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方药中百年诞辰】一位为中医药学术发展构建顶层设计并践行的医家

来源 | 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 中国中医科学院 许家松

岁值辛丑，金秋十月，更逢重阳，迎来方药中先生百年诞辰。作为他的学生、学术继承人、合作者和家人，先生对中医药学深挚的爱，挺身卫道的浩然正气，和为中医药学术长远发展构建顶层设计所做的探索与实践，至今让我恸念不已。谨以此文，纪念先生诞辰。

图为方药中。

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表述

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方药中倾其心智参与构建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中医药学临床体系、中医药高层次人才教育体系，其研究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深远启示意义。

一门完整、独立的学科，必须具备成熟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中医药学自不例外。

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以《黄帝内经》为基石，其内涵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经历代先贤不断发掘、纳新，代有发展。

对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认识，中医药学术界，高校教材等多围绕阴阳五行学说、整体观、脏腑经络、辨证论治等对其内涵进行了简约表述。

早在1944年，方药中就著文指出：“中国医学，自有其科学系统”。1953年著文《谈中医学术系统问题》。1959年撰写的专著《中医学基本理论通俗讲话》，曾作为北京地区医学院所的西学中教材，被印发为单行本流行全国。全书从阴阳五行、天地人合一、藏象、经络、精气神、病因、病机、治则八个方面阐述了中医基本理论的“内涵”。

1980年出版的专著《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讲解》（方药中、许家松合著）总论部分，从指导思想、对人体生理病理认识、病因、病机、诊治方法五个方面阐述了气化理论体系的“内涵”，形成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内涵”的雏形。

1983年，在成都举行的“中医学医学模式学术研讨会”上，方药中与许家松宣讲了题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及其产生的物质基础”的学术论文，1984年在《大自然探索》杂志连载发表。这是中医药学术界首次对“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涵”做系统的阐述，由八个方面组成：

中医药学的指导思想——整体恒动观

整体观认为天地一体、五脏一体、人与天地相通相应三者组成了统一整体。在整体观基础上，方药中加入了“恒动观”这一重要的时间要素。即认为自然万物和人体生命都处于不停的运动之中，运动产生变化。《黄帝内经》谓之：“动而不已，则变作矣。”运动终止，则生命终止。运动的形式为“升降出入”。《黄帝内经》谓：“升降出入，无器不有。”“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不生不化，静之期也。”“恒动观”的加入，使中医药学在认知方法上，不限于空间，而成为由空间与时间因素二者共同组成的中医药学完整的时空观，整体恒动的时空观贯穿于中医对自然界、生命现象、生命过程、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治、康复、养生的全部内容之中。

中医药学的理论基础——气化论：生命因气而化

气化学说认为，所谓“气”，“在天为气”。泛指自然气候。以风、热、火、湿、燥、寒六种气候要素加以概括。所谓“化”，“物生谓之化”。泛指自然界的生命现象，如生长壮老已，生长化收藏。气化学说认为，有气才有化，生命因气而化。《素问·天元纪大论》谓：“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即认为，各种生命现象，都是在自然气候正常变化的基础之上才能产生和延续。没有气，就没有化。生命因气而化。气化中止，生命中止。《素问·六微旨大论》谓：“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根于外者，命曰气立，气止则化绝。”中医学正是从生命产生的内在因素和外在气候环境条件来认识生命的产生和延续的。气化学说就是阐述自然气候的运动规律和与生命过程、健康、疾病相应关系的理论。其内容要点有：

在广阔的天文背景下，描绘出日—地—五星和地球上天、地、生、人一体的动态整体模型。《素问·天元纪大论》谓：“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谓，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五类衰盛，各随其气之所宜也。”（《素问·五常政大论》）

