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仙洲诞辰130周年：中国机械工程教育和机械史研究的开拓者

刘仙洲原名鹤，又名振华，字仙洲（后以字行），1890年1月27日出生于河北完县（今河北顺平县）唐行店村，1907年考入保定崇实中学, 后转入保定育德中学学习并毕业。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次年夏考入香港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1918年从香港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回母校育德中学任教，担任留法勤工俭学高等工艺预备班教师。1924～1928年，刘仙洲任北洋大学校长、教授，1928～1931年任东北大学教授、机械系主任等职。1932年，受聘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教授，执教清华大学40多年。他是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发起人之一，上世纪40年代曾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会长。

刘仙洲是著名机械工程学家、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清华大学院系调整筹委会主任、副校长、第一副校长、国家科委技术科学学科组副组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机械组副组长等多种学术职务。1951年刘仙洲发起重建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并一直担任学会副理事长，直至去世。1955年，刘仙洲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和中科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及技术史编辑委员会委员。他还是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并于1963年担任该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他是我国自编工科大学教科书的重要创始人，中国机械工程教育和农机事业的开拓者，也是中国机械史学科的奠基人。今年是刘仙洲先生诞辰130周年，逝世45周年，特撰文以示纪念。

刘仙洲先生80周岁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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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教育实践与“工读协作制”

1918年，刘仙洲以优异的成绩从香港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获“头等荣誉”毕业文凭。当时国内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刚刚兴起，他的母校保定育德中学已创办了一个留法勤工俭学高等工艺预备班，为了成就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出国深造，他放弃了到英国留学的机会，回到母校育德中学任教。刘仙洲担任了工艺预备班机械科的教师并兼任班主任，开启了他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的历程。

刘仙洲除了担任“留法预备班”的教学工作外，还为育德中学讲授物理课。他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十分赞赏，也努力实践其别具一格的教学方法。留法勤工俭学的目的，是希望将欧洲先进的工业技术和科学文化知识引进中国，使中国青年通过勤工俭学掌握欧洲先进的技术，以便他们归国后适应“科学救国”、“工业救国”需要，在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和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在他的学生当中，有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刘少奇、李富春、李维汉等同志。“留法预备班”采用半工半读制，上午上课，下午劳动。学习内容包括法文、机械学和木工、钳工、锻工、翻砂等技术科目，刘仙洲主要承担机械制图和机械学等课程的教学任务。他早在香港大学读书时，就深深体会到了机械理论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动脑和动手结合是培养学生的好方法。因此在教学中，他注意理论与生产实际结合，并自编了适应学生特点的机械学、内燃机等讲义。其中由机械学讲义整理而成的《机械学》于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二年又出版了《机械学习题解答》；在内燃机讲义基础上编写的《内燃机关》一书被收入中华学艺社学艺汇刊，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生产实践知识，在刘仙洲等人的倡导下，育德中学创办了铁工厂，在学生中试行“在学校求理论，在工厂求实验”的教育方法，使学生们受到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专业培养和训练。在此期间，因华北五省大旱，刘仙洲根据河北平原的实际情况，设计了从井里提水的新式水车，在实习铁工厂中试制，一种用人力，一种用畜力。新式水车制造简单、造价低，效率也高，适合农村采用。研制的水车一经推出，立即受到广泛关注和农民好评，得到推广。这次研制水车，是他探索用现代机械原理改造传统农具的最初实践。从此开始，他一生关注农业机械的发展情况，关心中国农业的机械化问题。刘仙洲在开展教学工作的同时，还认真思考中国工业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他结合美国的经验，提出了“工读协作制”，主张工业技术学校学理与实践并重，即学校附设实习工厂或者工厂附设补习学校，学生“在学校求学理，在工厂求实验；换一句话说，就是把学校和工厂合成一气，把学生和工人备于一身，是用最经济的办法，以造就工业人才的一种制度。”他指出，这种教育制度不仅可以解决大批清寒子弟的求学难题，而且可以纠正工科学生只注重书本、自命清高的弊病。为了倡导“工读协作制”，他在1920年上书北洋政府教育部，提出《我国工业教育应酌采工读协作制意见书》，并发表在《新教育》1921年第5期上，论述了工读协作制的历史、组织形式和在中国采取工读协作制的理由。他认为，工读协作制与勤工俭学不同。勤工俭学是把学和工分成两个阶段，先做几年工，积蓄下钱，再去读书，做工与将来所读的书，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工读协作制所做的工，则力求和他所学的课有关联，课程的分配也力求和所做的工作接近，因此比勤工俭学更好。他的主张虽得到学界肯定和教育当局认可，但结果却被当局以 “留备采择”为由束之高阁。刘仙洲任北洋大学校长时，创办了机械工学门（即机械工程系）。他曾想推行工读协作制，并拟就说明书、计划书各一份，呈请北洋政府教育部核准，且指定北洋铁工厂和大沽造船所作为学生做工的地方。但当局很怕学生和工人结合在一起，给出的批示仍是“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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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工程教育和机械学科的本土化

