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祥琬院士：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命运方有大成

中学时，一本科学杂志让他立志探寻宇宙奥秘，却因为国家需要几次换专业，“大大的宇宙没研究成，学了小小的原子核”。为了潜心科研，他两度辞官，最后恰恰是这段经历养足了“底气”，让他跻身院士行列。

昔日怀揣梦想的懵懂少年而今已是两弹功勋、科学大师，当“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声音渐渐淡去，他常常自问：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已经落伍了？当年的故事对孩子们还有用吗？

最终，他自己找到了答案。

丰富多彩的中学生活

八朝古都开封，处处浸润着文化。1950年至1956年，杜祥琬的中学生活在开封初中和开封高中度过。

中学时代的杜祥琬全面发展，“似乎对每门课都有兴趣”。和今天紧张的中学生活有些不同，杜祥琬的同学们并没有感受到多少高考的压力。

课业之外，杜祥琬喜欢单双杠、引体向上，还爱上了打垒球。古城墙也是少年时代的美好记忆，爬到城墙上去玩儿，敢从城墙上往下跳。开封是盐碱地，房子地面往上的一段墙经常出现白的硝，杜祥琬和伙伴们刮一点硝、配上碳和其他东西，就可以自己做火药做炮仗。

普希金的诗，冰心的短篇小说集、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巴金的《家》《春》《秋》，情节好，意境好，于少年时代的杜祥琬而言，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陶冶。

长篇小说《刘胡兰》一度让他看得废寝忘食，连妈妈叫他吃饭也听不见，“刘胡兰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的英雄形象，让我开始懂得什么是崇高”。

暑假里抗洪防汛，杜祥琬第一次知道了“悬河”的概念——当时开封城区城墙还没有黄河的底高，黄河对开封来说是就在头顶。不用人说教，热火朝天的集体活动中很自然培养起人的社会责任感。

除了“水”，还有“蝗”。杜祥琬在中学的时候遇到过一次。天本来晴得好好的，突然就黑了，漫天蝗虫把太阳都给遮住，然后落到庄稼地里，周围都是咬庄稼的声音，“真切的感受到人民的苦难就在眼前。”

“中学时代就是要活生生，要朝气蓬勃。”杜祥琬感慨于今天完全以高考分数为导向的中学教育，学生被考试压着，而不是被学习兴趣所牵引。回首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中学生活，“恰恰就是那些跟高考、跟分数看似关系不大的东西，对人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搞科研曾两度请辞

他两度请辞的故事更是广为传颂，成为急功近利时代的稀缺品。

1975年，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所工作了11个年头的杜祥琬，因为成绩突出，领导准备任命他为副所长。

这可急坏了37岁的杜祥琬。

如果当了所领导，就意味着用于科学研究的时间要大为减少。他四处奔走，动员同事为他说情，时任所长的周光召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直到1984年他才被任命为副所长。杜祥琬说：“这为我争取了9年宝贵的科研时间。”

1987年，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准备任命杜祥琬为副院长，甚至连任命书都已经起草好了。当时刚刚参加国家“863”计划专家组的杜祥琬就一级一级找领导，还请出王淦昌等老科学家为他说话，“这个副院长我还是不能当，因为国家 863 计划得全力投入”。

1993年在核试验场

他再次放弃了提升职务的机会，几年后成为国家“863”计划激光技术主题专家组首席科学家，在基层工作的时间又得以延长了7年。直到1993年被任命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

正是这两度请辞，杜祥琬带领团队先后建立起核实验诊断理论，改进了核武器的设计，让我国核武器向小型化、精准化迈进了一大步；“863激光技术”项目在较短时间内，把我国强激光技术的研究推进到国际先进水平。

1997年，杜祥琬当选为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院士。院士评审材料中，一半是核武器研究，一半是八六三激光。很多老朋友感叹：“你要是不辞掉当年那个所长院长，没有重新组建研究室做具体工作，最后也不可能当上这个院士。”

杜老的孙女而今也是中学生了。在他眼中，今天的青少年一代，见识多，更聪明。

但一个现象同样引人关注：有时孩子们太过聪明，做一件事，就希望马上有看得见的收获、回报，太多的考级、考证，眼前的利益遮住了眺望远方的眼睛。聪明如何转化为智慧呢？

“养足底气才能走得更远。”杜祥琬至今记得“氢弹之父”于敏的话，要从微观进入宏观，才能从宏观驾驭微观。人需要底气，这就要靠实际工作的积累，打好基础，把事做实了，心里就会踏实，处理问题就会沉稳。

人生动力由两个轮子驱动

上高中时，一本科学杂志让杜祥琬立志探求宇宙的奥秘。

阅览室里，来自苏联的期刊《知识就是力量》上登了很多星际、太空知识，把杜祥琬的目光吸引到了地球之外。

遥远、神秘的星空中到底潜藏着多少秘密？懵懂少年对天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高中毕业时，他报考了当时全国大学中唯一的天文学系——南京大学天文学系。

然而，因国家要在开封选送两名留苏预备生，杜祥琬被选中参与培训。几年后，到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攻读原子核物理专业，“大大的宇宙没研究成，学了小小的原子核”。

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何看待个人兴趣、专业选择、人生事业的关系，杜祥琬有一套自己的理论。

