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团”的风采——宝钢顾问委员会的故事

　　科协是科学家彰显价值的殿堂，这里蕴藏着许多神奇的故事。宝钢顾问委员会——“智囊团”灿烂的风采，就是“科学的春天”里，一朵艳丽的玫瑰。

　　为宝钢建设服务，不是市委的指示，更不是企业的约定，而是市科协同志们追寻爱国梦，用于创新的大胆实践。多年来，许多人常常问我：“你们怎么会和宝钢结缘？！”我就讲讲这个30年前有趣的故事吧！

　　（一）追寻新天地

　　1978年春天，我从“五七干校”回到科协后，得知宝钢建在上海，这个新奇的消息，使我非常兴奋，就联想翩翩：如果宝钢初建时，我们就和它“攀亲”“结缘”，联手开展科技交流和合作，岂不找到了科技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广阔蓝天？！但又顾虑重重：一、怕引进的特大企业高管是“京官”，位高权重，好难高攀；二、怕企业含金量大，啃不下硬骨头；三、怕闯了祸，难担罪责等等。后来转念又想：“路是人走出来的，不上下求索，哪有花明柳暗！”“实践出真知嘛！”“闯出去再说！”于是我就先派学会部余启敬、吕孝睿、张贻康等几位精明能干的强手先去探路。但当他们走到吴淞长江边丁家桥附近时，只见茫茫一片农田，虽见几处简易屋有些人来人往，但找不到宝钢筹建办的踪影，于是扫兴而归。

　　没隔几天，我就带领张贻康再去闯门。幸好碰见了市冶金局技术处长周志秀（当时借调到宝钢筹办处，后为局党委书记），她就穿针引线，帮我们找到了宝钢指挥部副总工程师林兴。经说明来意后，我们预请他来科协作报告。当我们回到科协机关后，立即向党组副书记江征帆同志汇报。当时，我诚惶诚恐，深怕他严厉批评指责：“怎么先斩后奏！”但出乎意料，他反而表扬称赞一番。当年10月26日，我们在科学会堂组织召开了有17个学会的500名学会专家参加的报告会，请林兴同志介绍宝钢建设总体设计方案。同时在会上，江征帆同志宣布“学习消化宝钢引进的先进技术，为宝钢建设出谋献策。”吹响了助力宝钢建设的进军号角。

　　（二）“闯门”而入

　　1978年12月23日，宝钢破土动工后，我们学会部马上组织土木、建筑、水利等几个学会专家，“闯开宝钢大门”去学习考察。大家认为宝钢处理地基“打桩”的技术很先进，值得好好学习；但发现“日商”为防止矿石推料场滑坡，需打16根20米长的砂桩 ，认为不妥，及时提出建议。后来还连续多次进行交流、争辩甚至激烈碰撞。最后，市科协办公室领导胡翠鑫和徐国权等同志，将学会专家们的意见制作成《科技工作者建议》，呼吁“8000多万元”投资可节省下来。

　　建议送各有关方面，引起领导和各方面关注。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兼宝钢指挥部党委副书记陈锦华亲自前来倾听辩论。他高度评价“争论很有意义”“不打不相识”。这些争论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后来逐步统一了认识，为国家节约几千万元投资。从此闯开宝钢大门，为今后的大合作开辟了一条路。同时让领导和宝钢人认识到这是一股宝贵的强大的科技力量！

　　（三）现场“救火”

　　当年宝钢初建，有几座建筑楼桩基曾水平位移30—50厘米，但被记者误传上报。北京一片哗然，李先念副总理三令五申电告：“千万不能出岔子。”叶自强（宝钢指挥部总指挥、冶金部副部长）急如星火，主动来科协邀请专家去现场“灭火”。科协领导又把这任务交由我去办理。我和叶部长登门拜访李国豪（同济大学校长、市力学学会理事长）商讨对策。