气化学说的核心和精华是，自然气候总是处在六气的正常与异常变化之中。但是，六气不论如何变化，总还在能使地球上生命得以产生和延续的范围之内。这是因为，自然气候本身存在着“亢害承制”“胜复”“郁发”的自稳调节机制。例如在春季，东风劲吹，温暖之气早至，桃李过早盛开，气温偏高。这种过早过盛的春温之气就成为一种偏胜之气，称为“胜气”。但是，很快就会出现西风带来凉气来袭，气温下降，气候恢复正常。这个过程叫做“胜复”。凉气就成为一种恢复之气。通过“胜复”实现了自身的自稳调节。这种自调自控能力，中医谓之“正气”。中医药学正是从自然气候和人体具有自稳求衡能力的角度，来审视人体的健康与疾病。中医正是通过各种治疗手段，来激发、辅助、恢复人体这种自我调节能力。甚至把不乱作为，不打乱自身自调能力的医生，称之为“中等医生”。《汉书·艺文志》谓之“有病不药，常得中医”。

百余年来，中医一直在探求中西医的最大不同，认为：“西医之生理以解剖，内经之生理以气化”（恽铁樵：《群经见智录》）。即西医讲解剖，中医讲气化。中医的气化学说正是从“气化”的角度，来阐释生命的产生和延续，疾病的病因与发病、诊治、康复、养生、方药性味组成等一系列理论和法则，并总结为“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人与天地相应”，即人与自然同法同纪。气化学说以其全面系统的丰富内涵和博大精深的理论，成为中医药学理论特点之一。同时，构建了以干支、阴阳、五行组成的“格局”，提出了六十年气候周期。

综上所述，中医气化学说，以整体恒动的宇宙观、自然观阐述了自然气候的运动变化规律和“人与天地相应”同法同纪的生命观。对生命过程、人体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治以及康复、养生原则，方药理论等提出了一系列规律性的认识，并有效指导中医临床，从而成为中医药学的理论基础和特点之一。

中医药学对人体生理、病理生理的认识——藏象论

藏象学说来源于古代医家对人体实质性器官、结构的一些初步认识，主要通过生活和医疗实践，以人体的外在表现为依据，对人体几大功能进行临床归类和认识，以之作为辨证论治的客观依据。

藏居于内，象见于外：所谓“藏”，指人体内在的脏器；“象”，指现象，即外在表现。对五脏功能进行系统临床归类。如心主神明，主血脉；肺主治节，主气；脾主运化；肝主疏泄；肾主封藏、藏精等。它依据“五藏之象，可以类推”（《素问·五藏生成论》），即同类可推演的原则，以司外揣内，取象比类等方法，把人体外在的五色、五官、五窍、五体、五液、五声、五味等与内在的五藏联系起来，把形脏和神脏、包括思维活动，精神情志联系起来。该学说对自然万物总结出极为广泛的联系，对五脏命名和统领进行了归类。

五藏相通，心为之主：五脏是一个整体。但在生理和病理上，五脏之间除了各司其职外，还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五藏相通，移皆有次。五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素问·玉机真脏论》）然心主神明，主血脉，居于最高统帅地位，故为“君主之官也。”（《素问·灵兰秘典论》）

精、气、神一体：精生气，气化精，两精相抟谓之神。精是指构成人体生命和维持生命活动的基础物质。精具有“成形”的特点，所谓“阴成形”。“气”指人体的功能活动，所谓“阳化气”。精和气之间存在互化关系：精生气，气化精。“神”，是在精气共同作用下，人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精气神又是一体的。这是从整体层面上对生命活动的认识。但是，五脏皆藏精气神，皆以“藏气”共同维持着生命活动。精气神一体，成为藏象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藏气法通四时：中医药学认为，五藏的功能活动与自然气候是相通相应的。《素问》提出“脏气法时”“五藏应四时”“脉应四时动”。如“心者，通于夏气”“肺者，通于秋气”“春脉微弦曰平”等。