“兴趣服从需要，需要产生兴趣。”杜祥琬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从天文转到数学力学，从数学力学转到核物理，再到后来转向激光，数易专业。首先是个人的兴趣服从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需要；同时，在国家需要的学习和研究中，钻研进去才发现，这些新知识、新领域、新课题是那么富有挑战性，解决以后巨大的成就感，让人感到是一种享受。

杜祥琬将人生动力比喻为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是社会需求，一个轮子是个人兴趣。需求好像是个前轮拉着你走，兴趣好像是个后轮，推着你走，“两个轮子一起转动起来，才会有更强劲的力量”。

在四川绵阳科学城，随处可见令人肃然起敬的十个大字：铸国家基石，做民族脊梁。对于曾在科学城奋战半生的杜祥琬来说，那是他坚守一世的信念。“人活在世界上当然要有物质基础，但一定要有精神支柱，有家国情怀，这是我一辈子的体验。”

1958年，国家决定发展核武器，因为工程的隐秘性和特殊性，直到整整40年后，随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颁发，一群国家和民族的英雄才为世人所知。“我们这一拨儿人就是要献身的。美国有这么一拨儿人，俄罗斯也有这么一拨儿人，一个国家没有这么一拨儿人是不行的。”

他坚信，无论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会有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价值观。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永远是一个人青少年时期必须直面的人生课题，“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命运方有大成”。这位在古稀之年转向主持国家能源战略和应对气候变化咨询的院士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命题，一代人有一代的使命。中华民族崛起了，但可持续发展正成为新的时代命题，希望就在青年身上。“我毫不怀疑，中华民族的每一代人中，总会有人选择崇高，为国家、民族、社会无悔奉献。”

花絮

杜祥琬：每代人都得有“两弹一星”精神

2015年，《物理》杂志专访了与杜祥琬院士。在这篇《我心目中的于敏先生——对话杜祥琬院士》的文章中，杜祥琬回忆了与于敏相处的细节、氢弹试验现场场景，也谈到了他对“两弹一星”精神的理解。以下为对话的摘录。

1965 年初，整个核武器研究院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突破氢弹原理。我也正好在那个时候，1964年底从莫斯科回来，加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

1966 年12 月28 日的首次氢弹原理试验，我在现场。当时我们小组负责试验诊断理论计算。在核试验基地，大家都在一个大帆布帐篷里工作和休息。12 月是西北最冷的季节，夜里非常冷。帐篷里有一个炉子，白天我们在帐篷的地板上用计算尺复核、再检验数据。晚上就在地上铺一层褥子睡觉，像周光召和于敏都和我们一起打地铺。快做现场试验的时候，又搬到离爆炸点比较近的地方住了几天。我住的小帆布篷里有三张床，每张床是两层的上下铺，住六个人，生一个煤炉子，冬天特别的冷。当时喝的是孔雀河的水，喝了容易拉肚子。那时候大家都不在乎这些生活上的苦。

首次氢弹原理实验是在罗布泊核试验场完成的，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都在现场。实验装置放在一个110 米高的铁塔上，1966 年12 月28 日12 时，氢弹装置按时爆炸。氢弹一爆炸，射线的速度很快，像中子、伽玛射线等瞬间的，几乎是光速传播出来的，只要抓住几个特征量，就可以确定我们的实验是否成功。试验测量安排了若干项目，其中有一个项目叫速报。爆炸成功之后几分钟以内，他们速报结果就出来了。试验测量数据都在我们给的范围之内，中国的氢弹原理实验成功了！

80 年代，由朱光亚负责写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的核武器系列条目，他在撰写领条的时候就写明了，1966 年12月28日的氢弹原理实验应该作为中国掌握氢弹的实际标志。如果按照这个时间算，我们从原子弹到氢弹，是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不是两年零八个月。

那个时代中国整个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都相当差，新中国要站住脚，就要实现这个战略上的需求。要把这件事情干成，难度是很大的。比起“文革”当中科研人员在精神上所受的压抑甚至迫害，物质上的苦都不算什么。在这种条件下，这一代知识分子能够“重国家之所需”，排除其他各种干扰，不管眼前暂时的曲折和乌云。他们都觉得，历史是要进步的，国家总是要进步的，中国一定要走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我觉得这种人文的精神支撑是非常重要的。越是在物质又艰苦，精神又不是那么好的环境下，更需要这样一种理念。我总是说，我有幸和这样一批优秀的科学家一起工作，他们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终身。

人们会经常提这样一个问题：现在21 世纪了，他们这一代人是不是都out(落伍)了，或者我们都out 了？我给年轻人也讲过一些他们的故事，有些当然很感动，我问过自己，他们的故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对现在的年轻人还管用吗？现在时代也不一样了，价值观也多元化了。但我有自己的理解，就是时代是要前进的，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总会有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价值观。我觉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有希望的话，必定会有一批年轻人愿意选择以国家、民族的进步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以民族振兴为己任。“两弹一星”的精神可以概括成为一句话：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的奋斗精神！以这种精神来支撑自己生活的人，每一代人都得有。如果一代代人都不以国家、以民族振兴为己任，都是为自己，为一些蝇头小利，那这个国家没有希望。我相信，我也看到现在的年轻人里面，还有一批人他们在追求这种精神。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站在世界的前列，要不然，怎么才能成为先进国家？

来源：中国青年报、物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