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为我国极地科考奉献一生的老人，走了

“我的启蒙恩师、中国极地测绘奠基人和开拓者、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鄂栋臣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2月21日，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程晓在朋友圈转发消息，鄂栋臣教授走了，享年80岁。

鄂栋臣

他曾7次远征南极、4次奔赴北极，是我国唯一同时参与过南、北两极，长城站、中山站、黄河站三站创建工程的科考元勋；是我国第一张南极地形图的绘制者；是我国极地测绘遥感科考总体方案的设计师……

对外界赞誉的“极地测绘之父”称号，鄂栋臣生前却说，我做的事很有限，但我的后半生都献给了极地，可称我为“极地赤子”。在国家培养下，我能做出这么一点事情，心里很踏实。

见证五星红旗插上南极

“只有祖国强大了，炎黄子孙才有尊严。”生前演讲中的这段深情表白，来自鄂栋臣对曾经苦难日子的真切感悟。

1939年7月，他出生在江西广丰山区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中，十岁时还是放牛娃，父亲和祖母都被侵华日军杀害了。“如果没有共产党，我可能会在受欺凌的日子里失去更多的亲人，也没有机会读书，更不会成为大学教授。”

南极的科学价值早被认知。20世纪80年代初，已有18个国家在南极洲建立了四十多个常年考察基地和一百余座夏季站。南极建站与否，也被认为是关乎国家荣誉和民族尊严的大事。

1984年11月19日，我国开启首次南极考察，任务是在南极乔治王岛建设长城站。

队员们首次登上乔治王岛

591人里，45岁的鄂栋臣凭借过硬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成为考察队党支部副书记和测绘班班长。

因为是首次南极考察，没有任何经验，搭乘的“向阳红10”船上甚至备有一些大的塑料袋，准备队员万一牺牲了就往袋里装，然后放在船底冷库冰冻起来。

出发时所有队员们都被要求签下了“生死状”，妻子担心会遭遇不测，迟迟未能在“生死状”上签字。

“就是死了，我也光荣。”鄂栋臣毅然决然地自己签下名字，并在一旁的空白处留笔：“我的生死，由我自己全权负责。”

1984年12月26日，船只抵达乔治王岛。因为“向阳红10”船既不是破冰船也不是抗冰船，这意味着必须赶在南极夏天结束前完成建站并撤离。

为了建站，无论是科学家、机械师，还是后勤人员，都成了“建筑工”。他们住在尼龙充气帐篷里，每天早晨五时左右，站长开始挨着各个帐篷吹哨子、掀睡袋叫起床。

多年人很多建设者回忆，这是生命中最苦的一段时间：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平均一天睡四五个小时；吃得很简单，营养不足；睡袋外面结上厚厚的冰，寒冷浸透心脾。

建站，测绘是最基础的工作之一。鄂栋臣带领组员们踏冰雪、穿山脊，每天都扛着木桩、铁锹、镐和铲去测绘，依靠简陋的小平板做大比例尺测图，用两条腿去跑水准。克服重重困难，他们在4平方公里范围内布设了33个控制点和图根点，野外测量1665个地形点，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站区选址与地形测绘。

1985年2月10日，鄂栋臣测绘完成了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在这幅1:2000的地图上，他把极具中国特色的名字赋予南极无名的山川湖泊：长城湾、望龙岩……

1985年2月20日，长城站落成。除去登陆后卸货的20天，长城站建设时间只有20天。而有些国家建考察站用了三年多。受邀前来参加典礼的苏联站工作人员赞叹是“奇迹”！

在长城站主楼前，队员们竖立了一块路标牌——17501.949公里，这是长城站与北京的距离，也是我国通往南极科学国际俱乐部的征程。 

以此为起点，鄂栋臣也翻开了个人事业新篇章。

长城站奠基礼

长城站建成典礼

参与北极黄河站创建

在南极科考如火如荼开展时，我国在北极领域的研究仍是一片空白。        

1996年，因为在极地测绘领域的杰出贡献，57岁的鄂栋臣获邀作为大陆方面唯一专家，跟随大陆-香港“北极追踪”探险队，踏上奔赴北极的征途。

三年后，主持编绘“北极全图”的鄂栋臣再次前往遥远的北冰洋。在这次考察中，他和来自台湾明新技术学院的教授张瑞刚合作，在浮冰上，利用当时世界上首台便携式绝对重力仪，展开了绝对重力测量和精密GPS定位，成功测量出了北极地面的绝对重力值，填补了国际上相关领域研究的空白。

2004年，中国首次北极建站考察队成立，鄂栋臣作为最年长的一员，赴北极斯瓦尔巴德群岛新奥尔松，参加我国北极第一个科学考察站——黄河站的建站筹备工作。

开启武汉大学与极地的情缘

“我加入现在这个行当，从事极地事业，是受到鄂老师的启蒙和鼓励，他支持我到北京学习先进的遥感技术，利用卫星遥感对极地形成更深入的了解。”程晓如今长期从事极地环境遥感监测研究。

三尺讲台几十年，鄂栋臣早已桃李满天下。

“惊闻鄂老师仙逝，跟随老师学习生活的一些场景片段，总是时不时闯进脑海。”在学生黄继锋眼中，老师为培养自己花费了不少心血。

黄继锋（右）和导师鄂栋臣

第一次见鄂老师的情景，黄继锋至今仍历历在目。

“当时保研想做鄂老师的学生，去办公室见了一面，老人家提了三条：一要学习好；二要身体好；三要能吃苦。”事后黄继锋才明白，这是要为祖国极地考察培养接班人。    

2005年以前，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欠缺物理海洋学方面的研究，亟需拓展南大洋的物理海洋研究。

2006年底，他把黄继锋送到中国海洋大学学习相关课程，并帮其办理直博手续。学完返校后，又指导后者开始南极中山站验潮站建设相关研究。

2009年，作为我国第26次南极考察队队员，黄继锋搭乘“雪龙”号奔赴南极中山站，几经波折，终于在南极极地建立我国首个永久性验潮站。

“这是我获益匪浅的科研经历，让我对科研的理解不再是模糊的书本认识。”让黄继锋略有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去仔细领悟老师的良苦用心，在写文章上不努力，辜负了老人家的期望。

鄂栋臣也开启了武汉大学与极地的情缘。在他之后，武汉大学参与了中国的历次南极科学考察，累计派出师生110人次，是我国参加南极科学考察时间最早、次数最多、成果最丰硕的高校。

鄂栋臣在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做的近600场南北极报告，不仅在青少年心中播下一颗热爱祖国、崇尚科学的种子，还提醒人们增强保护地球环境的意识。

来源：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