综上所述，中医的藏象理论，是根据人体的外在表现，以司外揣内，以“象”察“藏”、类比推论的方法来认识内在的脏腑器官和其功能作用。

中医药学对疾病病因与发病的认识——正邪论

中医对疾病病因与发病的认识是以“正邪”立论的。

所谓“正”，即正气。自然气候的正常变化，谓之“正气”。“非其位则邪，当其位则正。”人体对自然变化和对疾病的抵御、适应、调节、修复能力也叫正气。中医认为疾病过程贯穿着正气邪气之间博弈，即“正邪交争”。当正气居于主导地位时，人体就处于健康状态。所谓“邪”，即邪气。泛指各种致病因素，是人体对外界变化不能适应的外在表现。当邪气居于主导地位时，人体就会发生疾病。邪气居于完全控制地位，正气消亡，生命终止。中医药学正是从正邪两方面来判断人体的健康状况，认识病因与发病的。其主要特点就是十分重视正气在疾病发病和转归中的重要作用。提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邪害空窍”等发病认识。对病因的认识不外乎外因与内因。外因以“外感六淫”、疫疬立论，谓：“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素问·至真要大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素问遗篇·刺法论》）。总之，中医对病因与发病的认识是以“审证求因”和重视正气的作用为主要特点。

中医药学对疾病病机的认识——求属论

“病机”，指疾病在病因作用下，出现的病理生理变化的机理。中医非常重视对病机的辨析，提出“谨守病机，各司其属”，即“求属”。何为“求属”？主要还是根据与发病有关的各种因素和临床表现进行归类，辨析其间的相互关系而做出的判断。主要内容有三：其一是根据发病时的季节气候特点和临床表现，以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特点进行归类。如发病在春季，与风邪有关，临床表现具有与“风”的“善行数变”的特点相类似者，归于风病类。其二，是根据脏腑功能归类，如“运化不及”出现腹满脘胀腹泻等，归为脾病类，以此类推。其三，谓之“必先五胜”。即在五脏定位，六气定性的基础上，从众多症状体征等临床表现中，辨析起主导作用的病位和病性。

中医药学对疾病诊断治疗的主要方法和特点——辨证论治

对于“辨证论治”，方药中先生认为首先要明确对“证”的理解。什么是“证”？先生定义为“‘证’，就是证据。辨证论治就是综合归纳分析有关患者发病，包括临床表现在内的各种证据，从而据此做出诊断和治疗”。先生认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是从整体观出发的，诸如患者的性别、年龄、籍贯、体质、发病原因、发病时间、发病地点、发病经过、治疗经过、当前临床表现、治疗计划、预后判定等等，无一不包括在辨证论治范围之中。”

中医理论产生的物质基础——“候之所始，道之所生”论

“候”指表现于外的各种现象。“道”指规律和法则。“候之所始，道之所生”源于《素问·五运行大论》，就是说根据事物的外在表现，可以总结出事物的变化规律。中医药学对自然气候和人体生理、疾病规律的认识，基本上还是通过对各种客观现象的观察，以此为客观依据，分析总结而来。这就是说“道”源于“候”。中医把“候”分为气候、物候、病候三大类。中医理论产生的物质基础之一，正是来源于对自然界客观存在的气候变化以及生物、人体对这些变化的相应反应。把气候、物候、病候三者联系起来，探讨人体疾病与养生关系，经过极为细致的观察、积累、记录、比对、反复实践，从中总结规律。因此“候”就成为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产生的客观依据之一，有别于简单的对症处理。

受限于古代科技水平和观测手段，中医对“候”的观察，基本上依靠的是直观感官。如今科学昌明，技术精细，科学研究从宏观走进了微观世界。但是，其显示出的仍然是客观现象，仍然是“候”。只不过是更深、更精细，更微观的“候”。“天道玄远”，人类对自然、生命、疾病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中医这种以候识道的认知方法也是无穷无尽的。因此不应该被淘汰或取代，而是在保存和发扬自身精华和经验的基础之上，吸收新知，与时代同步前进。

中医药学的论理工具——阴阳五行学说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总还是在哲学的支配之下。中医药学也不例外。中医药学具有深厚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哲学智慧。这与中医药学吸纳了古代先进的哲学思想——阴阳五行学说作为方法论和论理工具是分不开的。

下面就方药中对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药学中的作用地位以及未来走向的观点简陈之。

