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就是希望，他用一颗糖豆，庇护了中国几代儿童的脊梁

瘟疫历来是人类生存的大敌，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在为武汉加油，希望能够迎来又一次胜利。2003年，一场由SARS病毒引发的非典型肺炎，大多数人仍记忆犹新。对于那些已经进入花甲的人来说，小儿麻痹，即脊髓灰质炎（以下简称“脊灰”）则是挥之不去的梦魇。

今天介绍的科学家就与脊髓灰质炎有关，他就是著名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顾方舟。

顾方舟

20世纪，中国人民经历过两次刻骨铭心的疫情。

第一次是1910年东北三省的肺鼠疫流行。31岁的留英博士伍连德临危受命，应对得当，刹住了疫情的蔓延。那次肺鼠疫，波及五省，6万人死亡。

第二次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的脊髓灰质炎大流行。这种俗称小儿麻痹的病症令人闻之恐慌。如果病毒侵犯腰椎脊髓，轻则腿瘸，重则瘫痪。如果病毒侵犯颈椎，手臂就不能动弹。最严重的是侵犯延髓，病毒破坏了呼吸中枢神经，患儿会因无法自主呼吸而死亡。

1953年，病毒从江苏南通逐渐蔓延至全国各地，北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南到广西南宁，西到乌鲁木齐，东到青岛。北京、天津、上海三大核心城市也无一幸免。

与鼠疫不同的是，脊髓灰质炎的罹患者基本是儿童，且非死即残，既无药可医，又没有预防办法。为了躲避小儿麻痹的魔掌，在暑热难熬的南宁，家长们宁肯中暑，也要关窗闭户。

1957年春，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亲自找顾方舟谈话，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顾方舟。担此重任时，顾方舟和当年的伍连德一样，也是31岁。

但不同的是，肺鼠疫发病机理明了，防治途径清楚，且肺鼠疫为细菌传染，有药可治。而“脊灰”，发病机理不清，防治途径不明，属病毒感染，无药可治。一个一个难题摆在顾方舟面前。

1957年5月，临危受命的顾方舟带领团队奔赴上海。在上海传染病医院和儿童医院，他们从临床确诊和疑似“脊灰”的住院患儿中，收集到726份标本，取其中344份分离病毒。在这其中有281份标本确诊为“脊灰”，63份为非“脊灰”，属于乙型脑炎或脑膜炎等。

他们用猴肾单层上皮细胞培养法，分离出病毒140株。经过定型，确定为“脊灰”病毒的有116株。在116株病毒中，I型97株，占83.6％；Ⅱ型15株，占12.9％；Ⅲ型4株，占3.5％。

自此，“脊灰”病毒的分离与定型方法在我国建立，而且第一次用病毒学和血清学方法，证实我国的“脊灰”流行以I型为主。

1958年，为控制“脊灰”疫情的蔓延，在获悉美国“脊灰”死疫苗即灭活疫苗上市的讯息后，国家多部委决定由中国医学科学院牵头，不惜重金在昆明投资兴建“脊灰”死疫苗生产基地。随后国家派出由顾方舟为组长的四人考察组，赴苏联学习考察死疫苗制备工艺。

为保证任务圆满完成，临行前每个人的任务分工明确：董德祥重点病毒分离工作，闻仲权重点组织培养，蒋竞武重点疫苗生产工艺，顾方舟为总负责人。

在弄清楚生产工艺流程后，顾方舟敏锐地发现：“脊灰”死疫苗不适合中国国情。

第一，死疫苗打一针需要几十块钱，而且要连续打三针，隔一段时间还得补第四针。不仅新生儿要打，所有七岁以下的易感人群都要打。中国的孩子上亿，费用庞大，国家承担不起；

第二，给孩子打针注射涉及安全等问题，需要培训庞大的专业防疫队伍，这也不适合国情；

第三，从专业技术上分析，死疫苗只能产生体液免疫，而肠道对“脊灰”病毒仍然敏感，所以不能阻止野“脊灰”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因为病毒是先经口进入肠道繁殖，再由淋巴管进入血液，然后达到神经组织。

顾方舟明白：死疫苗技术学会了也无用！

正当他陷于苦闷、进退维谷之际，机遇不期而遇。一天，顾方舟在街上巧遇留学时的苏联同学。他从老同学处获悉，美国有三个研究组在研究减毒活疫苗，其中俄裔学者赛宾用组织培养技术作为减毒手段取得了重大进展。

当时，美国许多病毒学家对活疫苗的安全性持高度怀疑。尤其对活疫苗使用后，其毒力会不会出现返祖现象颇有争议。为此，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迟迟不批准赛宾进行临床试验。没办法，赛宾转而与苏联开展合作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而苏方的主导者，恰巧是顾方舟留学时的导师丘马可夫教授。于是，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为此，顾方舟毅然上书医科院党委、卫生部党组，大胆否定已经上马的死疫苗工程，主张走活疫苗技术路线。

1959年3月，俄罗斯联邦疫苗与血清研究所职工与考察小组合影（第二排左一为顾方舟）

1959年6月，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小儿麻痹活毒疫苗大规模试用计划（草案）》。活疫苗的技术路线终于确定下来，顾方舟如释重负。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等科研单位、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等生产单位的积极配合下，1960年春节前夕，由顾方舟率领的试生产小组，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批500万人份“脊灰”减毒活疫苗。

疫苗生产出来并不能立即使用，依据顾方舟团队制定的检测标准，必须经过严格甚至苛刻的层层检定，即使一项检定不达标都不允许出厂。所有关口检验合格签字通过后，国产第一批500万人份“脊灰”活疫苗就差最后一关——三期临床试验。