　　第二天，以李国豪为首的专家组就奔赴宝钢现场，一边考察，一边进行科学数据运算。李国豪还亲自创立解决发生桩基水平位移后承载力的运算方法和理论。经过现场“荷载”实验，证明情况良好。从而摒弃了日本、德国专家主张多花一亿多元解决问题的主张。我们连续两天住在宝钢，日以继夜连续作战，终于完满解决问题。当李校长总结说：“没问题，请中央放心！”愁眉苦脸的叶部长才喜笑颜开地说：“多亏你们及时帮助。”两天后，中央计委一位负责同志直接打电话来科协找我，询问究竟如何。我如实汇报，解除了他们的疑虑，学会部几个调皮小鬼开玩笑说：“了不起，你们直通中央啰！”

　　（四）“智囊团”应运而生

　　市科协和学会专家们的爱国热情和科学智慧，深深感动了“上帝”，大家感到应成立“智囊团”，全方位为宝钢服务。后经上海市科协和宝钢领导商议，成立上海市科协和宝钢共同领导的宝钢顾问委员会。我们推荐10多个学会（包括“社联”的经济专家）31名专家组成。1979年12月5日，在宝钢隆重举行成立大会，叶部长颁发聘书并宣布顾委会成员享有四大权利：建议权、审议权、参加重大科技活动和查阅各种科技资料权。

　　顾问委员会的构成：

　　顾委专家共31名，包括近20个专业（土木、建筑、自动化、机电、电子、冶金、计算机、经济、材料、力学、桥梁等）

　　首席顾问：李国豪（同济大学校长、双院士、力学教授、著名桥梁专家）

　　2005年李国豪去世后，由严东生（中科院副院长、双院士、材料科学专家）继任

　　副首席顾问：周志宏（交大副校长、冶金专家、教授）

　　姚诵尧（市电站设备公司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顾鼎元（市机电设计院院长、高级工程师）

　　林万骥（上海钢铁二厂技术顾问、高级工程师）

　　秘书长：黄锦发（宝钢指挥部指挥、设计专家）

　　副秘书长：孙淑云（上海市科协第二届常委、工科学会部长，主持顾委会日常工作）

　　凌逸飞（宝钢指挥部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何麟生（宝钢总厂副厂长、高级工程师）

　　徐国权（市科协咨询中心主任）

　　秘书组长：姜凤有（宝钢指挥部设计处副处长）

　　秘书组副组长：张贻康（先后任市科协学会部秘书、咨询中心办公室负责人，后来任“顾委”副秘书长）

　　（五）“引水工程”大论战

　　为抢建宝钢，中央最早批准引水工程从72公里远的淀山湖取水。1981年已动工埋管16.8公里。当时科技界议论纷纷：“宝钢建在长江边，为何不引长江水？”我们很快组织净水、水利等学会专家进行研讨并提出意见。后来徐国权同志制作出《科技工作者建议》第十四期，呼吁“宝钢应引长江水”，在领导层和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新闻界反映热烈，宝钢内部争论激烈，一时难取得共识。宝钢指挥部常务副指挥、冶金副部长马承德和凌逸飞于1981年初来市科协搬救兵。

　　得令后，我和张贻康直接组织顾委会专家和有关学者去“攻关”。当时我们邀约市建委有关同志一道，共同组织了两天论证会。由于种种原因，第二年3月，市建委撒手不管了，我们就单独继续邀请全国120多名有关专家继续研讨分析。当时日方的12条水质标准，其中氯离子（Cl-）浓度最高值不超过200ppm（毫克/升），平均值不超过50ppm。石声泰（中科院冶研所腐蚀科学研究员、顾委专家）说：“这个（Cl-）浓度标准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我们又组织中科院冶研所和华东化工学院合作，组织水质试验。两年间亲自取长江水作分析研究，为宝钢水质标准提供科学依据，试验结果良好。后来在综合讨论会上，共发表（三大类——长江引水、淀山湖引水、内河引水）12个方案。大会就水质、水量、投资工期等诸多技术和经济指标，进行详细分析对比。争论最激烈的是对“长江引水”和“淀山湖引水”的对比分析。讨论了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赵秀英工程师的《可行性方案》后，绝大多数专家肯定了宝钢李祥申等提出的《避咸潮取水的长江“筑库”引水方案》。我曾陪李国豪校长去向陈锦华副市长汇报。根据大会讨论的结果，选优推荐了这个两年多争论未决的“长江引水”方案。