1924年8月，年仅34岁的刘仙洲受北洋政府教育部委派，担任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工科大学——北洋大学的校长。刘仙洲赴任北洋大学之际，军阀混战，时局动荡，学校办学困难重重。在经费常被拖欠、办学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扩充北洋大学的学科门类，制定了学校发展计划，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上任不久，就呈文教育部，指出“各种工业以机械工之应用最为普遍亦最为吾国现时社会所需要”，请求在北洋大学添设机械工学门（清末该校一度设有机器门）。经教育部批准，北洋大学设立了机械工程学门，并将采矿、冶金两学门合并为采矿冶金学门。在北洋大学建校三十周年时，刘仙洲阐述了“理想中之将来扩充计划”，为北洋大学未来十年的发展提出了具体计划，绘制了一幅美好的蓝图，如 “添设电气工学门”为其重要内容。他指出，各种工业以电气工业发达为最晚，然其进步速度之快却远超各种工业之上。因此“今日而办工科大学如不事扩充则已，若从事扩充，电气工学门似应在必行添设之列，且本校机械工学门已开始办理，并已有相当设备，倘二年以内能将各种发动机与机械添足，则添设电气工学门实极为经济。” 他还计划附设“机械工学门工读协作班。”考虑到“工科为理科之实用，理科为工科之根基”，计划将北洋大学从工科大学办成理工大学。到建校四十周年时，实现“工科为土木、采冶、机械、电气四学门；理科为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四学门，共为八学门。外附一工读协作班，学生人数达一千以上，造成‘东方麻省理工大学’之始基，则理想之北洋大学实现矣。”自北洋大学创办以来，就由外国教授用英文讲课。聘用的教务长和教师大多为美国人，工资一般比中国教师高二、三倍。此后数十年间，外籍教师薪金一直比中国教师高很多。刘仙洲掌校后，锐意革新，逐步聘请中国专家学者代替美籍教师，辞退学识较差的美籍教授。他认为，中国的大学教育应适应中国国情，办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特色，科系设置和教材内容应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全由外国教师授课，达不到这样的目的。刘仙洲先后聘请了石志仁（机械学家）、笪远编（机械学家）、茅以升（桥梁专家）、侯德榜（化工专家）、何杰（地质采矿专家）、温毓庆（物理学家）、张含英（水利专家）、张倬甫（土木工程专家）等中国著名学者任教，并逐步开始用汉语讲课。他本人讲授机械学课程，并亲自编写中文教材。这些中国教师，都学有专长，且授课内容能联系中国实际，深受学生的欢迎。他们往往能体谅学校的困难，不计报酬多少，为学校的发展尽心尽力。在刘仙洲任内，北洋大学不仅增办了机械工学系和电气工学系，教师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各科系的课程基本由中国教师教授担任，到1928年全校只有三、四名洋教授。他主持校务4年，北洋大学的建设卓有成效，所聘的教授绝大多数为国内外知名学者，学生专心读书，是公认的国内著名工科大学。