阴阳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先进的哲学思想。归属为哲学范畴。该学说以其朴素的唯物主义宇宙观和辩证的方法论，在宇宙观和方法论方面具有其先进性。在《黄帝内经》形成时代，阴阳五行学说已经广泛体现在中华文化之中。中医对疾病的认知和经验积累，需要通过理性思维来总结规律，上升为理论并进行表达。中医药学就吸纳了阴阳五行学说。如在中医著作中，有阴证、阳证、阴邪、阳邪，以及“培土生金”“土败木贼”等说法。同时这种长期的融合，出现了非常奇妙的结果：一是在科学相对落后的古代，借助于阴阳五行的方法论，中医药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靠感官直观的认知方法的局限，能够得以较全面、系统地认识到疾病的本质，从中总结出一系列规律性的认识，总结出了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和有效的诊治经验，并依此进行了理论表述，显示出其哲学智慧之光。《黄帝内经》甚至把阴阳五行提高到“万物之纲纪”的高度。但是哲学毕竟不是医学，取代不了医学对人体本体的观察研究。二是中医药学的天人一体观，宇宙生成观等认识还深深影响了作为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为其发展做出了贡献。如阴阳学说中的“一分为二”，就是源于隋代医家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设方》：“一分为二，谓天地也。”中医的五行框架对自然万物所做出的的广泛归类，也被哲学家们吸纳，用以鲜活具体地来解释抽象的哲学道理。

综上所述，对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药学中的作用和地位，方药中认为只是中医药学的论理工具而非核心内容。中医由于引进吸纳了阴阳五行学说，进行理性思考，把一些认识与经验凝练成理论和法则，可谓功不可没。

方药中先生一生用心血参与构建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而且以此作为终生研究方向并践行之。他以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与临床运用研究为方向招收了多届研究生。还结合临床，进行了专题研究。直到1994年10月在病榻上，他还以“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为题发表论文，提出：“传统与现代方法并举并重，宏观与微观认识有机结合，是当今研究与发展中医理论体系之必然途径。”（《医学承启集》）不料这一论述竟成为先生之绝笔。

1995年，方药中辞世。笔者身心交瘁，重病困身，数年不能自拔。但对先生未竟工作的耿耿之心、责任和担当支持我继续前行。作为原作者之一的我，于2004年在《中国中医药报》分10期连载了修改、补充后的“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内涵与框架构建”。除对原作进行部分修改之外。一是补充了“中医学对养生防病的认识——康寿论”一章，提出“顺应自然—形体健康—心理道德完善—适应社会”的四维康寿养生模式和完美生命模式”。二是补充完善体系的框架——形成“三层十系理论框架”。三是提出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是：“自然—生物—心理—社会”四维医学模式。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是中医药学学科建设中的重中之重，关系到中医药学的现在和未来发展。方药中先生倾其一生心血，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内涵与框架”建设作了开创性、基础性的工作，意义深远，功不可没。

中医学临床体系的创新设计与践行

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断治疗疾病的主要方法。什么是辨证论治？如何进行规范化的辨证论治？1979年，方药中先生出版了专著《辨证论治研究七讲》，回答了这些问题。这是一部对中医辨证论治进行系统研究并提出创新设计的专著。书中对“辨证论治”的含义做了明确的界定，对其内容提出具体要求，对实施的步骤、方法做出了程序化的创新设计，提出“辨证论治七步法”，后来简化为“五步法”，并以方药中临床医案为例做出运用示范，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方药中认为，“证”就是证据，包括与发病有关的各种因素。“辨证论治”就是收集并分析与疾病发生有关的各种证据，并据此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处理。

辨证论治的步骤和方法：辨证论治五步法

第一步是辨病位，即脏腑经络定位。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部位特点、脏腑的归属及经络循行部位进行定位，如两胁肋疼痛，两胁为肝经循行部位，就定位在肝。根据脏腑功能特点定位，如食欲不振、吐泻、水肿等，便定位在脾。根据体征特点定位，如肺在体征的特点主要为肺合皮毛，开窍于鼻，在声为哭，在志为忧，在变动为咳，色白，脉毛。如见患者出现以上异常，可定位在肺。根据其发病季节与常见诱因进行定位，如发病在夏，气候炎热，热伤心，心恶热，心气通于夏，心旺于夏，喜伤心，汗为心液等。凡在夏季酷热季节或高温环境中发病，或疾病由于喜乐兴奋过度或汗出太多所引起，均可以考虑定位在心。亦可从体型、体质、性别、年龄、治疗过程与用药特点等进行定位，如肥胖体型定位多考虑在肺脾，消瘦体型定位多考虑在肝肾。

