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20农历春节来临之际，一场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在神州大地爆发，严重影响着人们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及身心健康。无疑，疫情对我国城镇化及人居环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面对新冠肺炎这种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规划该如何为城市提高“免疫力”？本刊特召开笔谈会，邀请规划各领域的专家，从专业的视角，针对此次疫情中突显出来的国土空间规划与城乡建设中被忽略、需反思、必应对的学术问题或实践话题进行讨论。健康城市，任重道远。让我们一起，为了更美好的未来，以规划人的担当，建言献策，同心协力，共克时艰。 【作者简介】张国华，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总工程师、国土产业交通规划院院长。
【doi】10.11819/cpr20201627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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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以医疗为代表的公共服务迅速成为各大城市的稀缺资源，引发社会群体性焦虑。透过疫情可以看到当前中国城市还存在很多短板，重构空间规划体系，要“穿新鞋、走新路”，更加有效地配置公共服务，尽快补课。透过历史，看清未来——公共服务是现代城市的基石和现代城市规划的“初心”
霍乱被称为“19世纪的世界病”，英国医生约翰·斯诺和牧师亨利·怀特黑德创造性使用空间统计学，绘制出伦敦的“死亡地图”，查找并封闭霍乱爆发的根源—宽街水泵，此后伦敦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霍乱流行事件。随后现代城市规划建立，并将公共卫生纳入重要议程。现代城市的基石正是建立于此，现代城市规划的“初心”也应是基于此。
在城市发展史上，“死亡地图”是重大的分水岭。当时的权威人士——著名的南丁格尔和公共卫生领域之父查德威克，都是瘴气论的支持者。斯诺和怀特黑德秉承科学精神，跳出固有思维模式，帮助城市战胜疫情。这即便对于当下战胜疫情和国土空间规划构建，也具有启示价值。再来看中国城市发展史，近40年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对公共服务的发展和空间配置明显不足。始于计划经济的中国城市规划，核心是控制土地使用，而随着城市从原来的“管理” 上升到“治理”，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要融为一炉。对于以医疗、 教育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业，空间布局遵循行政区划原则，政府可以主导，并通过基础设施去引导，剩余其他则应该交给市场去充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直面问题，勇于担当——通过国土空间规划的“新鞋”和“新路”，实现城市公共服务的有效配置和制度设计的合理保障
一是要看到公共服务的培育具有长期性，没有10年时间做不起来，而一届政府才5年，政府任期制与产业发展周期存在矛盾，前人栽树后人摘果的规则得改。
二是基本公共服务配置要把握“守底线”的原则，而不是配给制。高标准公共服务应该交由社会和企业承担，政府可以引导支持，调动积极性。
三是要重点关注公共服务的空间布局。以北京功能疏解为例，之前“五环内外”是“两个 世界”，好的教育和医疗全都集中在环内，没有真正布局到新区去。政府要做的是结合轨道交通建设，围绕轨道站点配置公共服务，形成空间杠杆。
四是公共服务离不开财政补贴，未来财税体制改革如何与公共服务发展相适应，需要各级政府在改革中落实好权力与责任清单，把以人民为中心真正落在实处。当下，在对新冠肺炎的战役中，更需要对过去40年快速城市化的工作进行总结反思，汲取教训，其中有些声音“城市高密度导致疫情发展，大城市更容易发生疫情，还是小城镇好”等等，显然是停留在农耕文明的自然经济思维。事实上，伦敦宽街的胜利就是流行病学、科学推理和信息设计的胜利......也是城市化的胜利。由于宽街事件，160年后的今天，人口密集才是城市的优势——密集的人口有利于创造更多的财富，更多的机会。
在新的国土空间规划构建中把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和制度设计的“新鞋”穿好和“新路”走稳，在城市化模式选择上的不再犹豫，坚定落实好中财委第五次和第六次会议精神，让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真正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增强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通过我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专业分工、专业化协作、规模经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生态保护等实践，全面贯彻落实生态文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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