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刊评文"的危害与应对策略研究

来源：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

一

摘要

    在系统梳理“以刊评文”的由来和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刊评文”的危害，包括：1）以SCI为导向，损伤科研生态；2）优秀科技论文外流，知识产权割让；3）科研方向跟从，应用价值不高；4）期刊竞争不平等，有碍国内科技期刊发展。阐释了以建立健全同行评议为核心的应对策略：1）建立小同行专家库，实行分类分领域评价；2）优化同行评议生态，提升专家评审素质和环境；3）建立国家开放知识库和预印本平台，推进开放评审与开放获取相结合的公开机制；4）建立有国际影响力的论文引文索引数据库，完善自身评价手段和工具。

    “以刊评文”，即学术论文只有发表在某类规定的期刊上才可被视为学术成果，以期刊是否“核心”、刊物分区、影响因子、被引用频次等来评价论文学术水平的高低；并且衍化至绩效考核、职称评审、学位申请、科研评奖中，以此类期刊的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等作为主要考核指标。由此，“以刊评文”评价方式助长了“唯论文”“唯SCI”的学术导向。

　　2020年2月，正值全国集中精力大战“新冠疫情”之时，教育部、科技部相继出台《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措施》《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2个文件，都剑指“唯论文”“SCI至上”学术导向，其根本原因是“以刊评文”的学术评价方式有失公允，有失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偏离科研创新的目标需求。要彻底破除“唯论文”“唯SCI”，坚决摒弃“以刊评文”需要弘扬基于开放定量分析的同行评议方法，树立以同行评议为基准的新型学术评价体系。

 “以刊评文”的由来

    1930年代，英国图书馆员布拉德福对地球物理及润滑2个学科科技文献进行统计时发现，如果将科学期刊按其刊载某专业论文数量的多寡，以递减顺序排列，则可分出一个核心区和相继的几个区域，每个区域的载文量相等，此时核心区和相继区域期刊数量成1∶a∶a2的关系。当时布拉德福取分区数为3，测得a=5，这表明1/3的论文刊载在3.2%的少数期刊上，而其余2/3的文章则分散在大量期刊上，即期刊论文呈现很明显的集中和分散现象。

    196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委员会也指出:“从物理学和化学领域的重要文摘杂志中发现了一条规律，它们所列出的或编成文摘的75％的论文，仅来自它们所收摘的全部期刊的10％。”［1］这说明在对科学出版物进行组织加工时，也存在一个核心区，对应一组核心期刊。1971年，美国费城科学情报研究所所长加菲尔德博士对《科学引文索引》（SCI）所收录的2 000余种期刊的100万篇参考文献进行统计，发现其中25种期刊包含全部参考文献的24%，152种期刊包含全部参考文献的50%，因此将这152种期刊确定为核心期刊。从一次文献、收录（二次）文献和被引文献3个方面都说明期刊具有“核心”效应，所以，后来人们将核心区中的少数信息密度大、载文量多、收录量大和被引次数多的期刊称之为核心期刊。

　　1970年代我国图书馆经费拮据，为了帮助图书馆了解国外科技期刊，以最少的经费订购最为有用的国外期刊，建立图书馆专业重点馆藏，推介读者重点浏览本专业期刊，以获得高密度的情报源，由此产生了图书馆馆藏“核心期刊”的概念。而后，《世界图书》采用布氏定律法、累计文献80％法及加氏引文分析法，依据各学科领域世界著名文摘刊物、《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等，分别于1981、1983、1984、1991年出版或公布国外科技领域的“核心期刊”表，详细介绍《现刊目次》，即加菲尔德选出的SCI“核心期刊表”，2003年还出版《国外科学技术核心期刊总览》［2］。其目的也是在于引导图书情报界了解和订购国外相关领域的重要期刊。应该说，确定核心期刊的初衷只是为了图书馆订阅期刊提供参考，正如SCI的创始人加菲尔德强调的：SCI的主要作用是文献检索工具，而评估科技研究成果只是SCI的衍生功能之一。

“以刊评文”的成因

     SCI收录世界各国自然科学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反映学科最新研究水平和研究动态，同时利用SCI进行追溯检索，通过参考文献的相互引用关系，可以了解某项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发展全貌。后续ISI在SCI基础上又构建了具有计量统计功能的JCR、ESI、INCITES等相应工具，而且出现了SCI影响因子、h指数和分区等进一步衡量期刊或论文相关影响力的计量指标，即在SCI的检索和追溯基础上，出现了辅助的衍生功能。例如可以统计某一学者或学术团体发表论文的数量及其被引频次，即通过学术成果在科技期刊发文情况和文章被引用情况，来判断学者个人、学术团体乃至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科学地位、学术声望。

