和非经济动机的传统划分失效。

    不过，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对“纯经济”活动（即可以用货币进行评估的活动）与所有其他形式的行为加以区分。

    因为，正如我们所知，货币核算的范围之外，只剩下了可以通过直接观察进行评估的中间目标：一旦离开这个范围，就必然要借助于这样的判断。

    正是对这一必然性的认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做出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种划分的机会。

    举例来说，假如有个民族想发动战争，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愿望必然是非理性的，因为发动战争的动机在传统上所说的“经济”之外——例如，宗教战争的动机或许就是这样。

    如果这个民族通过对全部事实的充分了解做出了战争决定，因为它断定期待中的目标比战争的牺牲更重要，战争是达到这一目标最恰当的手段，那么战争就不能被认为是非理性的。

    这里没有必要确定它这种假设是否正确或能否使它正确。

    当一个人要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做出选择时，这正是必须加以考察的问题。

    而正是为了使这种考察清晰明了，才引入了我们一直讨论的那种划分。

    要了解这种划分是如何经常被人遗忘的，只需回想一下战争和关税是多么经常地从“经济”角度作为“有益的生意”被推荐的就够了。

    如果牢记这种对行为的“纯经济”和“非经济” 理由的划分，上个世纪的政治讨论也许会清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