在北洋大学任校长时的刘仙洲（前排右1）1928年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在我国一度实行大学区制，“北洋大学”名称被取消，改称“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这对北洋大学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刘仙洲感到其办学理想无法实现，遂辞去校长职务，去东北大学任教。当时东北大学广招良师，一批国内名师赴该校任教，一时英才荟萃，发展势头很好。刘仙洲被聘任为东北大学机械系教授兼机械系主任，他除了主讲机械原理、热机学、经验计划等课程外，还对机械系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东北大学任教期间，刘仙洲在机械工程教育本土化方面颇有建树，他继续致力于用中文讲授相关专业课程，编写中文机械学教材。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的《内燃机》一书就是在东北大学完成的。1932年8月，刘仙洲来到北平，受聘为国立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教授，此后在清华执教四十余年，把后半生贡献给了清华大学的教育与科研事业。他参加了工学院和机械工程系的创办和早期建设工作， 在“七七”事变发生前的5年多时间，他一直从事教学工作，对机械系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以及实习工厂和热工试验室的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诸多行之有效的建议。刘仙洲为工学院各系主讲机械原理和热机学等课，他力求理论联系实际，并用中文教材授课，受到师生的赞誉。他结合教学工作，编著了多种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用的中文教科书，如《机械原理》《热机学》《经验计划》等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这些著书是我国最早自己编写的一批工科大学教科书。刘仙洲同时还开展一项重要的工作，即受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委托进行《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的编订工作。他查阅明朝以来涉及工程的书籍，抄录各种名称卡片上万张，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分门别类地整理中国机械史料，进而开展了机械史研究的开拓工作。他修订的《英汉机械工程名词》在确定术语、译名和编写中文机械工程教科书时都很好地吸收了中国典籍文献和机械史的研究成果，他创译的“熵”（Entropy）、“焓”（Enthalpy）等名词非常贴切。又如机械学中的单词“Key”，也是他从古文献中找到一个“键”字而定名的。这些工作对我国现代机械工程学的发展和机械学科的本土化产生了深远影响。1937年“七七”事变后，刘仙洲随校南迁到昆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办的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西南联大，他除了认真地完成繁重的机械工程专业课程教学任务外，还孜孜不倦地查阅机械工程方面的文献和相关古籍，从事教科书、机械名词的编写以及中国机械发明史研究等方面的工作。