　　1980年代后期，我国科学技术需要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如何“走出去”“与国际接轨”，发表SCI论文成为重要途径和表现之一。同时，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既是国家长远发展的重要战略，也是大学自身发展的动力。然而到底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当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只有世界大学排行榜指标，而其中论文发表是核心指标之一，又以SCI发表为重。由此，SCI首先由南京大学引入中国学界，随后于21世纪初逐渐被广泛采用。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曲钦岳院士表示，当时引进SCI的主要用意有二：一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缺少客观的评价标准；二是某些领域专家不够，无法像国际上一样进行同行评审，引入SCI指标的目的，是希望用量化指标引导科研人员注意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提高学校学术竞争力［3］。

　　这样，本来只是为图书馆订阅期刊优化馆藏提供参考的“核心期刊”，为读者提供论文引文索引的SCI、EI、ISTP等数据库系统，在1990年代逐步引入科研管理和绩效评价范畴，SCI开始成为我国学术评价的主要工具。SCI指标作为一种定量化评价标准，人为因素少、操作方便，能够降低评价成本、提高评价速度，也很大程度减少以往学术评价中常有的论资排辈、人情关系现象，一批年轻学者通过撰写核心期刊或SCI论文锻炼文案写作功底，培养科学思维和科研规范，并快速脱颖而出。

　　我国学者发表SCI论文，尤其在《Science》《Nature》等世界名刊上发表论文，一些研究成果开始具备国际视野，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科学研究国际化进程，加快了中国大学排名的提升。同时，英文写作使论文获得境外读者关注，国际学术舞台上也出现越来越多中国内地学者的面孔，继而参与国际讨论，影响西方学术界，提升了我国学者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

“以刊评文”造成的危害

    为推进SCI论文或核心期刊论文数量增长，各高校和研究院所都出台了相应的激励政策和鼓励措施，刚开始南京大学奖励100元，尔后逐渐攀升，且蔓延到许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据笔者对29所985高校进行的调研，高校实施的SCI奖励政策主要分为对发表在《Science》《Nature》《Cell》上奖励、按照分区进行奖励、以影响因子为基础进行奖励、积分奖励等。例如：浙江大学2015年印发的《浙江大学标志性科技成果培育实施办法》规定，如果同时以通信作者和第一作者在《Science》《Nature》《Cell》发表论文，将获得30万元/篇（均指人民币）的奖励；中央民族大学在2015年颁布的《中央民族大学科学研究奖励办法》规定，在《Science》《Nature》《Cell》发表论文，将获得50万元/篇的奖励，SCI一、二、三分区的论文奖励额度分别为5万、3万、1万元/篇。此外，在职称评定、学位招考等工作中，相当数量的研究机构也将SCI论文作为一项必备或重要条件。例如：东南大学在教授的评聘中提出工科SCI论文2篇以上，理医科SCI论文4篇以上的要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部分学科副教授的评聘中要求SCI论文不低于3篇；山东大学则将SCI论文指标作为学士学位直接报考博士学位的必备条件。近年来在“双一流”高校建设中，我国大量一流高校把ESI指标作为衡量该校学科专业进入国际先进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例如：华中科技大学在2019年12月11日发布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设方案》中提出，2020年3~5个学科进入ESI前1‰，15~18个学科进入ESI前1%等；《山东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方案》中也提出了近期目标是4个左右学科进入ESI前1‰。

　　一些高校院所热衷于“学术GDP”，追求SCI或核心期刊或权威期刊论文数量，一方面对作者发表论文全额支付版面费，另一方面按照SCI影响因子、分区或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量和被引用频次等给予作者大额度奖励，由此逐步造成科研人员发表论文“重数量、轻实绩”的倾向。在各高校院所的高强度激励下，我国SCI论文自2009年起一跃成为全球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SCI作为科学评价的工具和标准，在我国越来越显现出相应的负面作用。

    1.“以刊评文”滋生SCI至上，损伤科研生态

    由于发表论文，特别是SCI论文与科研绩效考核、职称评定、资源分配、人才选拔、学位授予等挂钩，只承认发表在“SCI”“SSCI”“C刊”等“核心期刊”来源上的学术论文，论文水平高低只看影响因子和分区，而根本不看学术论文内容和质量本身，导致在一些高校院所中，教学科研人员为写作SCI论文而写作、为发表SCI论文而发表成为部分学者最实际的奋斗目标，甚至有个别学者不惜铤而走险，为了发表SCI论文进行同行评议造假、数据造假，涉足抄袭等科研不端事件。不关注“做出什么”这一学术研究的本质性问题，而是看重“在哪里说”的形式意义，仅追究论文的“出身”。该现象表明现行科研管理体制中的形式主义倾向，滋生了“唯论文”的不良导向，助长了“重量不重质，重刊不重文”的科研评价之风，导致学术研究的“异化”。