第二步是辨病性。从阴阳、气血、表里、虚实、风、热（火）、湿、燥、寒、毒等方面定性。一般可以从临床证候特点定性，以风证为例，风的特点是“善行数变”“风以动之”。因此，凡临床表现为起病急骤、卒然昏扑、变化快、来去不定、震颤、抽搐者，如荨麻疹、中风、阵发性头痛、癫痫等均可定性为风。如发病季节、发病诱因与受风有关者，亦可定性为风。

第三步为“必先五胜”，即辨病本。要在错综复杂的临床表现之中，根据病情发展变化过程，辨析哪一脏腑或哪种病理生理的变化在其中起主导作用。首先应分析病变是否为单纯的本经本气所致。如是，则病本就在本脏本经，治疗就相对简单，如饮食不节出现吐泻、大怒之后出现胁痛，病本就在脾或肝。由于五脏互相影响，若其他器官的疾病作用于脾或肝而出现上述临床表现，则病本是在原发器官而不在本病本气，如呕吐是由于小便不利，其原发器官可能在肾而不在脾。因此在“必先五胜”这一步中，必须辨析五脏之中哪一脏出现了偏胜，五气之中哪一气出现了偏胜，当前的临床表现是本脏本气所致，还是继发于其他脏器的影响所致。找出原发器官是辨病本中最重要的一步。《素问·至真要大论》曰：“从内之外者调其内，从外之内者治其外。从内之外而盛于外者，先调其内而后治其外；从外之内而盛于内者，先治其外而后调其内。”方药中多次强调，在辨病本时，要坚持找原发，原发为本，继发为标。辨病本是辨证论治中作出诊断的关键一步。

在“必先五胜”的具体应用方面，方药中曾以取象比类的方法讲解：“当你下班回家时，发现屋里屋外，水流满地。噢！原来离家时，停水了，就忘了关上厨房的水管开关。水显然是来水后从水管里流到厨房，再从厨房里流到室外的。这时候，你是先扫外边的水，还是先去厨房关上开关呢？当然要先关上开关，再去扫水。关上水管开关，这就是找原发，这既是‘从内之外而盛于外者’，也是‘先调其内而后治其外’。‘原发’是本，当然也要治继发，还要去打扫地面上的水。”这样的讲解，深入浅出，令人难忘。

第四步是治病求本。在前三步的基础之上，提出相应的治法和具体方药，要求理、法、方、药要相应一致。

第五步是治未病。由于五脏一体、五脏相关，一脏有病，必然要影响其他脏器。五脏之中，其中又以与病脏的“所不胜”和“所胜”两脏的关系最为重要。如肝有病，其所不胜为肺，所胜为脾。《素问·玉机真藏论》谓：“五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因此在治疗肝脏病方面，除治肝之外，还要考虑肺与脾。特别是在治疗未能获得进展的情况下，要考虑调控最相关的未病的脏腑，如补肺以制肝，健脾以反制肝。

上述五步法集外感与内伤于一系，吸取了既往多种辨证体系的精髓，贯古今辨证精华于一体。《辨证论治研究七讲》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影响，至今仍畅销不衰。方药中去日本讲学时，听讲者人手一本，排队等候先生签字留念。