　　1982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宝钢改引长江水，节约投资5000多万元，每年节约运行费400多万元，同时让出淀山湖水供上海市人民饮用。这项追踪决策咨询，历时长、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其实两个方案争论的核心人物，都在宝钢和顾委会内，当然是棘手的问题。号称风险型决策咨询，但争论的价值很大，效果很好，不仅把已“拍板”执行实施的方案“推倒”重来，节约了投资、拼命赶上工期、满足了工程急需，还把工业用水标准提高到生活饮用水标准，同时开辟了沿江河出海口的水质资源应用，突破了“长江水是咸水，不可做饮用水的禁区”，为现在的上海自来水工程提供了新的道路和经验。

　　现在引水工程地区，已变成一座美丽的滨江花园。外有滚滚长江水，内岸有绿树环抱的层层花台，中间矗立着陈云题字的“宝山湖”石碑。石碑上刻满了许多英雄的建设者名字，也闪烁着上海市科协的光辉，上面刻着“……经上海市科协‘宝钢顾问委员会’专家的科学咨询论证”。上海市科协及专家们的科学智慧和爱国热情，将永远飘香在祖国东海之滨！

　　（六）风口浪尖抢救宝钢

　　1981年春天，国民经济困难，中央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宝钢投资300亿元，这在当时，可谓是天文数字。宝钢立即处于“上马”或“下马”的波涛汹涌环境中。当时国务院来上海召开秘密论证会，形势紧急、人心惶惶。来沪参加会议的就有14个中央部委的领导和专家200余人。会上，首先宣布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三项决议：①宝钢第二期工程停建；②“两板”（“热轧板”和“冷轧板”）退货；③论证宝钢第一期工程，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直白说，就是决定宝钢“下马”。以马洪（国家社科院院长）和薛宝鼎（中央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经济专家们，以“投入产出”有大风险，力推宝钢“下马”；冶金系统少数单位代表也以资金分配有矛盾冲突，不赞成宝钢续建。

　　顾委会首席顾问李国豪顶着高压，率先冲破重围，铿锵有力地提出“对国民经济的重大问题，应先论证，后决策，否则程序颠倒了，损失巨大……”“应接受西方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惨重教训……”

　　会议展开了激烈争论：有缓建、停建、拆散（“五马分尸”）等诸多主张。顾委专家们力排众议，用科学发展观和客观的科学数据提出“三大原则”“六点建议”的“缓中求活”方案，大致为：不仅要从钱上看，更要从发展“向前”看；不能从零开始论证宝钢，要从已投资100亿元的现实来论证宝钢……严东生说：“宝钢问题要慎重。处理不好会惹起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官司。”

　　经济技术专家张振义开始顾虑重重，不敢直言进谏。我知道后，便几次晚上去他房间谈心（当时我在宝钢住宿十几天）。我对他说：“专家的崇高任务就是要当科学卫士。”鼓励他“竹简倒豆子，和盘托出”。终于，他鼓足勇气，最后在大会上发言时，道出了他的真实主张。正如他所说：“如要‘下马’，不仅白白损失100亿已有的投资，还外加许多配套工程费用。推迟一天损失274万元，推迟一年损失10多亿元；如国家再筹出20—30亿元，就可‘挽救宝钢’（‘下马’的保养费每年也要15亿元），形成生产力；国家可避开投资高峰，推迟几年，可按7:7:4:4:3比例拨款，这样不就使宝钢‘复活’了吗；没有钱，还可以集资……”他的发言，受到热烈欢迎。

　　二十几天的大争论、大辩解，内容复杂广泛。我和张贻康连夜赶制“论证方案”文件，送每个“顾委”亲自签名（也有不签名的，我们尊重）。我和张贻康也签了名。后来中央计委有个同志告诉我：赵紫阳总理当时曾详细询问过论证会的情况，当得知“顾委会”的主张时，连连点头称是。还问：“那么二期工程呢？”被告之，“唯有顾委专家周志宏几人主张：二期工程也不能下马”。否则，宝钢就是“跛子”企业，学不到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利润也很少……我们的咨询服务为中央追踪决策提供了可靠的科学论据，感动了“上帝”，被中央英明采纳，把宝钢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了。连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也说：“你们挽救了宝钢！这真是一次空前的划时代的决策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