1943年7月，西南联大机械工程系一九四三级师生合影（前排右2为刘仙洲）刘仙洲一贯主张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在清华大学执教时，其认识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他善于利用古人的智慧说明自己的主张，如对理论与实践、动脑和动手的关系，他利用“工”字的古代词汇含义加以论述和说明，不仅加深了理解，也深化了认识。《春秋公羊传》何休注给出的界定为“巧心劳手成器物曰工”。刘仙洲认为这个“工”的定义下得再好不过了，可以很好地说明他一贯坚持的“理论与实践相联系”主张。他指出：“‘巧心’和‘劳手’两种条件，实在是非兼备不可。至少机械工程人才是如此的。只‘巧心’而不‘劳手’，只有学理而无实验，充其量不过是一位理论的工程家。可以作文章，可以勉强教书。就按作文章教书说，一遇到讨论实际的问题时，也难免失之不切实。只‘劳手’而不‘巧心’，是只有实验而无学理，充其量不过是一位熟练的老工匠。可以按图制造，可以照样仿做。但一问其所以然之故，则茫然不知。一令其稍加变化，则无从着手。我国现在的机械工程界，大多数正是在这种偏而不全的状态之下。”从这个兼具学理和实验二者的思想出发，他进一步提出了，在工科高等院校中，应工科和理科合一的工程教育的主张。刘仙洲很早就关注中国机械工程学科的本土化和学术独立发展，并长期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工程教育多直接采用欧、美等国原版教材，教科书普遍采用欧、美等国的工程规范、数据，存在脱离中国工业实际的情况，特别是对工程教育普及和学术自主发展有不利影响。他指出：“国人教授本国人以实用学术，恒用外文课本，且有时更用外国语讲解焉。长此不易，则吾国工程学术，恐永无独立之期，其间影响于工程学术之普及者，尤为重大也。” 为此，他主张用本国文字编写工程教科书和著述，不遗余力地推动工程学术的本土化和自主发展，并一直“居恒以此为念，授课之余，每从事编译，成就甚微，然各种工科课程应各有相当之中文课本以渐达于能用本国文字教授工程学术之主张，则始终未变。”多年来，他在多所大学始终坚持用汉语授课，且倾注了极大的精力编写中文机械工程教科书和读物。他编写的《机械学》（1921）、《蒸汽机》（1926）、《内燃机》（1930）、《机械原理》（1935）、《热工学》（1948）等十几种中文教科书，多次再版，有些被编入《大学丛书》，被国内工科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广泛采用，为发展我国机械工程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刘仙洲所编《机械原理》教科书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期间，刘仙洲也非常关注农业机械的发展和传统农具的改革问题。1945年曾著文《中国农器的改进问题》，提出农机具改革的原则性意见。认为当时中国无论是介绍新式农具还是改良传统农具，宜采用简单、安全和易于维修的原则。1946年他专程到美国伊利诺大学进修农业机械，历时一年半时间。在学习美国先进农机科技知识的同时，他对十几个州的农学院、农业实验站、农业机械厂以及灌溉工程进行了考察，收集了相关资料四、五百种，并参加了美国农业工程师学会年会，会见了许多著名农业工程专家。通过考察，结合他掌握的中国具体情况，刘仙洲形成了自己对中国农业机械发展模式的认识。他认为，在中国与其模仿外国生产大型机械，不如先对传统的畜力机械加以改善，即机械部分改进设计，动力部分仍用畜力，然后求其进一步的发展。刘仙洲反对盲目照搬外国以生产大型农业机械为主的发展方式，主张从我国农村和农业实际情况出发，改良传统农业机械，使其符合机械学原理，从而实现传统农机具的古为今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仙洲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并且受到人民政府重视，被委以重任。他起先参加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帮助政府解决农业机械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的问题。1949年他被刚成立的华北农业机械总厂聘为顾问，教学之余，每逢周六去总厂了解产品设计、试验和生产情况，帮助解决遇到的技术问题。他还向政府提出建议，在清华大学附设农田水利专修科，在华北农业机械总厂附设农业机械专科学校，厂、校结合培养人才，这一建议很快被采纳。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与清华大学联系、商榷，决定委托清华大学开办农田水利专修科，培训农业技术干部。他同时被农业机械专科学校聘为教务长，并讲授农业机械课程。在他的主持下，两校学生一面在学校“学理”，一面在总厂“作工”（实践），真正做到了“把学校和工厂合成一气，把学生和工人备于一身。”这两个学校在短期内培养出近百名农业机械专业人才，他们后来成为全国各地农业机械事业的骨干力量，在农机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高兴地看到，自己多年提倡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理念，此时终于得以实现。

1950年参加农业机械培训班开学典礼时的刘仙洲（左3）

刘仙洲还对农业的发展、人才的培养、农机的制造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如在1951年召开的全国农具会议上，他做了《我对于开展新式农具工作的意见》的报告，提出要“从大多数农民现实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农机具研制上“采用新式农业机械原理及机构，对吾国旧日的农具酌加改良，或设计小型的新式农具，原动力暂仍以牲畜力为主。” 他在50年代也指出，各大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发展到集体经营阶段，所需农业机械应以大型为主，而动力则以拖拉机为主。由于刘仙洲既熟悉中国实际情况又了解国际机械工程与农业机械发展状况，几年后，他应邀参加了国家12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并担任学科组副组长，且主持编制了“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和农业机械制造问题”规划。1952年，为适应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国家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经过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由一所综合性大学调整为多科性工业大学。这年6月，刘仙洲受教育部的委托，主持京津高等学校院校调整清华大学筹备委员的工作。1952年9月他被任命为第二副校长，因第一副校长不能到任，刘仙洲先行就职。当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蒋南翔为清华大学校长，刘仙洲为副校长，结束了学校三年时间没有校长的历史。1957年1月起，刘仙洲任第一副校长，负责学校的日常工作。蒋南翔一直对刘仙洲非常尊重，两人在工作上的配合十分融洽默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从学制改革、专业设置、教学管理、科学研究、学生工作直到校园规划建设，事无巨细，均一一过问，把自己丰富的办学经验贡献于清华大学的建设与发展。这一时期清华大学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均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和突出的成绩，与刘仙洲的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刘仙洲的工程教育理念，和当时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契合的，因此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教育、科研事业之中，为清华大学的发展和中国的工程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刘仙洲为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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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中国机械史的研究领域

