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病毒战役，不可缺少的经典药物—α干扰素
干扰素的分型
干扰素是由英国科学家Isaacs于1957年利用鸡胚绒毛囊膜研究流感病毒干扰现象时首先发现的，具有抑制细胞分裂、免疫调节、抗病毒、抗肿瘤等多种作用[1]。干扰素的本质是具有多功能的活性蛋白质，是一种由单核细胞和淋巴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类型可分为α、β、γ等几种。IFNα存在多种亚型是基因突变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并且不同亚型具有不同的生物学意义。临床上α型干扰素是抗病毒的主要亚型，根据氨基酸序列排列的不同，主要分为α1b、α2b、α2a等亚型，其中α1b是由侯云德院士于1982年从健康的中国人脐血白细胞中获得的；α2b、α2a分别是从西方人白细胞和西方人骨髓瘤细胞诱生的[2]。从mRNA的频率上看，IFN-α1应该是自然状态下产生IFN的主导性亚型。正常人体白细胞经病毒刺激后诱生IFN的主要亚型为IFN-α1 [3]，IFN-α1有３个等位基因型（α1a、α1b和α1c），因IFN-α1b与另２个等位基因间的同源性最高，因此最具代表性[2]。由此推测，IFN-α1b是中国人IFN系统中主要的抗病毒表达亚型。
IFN-α1在长期抗病毒进化中不可或缺
从基因进化角度方面来看，在所有IFN-α多基因家族成员中，只有IFN-α1能找到另外一个高度同源的蛋白序列（IFN-α13基因编码，98.9%一致性），且只有两者在病毒等诱导情况下才能一起持续协同表达[4]，这提示我们人类细胞中IFN-α1蛋白的来源有2个，这种“备份”为保护机体免受病毒入侵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选择性优势。另外，在病毒感染诱导干扰素相关因子（IRF）激活条件下，IFN-α1是唯一与IFN-β共同表达的IFN-α亚型。这些研究结果均提示IFN-α1一定是在抗病毒长期进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
在生物学活性方面，α1亚型干扰素不仅对各类哺乳类动物细胞具有较强的抗病毒保护作用[5]，还可以增加单核细胞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Ⅱ抗原的表达[6]。这些都提示α1b亚型干扰素不仅具有更广谱的高免疫清除功能，且是其他亚型干扰素所没有的。所以α1b亚型干扰素是中国人最主要的抗病毒亚型。
IFN-α在与细胞表面受体（IFNAR）结合后，激活JAK/ STAT信号转导通路，其中与IFNAR相关的JAK1和TYK2募集STATs，随后将其磷酸化，激活形成同二聚体或异二聚体，与其他STAT二聚体不同，STAT1-STAT2异二聚体可与IRF9结合形成IFN刺激基因（ISG）因子3（ISGF3）复合物，诱导产生多种抗病毒蛋白（如2'-5'寡聚腺苷酸合成酶、磷酸二酯酶、蛋白激酶等），以激发人体处于全面的抗病毒状态；除了诱导抗病毒蛋白以外，IFN-α以STAT1和AKT磷酸化依赖性方式促进抗原呈递和淋巴细胞、巨噬细胞的活化，提高机体免疫应答，增强免疫清除病毒能力[7]。
冠状病毒具有干扰多种宿主途径和参与抗病毒应答蛋白的能力，可在其基因组中编码抑制IFN-α1b诱导的多种抗病毒反应的多功能蛋白质（如ISG），来阻断IFN-α1b信号传导。所以补充外源性IFN-α1b不仅可以抑制病毒的复制，还可以提升人体免疫力，而防止病毒感染，是目前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之一。
IFN-α1b作为人体内的天然抗病毒屏障，是人类唯一的天然广谱抗病毒物质，参与多种宿主途径和抗病毒应答，是人体内固有免疫的关键细胞因子，对病毒侵入会做出迅速而有力的反应。小儿内科临床路径、儿童常见呼吸道疾病雾化吸入治疗专家共识、α干扰素在儿科临床合理应用专家共识、儿童喘息性疾病合理用药指南、手足口病诊疗指南（2018版）、疱疹性咽峡炎诊断及治疗专家共识（2019年版）、第八版《儿科学》教材、中国国家处方集等权威指南共识一致推荐雾化α干扰素可用于呼吸道疾病的抗病毒治疗，疗效显著且安全性高。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一版至第五版及同济医院救治医疗专家组制定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快速指南》中也一致推荐雾化吸入IFN-α，成人每次500万 U或相当剂量，加入灭菌注射用水2 ml，每日2次，可用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治疗。《儿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断、治疗和预防专家共识（第一版）》提出：干扰素α：早期使用可降低病毒载量，有助于减轻症状，缩短病程。结合中国使用干扰素α治疗儿童毛细支气管炎、病毒性肺炎、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手足口病及SARS等病毒感染性疾病的临床研究及临床实践，推荐用法如下：干扰素α雾化：干扰素α 2-4 μg/kg（IFNα1b）或20-40万 IU/kg（IFNα2b），灭菌注射用水2 ml，雾化吸入，每日2次，疗程5-7天。
对于目前还未有针对性的治疗药物情况下，IFN-α1b作为广谱抗病毒药物候选药物之一，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为临床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抗病毒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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