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如何结合的探索与践行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的相结合”的诊治方法已成为当前的大势所趋。二者应如何结合？1986~1990年，方药中主持国家“七五”科技攻关课题《著名中医方药中对慢性肾功能衰竭的诊治经验研究》。课题以“辨证论治五步法”开展临床诊疗，经5年107例住院病例验证，疗效居全国领先地位。方药中在“中医辨证论治五步法”的基础上，通过这一课题探索“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诊治模式，吸纳西医病症名称和诊断、疗效标准，设立肾系、脾系、脾肾同病，以及五脏兼损组成“诊治常规”。方药中确立的“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诊治模式和他创制的肾病系列方，至今仍被广泛运用，疗效可靠。

建立临床基地，参加创建西苑医院肾病科

中医临床工作的开展，有赖于人才队伍和临床基地的建设。在著名中医学家岳美中的呼吁下，1976年，岳美中与方药中共同创办了“全国中医研究班”，创建了临床基地——西苑医院一病区。随着科室优势病种向肾病集中，该病区承担了方药中慢性肾衰课题研究的临床验证任务，发展成为西苑医院肾病科，至今已40余年了。多年来，肾病科传承创新方药中学术经验，已成为中医肾病的重要临床研究基地。

开拓中医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 

1952年，方药中以“中学西”身份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系统学习西医五年。1957年毕业后，他到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内科从事临床工作。期间他还给几届“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班”主讲《内科学》《方剂学》《素问运气七篇》《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专题课程并带教实习。学生们的资历普遍很高，不少已是名院的教授，而且学习非常认真。这几年的教学经历，为方药中培养高级人才积累了经验。

1978年，中医药研究生制度开始建立，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首设研究生班。岳美中任班主任，方药中任副班主任并主持工作。面对这一史无前例的人才培养制度，一切只能从零起步。方药中倾其心血智慧，创建并践行中医高级人才教育体系，成为中医研究生教育的开拓者。

严格考试与广开生源并举选拔学生

在中医药研究生制度建立过程中，方药中既继承“有教无类”的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又注入新的教育理念。在他的主持下，制定了广开生源和严格考试并举、学历与实践并重的招生原则。一方面吸纳十余届中医药院校优秀毕业生作为主要生源，另一方面也面向具有“同等学力”的基层青年中医生、西学中医生招生，但二者均须具备三年以上的临床工作经历。报考人数达1168名，录取名额仅为50名。第一试为全国统一命题，前100名进京参加第二试，第三试是面试，由岳美中、方药中、任应秋、刘渡舟四位著名中医学家分四组亲自面试，三试之后录取前50名。事实证明，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医学子普遍具有较好的中医基础、临床能力和中华传统文化功底，且各有所长。大家在研究生班的大熔炉里得到了学业上的锻炼和升华，后来都成为中医药界的栋梁之才。

创新设计以四部中医经典为主干的课程体系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方药中设计了以《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四部中医经典为主干的研究生专业必修课程体系，开设了中医各家学说研究、专题讲座系列两门课程，教学中融入古今学术发展和当代创新研究进展。

创新学习方法：自学为主，提要钩玄

中医药高等院校本科阶段采用的是课堂讲授统编教材为主的教学方法。方药中认为，研究生的教学不能重复这种基础教育的方法，他提出对四部经典的研读采取“自学为主，提要钩玄”的方法。每门课程首先由主管教师列出统一的自学进度时间表，由主讲教师讲授内容进行提要钩玄，并开设专题讲座。当时，《黄帝内经》由方药中、任应秋、程莘农主讲。《伤寒杂病论》由刘渡舟、万友生主讲。《金匮要略》由方药中、李今庸、金寿山、何任主讲。《温病条辨》由董建华、赵绍琴、潘澄濂、邓铁涛主讲。有了这一强大师资阵容，教学质量就有了保证。

广聘一流名师，群贤毕至，形成“百家讲坛”

名师出高徒，为研究生选聘一流名师，营造开放的学术氛围，坚持百家争鸣，不搞“一言堂”，是方药中坚持的原则。选择教师的主要标准是“一定具有真才实学”。方药中亲自查阅教师的学术著作。教师讲课内容一般有命题和自选两类。前者要求主讲教师对经典著作进行提要钩玄，要求提供讲稿或授课提纲，后者由专家自选，坚持“百家争鸣”的开放态度。首次讲课，方药中都会参加听课，最后一次讲课，也一定由他亲自答谢。