刘仙洲早在20年代，就开始关注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化遗产。到清华大学执教后，他结合工程教育与教学，开始从事中国机械史的研究工作。他有感于当时我国本国文字的工程著述极其匮乏的情况，认为工程教育急需开展三方面的研究：一是整理旧工程书籍；二是从速编订工程名词；三是有计划编译新工程书籍和编辑刊行工程刊物，而史料整理是其中最基础的工作。

1933年5月他在《清华周刊》（工程专号）发表了“中国旧工程书籍述略（以民国以前线装书为限）”一文，对民国前中国的工程技术书籍进行了系统梳理，整理出了较为详细的书目提要。此后，他开始从事分门别类整理机械史料和开展专题研究工作，发表许多相关论著、论文。其中，1935年出版的《中国机械工程史料》，是刘仙洲早期研究机械史最重要的开拓性成果，该书首次依据现代机械工程分类方法整理了中国古代机械工程的史料，包括绪论、普通用具、车、船、农业机械、灌溉机械、纺织机械、兵工、燃料、计时器、雕版印刷、杂项、西洋输入之机械学等13章，分别考述各项机械的发明人、古代机械的构造与记载，并附有许多插图，初步勾勒出了中国古代机械工程的基本轮廓。而“中国在热机历史上的地位”（《东方杂志》39卷18期，1943）和“王徵与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真理杂志》第1卷第2期，1944）属于专题研究的重要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1948年他又在《工程学报》上发表《续得中国机械工程史料十二则》，内容包括指南车、记里车、自雨亭、木人自动、木人自语、木獭捕鱼、木人行觞、十二辰车、水力浑天仪、自鸣钟、机弩、气阻力等。上述工作为此后开展更为系统和深入的机械史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1949年之后，科学技术史在中国开始成为有组织的科学事业，逐渐实现了建制化，促进了研究工作的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机械史研究得到了较快的推进，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并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一个重要学科分支。刘仙洲在50年代初继续致力于中国机械史的系统研究工作，推动了中国机械史学科的建立。1952年，刘仙洲向教育部提议在清华大学成立“中国各种工程发明史编纂委员会”，当年10月获得批准，这一机构不久改为“中国工程发明史编辑委员会”。这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从事中国工程史料整理与研究的机构。1953年夏，委员会成立后，在刘仙洲领导下，开展工程技术史料的搜集、抄录、分类和整理工作。资料搜集集中在机械工程、水利工程、化学工程、建筑工程等13大类。查阅范围遍及丛书、类书、文集、笔记、小说、方志等多种古籍。刘仙洲亲自指导并一起进行抄录，使整理工作顺利推进。到1961年，已查阅了9千余种古籍。这些资料卡片一直存放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供校内外专家学者使用，对当时机械史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仙洲先生20世纪60年代抄录的机械史资料卡片在搜集与整理大量史料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刘仙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开展了对中国机械史的系统研究工作，1961年4月，完成了中国机械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初稿。初稿修改后，于1962年5月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第一部较为系统地论述中国古代机械史的著作，讲述了中国古代主要机械发明成就，从机械原理和原动力的角度梳理了中国古代机械工程技术发展的脉络。该书《中国在原动力方面的发明》一章，很快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的《中国工程热物理》（Engineering Thermophysics in China）第1卷第1期上发表。《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刘仙洲对中国传统农具和农业机械情有独钟，他长期关注我国农业机械的发展，中国农业机械史也自然成为他研究的重点方向。1963年他撰写的《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问世，这是第一部较全面论述中国古代农业机械成果及其发展的著作。该书1963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引起日本学术界的重视。著名农史专家天野元之助在《东洋学报》上发表了“中国农具的发达——读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为题的文章，对该书内容详加介绍和评论。《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书影上述两部著作在国内外长期被科技史和相关领域学者反复引用，成为研究中国机械史的奠基之作。在这两部书出版之前和之后的十多年里，刘仙洲先后发表了一系列专题研究论文，反映了他的研究工作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过程，其中比较重要的论文如下：（1）中国在原动力方面的发明，机械工程学报，1953年第1卷第1期；（2）中国在传动机方面的发明，机械工程学报，1954年第2卷第1期；（3）关“中国在传动机方面的发明”一文的修正和补充，机械工程学报，1954年第2卷第2期；（4）中国在计时器方面的发明，天文学报，1956年第4卷第2期；（5）介绍《天工开物》，《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10期；（6）王徵与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修订版），机械工程学报，1958年第6卷第3期；（7）中国古代对于齿轮系的高度应用（与王旭蕴合作），清华大学学报，1959年第6卷第4期；（8）中国古代在简单机械和弹力、惯力、重力以及用滚动摩擦代替滑动摩擦等方面的发明，清华大学学报，1960年第7卷第2期；（9）中国古代在农业机械方面的发明，农业机械学报，1962年第5卷第1、2期连载；（10）我国独轮车的创始时期应上推到西汉晚年，文物，1964年第6期；（11)关于我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的几项新资料，农业机械学报，1964年第7卷第3期。 这些专题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如《中国在计时器方面的发明》一文，1956年9月5日他在意大利召开的第8届国际科学史会议上宣读，恰恰排在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之后，李约瑟的论文题目是：“中国天文钟”。对苏颂水运仪象台某些机构的解释、看法，两篇论文也有些不同。刘仙洲认为李约瑟的某些推断有些不正确的地方，并向他指出。李约瑟“很诚恳地承认，并声明要更正原稿。”在李约瑟等人1960年出版专著《天文时钟机构——中世纪中国的伟大天文钟》中，引用了刘仙洲在1953-1956年间发表的关于古代计时器、原动力和传动机件的三篇文章，接受了他的某些重要观点。