　　实际上，期刊影响力不能完全等同于论文的质量，高影响期刊有零被引论文，而低影响期刊上也会有高被引论文。有些发布在非正式期刊，如预印本上的论文一样也会有重要成果而被高度重视和引用，如俄罗斯的著名数学家佩雷尔曼破解世界著名数学难题——庞加莱猜想的论文，就发布在预印本ArXiv上而轰动世界，获得有数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一些诺奖获得者如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田中耕一并没有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而个别诺奖获得者发文的被引用频次也并不一定高，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已得到公认的数学公理论文，引用率并不高；诺奖得主谢尔顿1961年发表并获得诺贝尔奖的重要论文，发表后许多年几乎没有引用，而且在开始被引用时也不完全是正面的［4］。

　　“以刊评文”看似简洁客观，貌似公正公开公平，实则片面武断，造成学术水平认定的简单化、绝对化和形式化，造成一刀切式的评判，以点带面，以偏概全，是有偏于内容评价的形式评价，更有违科学研究间存在的领域、类型和性质差异性。以发表SCI论文数量、高影响因子期刊、高被引论文为根本目标，无限夸大了SCI、核心期刊的所谓评价功能，把高发文、高被引、高关注与论文高质量等同，使得科研工作出现过度追求SCI论文及相关指标现象，导致科技创新出现价值追求扭曲、学风浮夸浮躁和急功近利等问题。

    2.SCI至上带来论文外流，版权割让

　 据统计［5］，2000年以来，我国SCI论文量逐年大幅上升，年增幅保持在10%~23%，而中国进入SCI的期刊2018年仅为224种，占SCI总期刊数的2.5%，实际上我国SCI论文90%以上都发表在国外期刊上，导致论文版权严重外流。与优秀论文外流相对应的是经费外流。一方面，向国外商业全文数据库支付订阅费，每年费用达数十亿元。以Elsevier的Science Direct商业全文数据库为例，每年订购单价超过200万元，按照中国内地300家订购用户计算 ，每年我国就要向Elsevier支出6亿元订购费，而这其中接近20%的论文是中国作者贡献的。另一方面，还向国外OA期刊缴纳高额的论文处理费。近年来我国每年的开放获取SCI论文数量不断增长，2019年近16万篇，按平均处理费1.1万元/篇测算［6］，每年支付的费用约17亿元。部分国外刊物以发表来自中国的论文为主，已经沦为赚取中国科研经费的工具。此外，随着中国外流论文的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科学数据也随之存储到国外数据平台，科学数据外流现象也开始显现，对我国科技知识产权和文献信息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3.SCI至上形成科研方向跟从，应用价值不高

　 为追求SCI，很多学者热衷短平快的研究，盲目追随“国际前沿”，亦步亦趋式的研究使我国科研队伍逐渐丧失对西方模式的鉴别能力，我国科学事业逐渐脱离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方向。有学者指出，SCI及西方杂志的编辑部正在远程影响我国人才选拔，间接操纵中国科研资金的投向，包括最高学术头衔的选拔评审和重大项目立项与成果评审，这些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的科学事业大事，使用的是西方的方向、理念、框架、标准［7］，不利于真正创造性工作的展开。跟班式研究带来的后果是，以论文发表数量为准，论文发表得越多，就证明成果越大，能力也越强，于是获得更多的资源投入，对科研成果的评价仅限于论文发表的数量、所在期刊档次、影响因子等，不再注重科研成果对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环境的现实影响力，也更难有颠覆性科研成果出现。表面上所呈现的学术繁荣，背后凸显的却是学术的贫乏，成为有“利益”驱动的“学术”。大量优秀论文以英文发表，非母语的语言隔阂有碍于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对相关知识的学习与信息的吸取，有悖于“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也不利于实现我国越来越接近“世界科学中心”的目标。

    4.“以刊评文”阻碍国内科技期刊发展

　“核心期刊”、来源期刊表等导致期刊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唯SCI”所形成的我国科技论文大量外流，直接造成国内优秀期刊缺乏高水平稿件，难以提升质量；而国内许多优秀稿件集中在“核心期刊”而失去时效，导致非“核心期刊”的萎缩和停滞，既不利于文献信息资源的充分利用，又造成同类期刊之间稿件资源分布的严重不均衡。“核心期刊”和“SCI期刊”认定，包括基本沿袭以往期刊资助思路的“卓越期刊”认定，实际上对于非“核心期刊”或非“SCI期刊”来讲极其不公平。而且将“核心期刊表或SCI目录”和“版面费”支出挂钩，对那些非“核心期刊”更是雪上加霜，不仅干扰了期刊正常的编辑出版秩序，也偏离学术研究、期刊出版的价值取向。