那时，教师们讲课都非常认真。任应秋先生为我们主讲《黄帝内经》。他的讲稿都是用方格稿纸一丝不苟写成的，几乎看不到涂改的痕迹。有一次，打开讲稿时，他发现讲稿拿错了，立刻决定让学生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去取，并作了详细交代。但是学生走出教室不久，他匆匆追了出去，怕学生拿错了，决定还是自己回去取。他驱车从西苑到和平里取稿，再返回西苑继续讲课。那时，他已年逾古稀，回来时已气喘吁吁了，但还是坚持继续完成当天的授课。先生如此认真严谨地对待每一堂课，同学们也都屏气凝神地聆听、记录，满怀对任应秋先生的崇敬。

由于当时教学经费很少，对受聘教师的接待条件非常有限，甚至他们来京讲课买火车票还要四处求人。但是所有被邀请来授课的专家都怀着对传承中医的使命感欣然前往。同时，他们还被学子们的求知精神感动，晚间会主动前往自习室进行指导答疑，一起参加讨论。在中医研究院，经常可以看到师生平等地探讨问题、各抒己见，甚至乐而忘返、深夜不散。正是因为这种自由开放的学术气氛，老前辈们把到研究生班讲课作为一生中的快事、幸事，把这小小五尺讲台誉为“中医之杏坛”，把研究生班誉为“中医之黄埔”。据不完全统计，约有百名中医专家、西学中专家、多学科专家在这“百家讲坛”上留下身影。“百家讲坛”的讲稿也被集为《中医名家基础汇讲》《中医名家临床汇讲》《温病汇讲》，并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宽广的学术视野和胸怀，开展多学科学术交流

在专家学术交流中，方药中海纳百川，进行了多学科的交流。其中，有古汉语、训诂学、辞书专家，也有哲学、古天文学、现代气象学、民间气象学者等来班开展学术交流，大大开阔了学生的视野。

当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有的学生半路提出要改专业，被导师认为是“不务正业”。方药中在详细了解学生的志愿和进行的研究工作之后，认为还是有道理的。他说：“人各有志，还是让他们按自己的意愿去发展吧。”他亲自登门说服导师，让学生转专业为“中医心理学研究”。在方药中的大力支持下，学生十分努力，建立起新的学科分支——中医心理学，并做出了成绩。

在方药中的学生中，还有一位非中医药专业的学生，那就是中医研究院《自然辩证法》主讲教师曲峰。他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功底扎实。1984~1987年以“师带徒”形式跟方药中学习中医三年，完成结业论文《中医辩证思维探讨》，方药中为之作序并出版。方药中说：“我教你不是要把你培养成一位中医，而是让你能够从哲学角度来理解认识中医的辩证思维，今后能讲好《中医辩证法》课，并有助于使中医学理论进步提高到现代哲学水平。”方药中对吸纳多学科，特别是从哲学来研究发展中医学的远见卓识可见一斑。

提出“懂理论，会看病，能讲会写”的人才培养通才模式

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应该是“专才型”还是“通才型”？现代医学的分科与人才培养越来越细化。方药中认为，中医药与此不同。中医药学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整体观，就是要把自然界、人体本身和五脏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审视和处理。所以方药中选择了“通才模式”，提出要培养“懂理论，会看病，能讲会写”的中医通才。懂理论，就要符合“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要求。会看病，就要熟练掌握中医辨证论治诊疗方法。能讲会写，是考虑到中医药学的学科特点，传承是中医人的天职和使命，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必须具备传承中医药学的能力。

中医研究生班，以其高水平的教学质量和浓厚的学术气氛，成为培养中医高级人才的摇篮，培养出了能适应国家需要的中医药人才，成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如今，作为中医药人，我们必须承担起对中医药文化瑰宝进行发掘提高、强基固本、发展创新的伟大使命，让中医药造福于人类。方药中参与构建的以三大学术体系为支撑的中医药学科顶层设计和实践，对我们完成这一历史重任有着深远意义。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官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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