参加第八届国际科学史会议部分中外学者合影（左2为刘仙洲，左3为李约瑟，左4为李俨）刘仙洲研究中国机械史，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并有自己独特的学术研究方法。在研究中，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在《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的绪论中指出：“根据现有的科学技术科学知识，实事求是地，依据充分的证据，把我国历代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分别的整理出来，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早就是早，晚就是晚。”在研究中，他按照近代机械工程的体系、分类方法和研究方法，归纳、分析和研究中国古代各类机械工程发明。例如，他在《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中，先从一般机械的定义和分类入手，然后按照简单机械，弹力、惯力、重力和摩擦力，原动力与传动机五个方面展开论述。《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的编撰体系，则是将我国古代农具和机械分为整地机械、播种机械、中耕除草机械、灌溉机械、收获及脱粒机械、加工机械和农村交通运输机械七大类，将我国古代丰富多采的农用工具和机械分门别类地纳入农业机械体系之中。他注重文物考古资料，把古文献资料和考古出土实物结合起来开展研究，以揭示古代机械工程发明的真实历史和发展规律。他密切关注考古新发现，有时还亲临现场考查，研究出土文物。如果看不到实物，便向各博物馆索要图片和拓片，与古文献资料一起珍藏。他还通过古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的分析，结合科学实验，开展古代机械的复原。如1959年他提出了张衡浑象的齿轮和凸轮传动机构的复原模型方案。后与中国历史博物馆王振铎先生合作，将张衡浑象复制成能运转的木制模型，在该馆展出。他也关注留存下来的传统机械的研究，通过传统机械实物的考察，分析古代机械的结构原理。以多重证据还原历史；力求由今见昔，察今知古。他注重古为今用，其机械史的研究成果在机械工程名词统一和自编机械工程教科书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机械工程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70年，在刘仙洲80岁生日那天，他工工整整写下《我今后的工作计划》，并拟出《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二编）的写作提纲。2004年，刘仙洲去世29年后，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组织编写的该书第二编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尽管刘仙洲没有亲自完成这部著作，但该书第二编直接继承了他的学术思想和编史工作。改革开放后，中国机械史研究工作得到迅速恢复并获得全面发展，在深化了中国古代机械史研究的同时，也开拓了中国近现代机械史的研究，推进了传统机械的调查研究。同时研究队伍也不断扩大，成立了机械史的学术团体，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他开创的机械史的研究事业已经枝繁叶茂，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今年是刘仙洲先生逝世后的第45年，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学术和精神遗产，他的高尚品德和大家风范，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作者简介

冯立昇，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教授、所长。科学技术史专业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科技史、科技典籍文献、传统工艺及相关领域文化遗产的研究。兼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技术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传统工艺研究会会长。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

来源：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ID：qhdxjxgc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