一期临床试验主要观察疫苗对人体是否安全及有无副作用。几乎没有犹豫，顾方舟和同事们决定自己先试用。冒着可能瘫痪的危险，顾方舟喝下了第一瓶疫苗溶液。

一周过去了，顾方舟没有任何不适。然而，成人安全不等于小儿也安全，必须用小儿做试验才行！用谁家的孩子呀？

“我是组长，我带头！”顾方舟抱来他当时唯一的孩子。“我们家小东不到一岁，符合条件算一个，你们还有谁愿意参加？”

很快，实验室同事的五六个孩子都参加了试验，人数很快就凑齐了。

顾方舟后来说：“自己的孩子不吃，让别人的孩子吃，这不太仗义。”

1961年，顾方舟与长子顾小东

减毒活疫苗服用确实简单利索，孩子蘸着馒头或饼干吃一次就行，既不需要打针也不需要连续多次。一个月后，一切正常，第一期临床试验顺利通过。

第二期临床试验，在北京防疫站的积极配合下，受试范围扩大到2000名7岁以下的孩子。一个月后，再次顺利通过。

第三期的试验难度较大。因为三期临床实验要证实疫苗是否真正有流行病学的效果，发病率是以十万分之几来衡量的，因此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孩子参与，才能证明活疫苗的效果。

1960年初春，由于第一期、第二期临床试验的成功，加之正值“脊灰”流行期，在试验与预防并举的思路下，他们决定三期临床在北京等11个城市进行，预计投入400万人份活疫苗，供7岁以下的孩子服用，以便经流行季检测，得出统计数据。

为保证计划顺利实施，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系专门给各地的卫生防疫站办了培训班。为及早控制住“脊灰”疫情，各地的卫生防疫站都积极配合。

“脊灰”活疫苗受到了使用地区人民的热烈欢迎。许多地区反映“脊灰”疫苗是所有疫苗中推进最快的。青岛市在疫苗运来当天，各单位连夜组织服用疫苗一直工作到深夜。上海市在一周内就有近70万人服用此疫苗。

首批国产“脊灰”活疫苗效果是显著的。如青岛市，自1956年以来每年发病人数都很高，但1960年4月下旬至6月中旬，发病人数仅是去年同期的1/10。总后勤部卫生部系统的6000多名儿童服用后，当年无一例小儿麻痹发生。400万儿童服用后，既没有意外发生，也没有严重的不良反应。

为解决我国数亿儿童对脊灰疫苗的巨量需求，1960年卫生部决定将全国脊灰活疫苗的生产基地由北京转移到昆明，将已经基本完成土建的死疫苗生产基地利用起来。

但恰逢“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困难阶段。苏联专家撤离，各地基建下马，疫苗基地也处于人心惶惶、不上不下的境地。卫生部委派的专家考察组，考察之后认为不认可。因为那里连自来水、24小时供电的条件都不具备。但在顾方舟明确承诺下，焦灼万分的医科院党委领导决定加大投资坚持下去。

为了稳定军心，顾方舟将全家连同古稀之年的老母亲，一起搬到昆明花红洞，没有在北京留一个户口。

1961年，顾方舟在昆明医学生物所向周总理汇报工作

液体减毒活疫苗在使用前需要满足稀释、保存、低温运输等必要条件，大规模使用非常不方便，尤其不便于向农村乡镇及边远地区普及。为此，顾方舟又开始探索适合的剂型。

当获悉国外有活疫苗糖丸的信息后，在没有样品和技术资料的情况下，他积极主动向上级请缨，率领董德样、闻仲权等同志，与上海信谊药厂技术人员一道，群策群力，反复试验，解决了配方、冷加工工艺、糖丸中病毒疫苗均匀度以及检测方法等技术难题。

经测试，糖丸疫苗在各种温度下保存的时间，明显超过液体疫苗，免疫效果与液体剂型一致，无任何不良反应。

1962年底，国产活疫苗糖丸在北京、上海、云南三地的315万儿童中试用，1963年向全国各大城市推广。两年的实践证明流行病学效果显著。例如上海市，“脊灰”流行被完全控制，市区脊髓灰质炎发病率降为1.5/10万，比1959年的41.7/10万下降了96.4％。

1963年12月，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主动提出扩大生产。经中国医学科学院同意并报卫生部批准，1964年1月，国家下达了年产6000万人份糖丸疫苗的任务。这个产量是以往的4倍。

1964年，陈毅副总理视察昆明医学生物所

从1964年开始，糖丸疫苗的大规模生产，具备了供应全国广大城乡的能力，我国开始进入了全面控制脊髓灰质炎流行的历史阶段。据1972年到1975年统计，4年间向全国共分发了3个型疫苗，各4亿多人份，其中80～90％都用于小市镇和农村。

1975年，“Ⅱ＋Ⅲ”型双价混合型糖丸研发成功。随后，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又开始研制三价混合型糖丸疫苗，终于在1985年探索出了最佳配比方案，研制出“Ⅰ＋Ⅱ＋Ⅲ”型三价混合型糖丸疫苗，服用后免疫效果很好。终于实现了一粒糖丸定乾坤的目标。

多价糖丸的检定方法国际上没有先例，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经过努力，建立了中国自己的检定方法。三价糖丸疫苗的研制成功，提高了工效，降低了成本，更方便了使用。1986年在全国推广应用后，为中国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

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现场

2000年7月11日，“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当时的卫生部隆重举行。顾方舟提笔签字的那一刻，他心潮澎湃：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的任务与梦想终于实现了！

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顾方舟“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顾方舟

（1926.6-2019.1）

中国著名医学科学家

病毒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