    “以刊评文”所造就的学术生态，既不利于我国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也不利于我国科技期刊金字塔的集体强壮。只有最大限度地调动我国科技期刊办刊人的积极性，促进各个层次的科技期刊质量大幅度提升，具备吸纳国内国际优秀稿件，吸引更多国际国内读者目光的能力，才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科技期刊发展道路，实现我国从科技期刊大国向科技期刊强国的转变。

破除“以刊评文”的应对策略

   “以刊评文”说到底是以期刊载体形式衡量论文的内容质量，以SCI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及其数量来衡量学者学术水平和贡献，实际上是量化的、外在的、一刀切式的评价方式。要破除“以刊评文”的评价方式，必须着重贡献、创新和服务价值评价，回到内涵式评价轨道上来，摈弃载体形式的评价；必须停止追求“学术GDP”，弱化论文数量，重视论文质量，看重“标志性成果”，打破一刀切的所谓“量化”指标，建立基于同行评议的学术评价体系。 

　　一流的学术生产需要一流的学者和一流的期刊，更需要一流的同行评审。实际上，国际上通用的学术评价方法是同行评议，自1665年英国皇家学会《哲学会刊》开创同行评议，将其作为文章是否发表的判断依据以来，同行评议一直是学术共同体的最基本评价方式。1930年代，美国率先将同行评议引至科研项目评审工作，逐步成为整个科学大厦的根基。截至2000年，NSF（国家科学基金会）共资助78位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表明同行评议系统是美国科学家成功的源泉［8］。诺贝尔奖的评选过程是同行评议的典范，至今在全球享有盛誉。英国的科研卓越框架几乎完全依赖于同行评议，也是全球科研评估的典范。300年来同行评议已成为学术评价的基本方式，也是学术共同体获取和保障自主性、进行自律管理与控制的基本制度。

　　我国亟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类评价体系，根据科研人员工作特点，实行期刊论文与其他多种科研成果相结合的多元评价方法［9］。同时，需要正视同行评议本身固有的问题，包括人情关系和利益冲突造成的偏见，专家的选择不当导致的评价失准，专家疲劳、评审程序不公开透明，评价效率低，评价标准认识不统一等，构建同行评议的相关基础设施，应用大数据技术和信息工具，着重推动机制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同行评议生态，建立、健全与国际接轨的同行评议体制。

    1.建立小同行专家库，实行分类分领域评价

　“同行”是指同行业或同专业的人，同行评议（peer review）中的“peer”，意为同资格、同能力的人。同行评议的质量取决于评议委员会的组成，专家不能“包治百病”，对评价领域的基本情况及发展趋势要有足够的熟悉程度和理解深度，如果在学术评价中，外行或半外行占比过大，同行评议中的南辕北辙就不可避免。所以，同行评议需要夯实专家的“战略储备”，构建小同行专家库。一方面，可以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社会网络分析等手段，广泛收集各专业领域的专家信息，筛选入库；另一方面，通过收集各部门、各系统、各单位在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中沉淀的海量专家资源和评估记录信息，来整合形成跨部门、跨系统的评审专家数据库。

　　通过大数据和统计分析技术，对专家的历史评价信息进行系统记录和综合分析，建立具有更加完善和详细的专家专业特长及本体属性特征的小同行专家库，并鼓励评审人在年复一年的研究与评审中积累自己的声誉，形成对专家职业素养的基本判断，据此建立专家信誉体系，在同行评议造假追责和撤回制度基础上，以各种方式对信誉优良的专家进行奖励或表彰。

　　国际学界认为，越偏向宏观层级的评价对象，计量评价的可靠性越高，越偏向微观层级的评价对象，同行评议方法的可靠性越高［10］。“小同行”专家对于同一领域内科研成果的学术水平和研究价值更能准确判断，所以，同行评议更易于实现分类分领域评价。不同领域、不同类型、不同背景的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都应该强调科学价值、创新质量和社会贡献。学术评价需因领域不同、视阶段而异、随对象调整，运用不同的理念、方法和工具进行分类评价，体现基础科学、技术科学与工程技术等不同类型科研活动的差异性，体现不同学科领域知识成果的差异性［11］，体现知识的生产、传播、转化运用等不同过程的差异性。

    2.优化同行评议生态，提升专家评审素质和环境

　 同行评议既是一种特殊学术交流活动，需要有学术判断能力，更是一种重要的学术责任。参与同行评议不仅是在服务，而且可以第一时间获知新的理念、方法和知识，可以提高自己的学术批评能力，也能从中提高科学交流水平和指导能力，有益于建立未来的合作关系，有利于提高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众多国际知名科研单位，在对其科研人员考核和晋级评估过程中都要求申请人提交个人过往的审稿报告，作为评价申请人学术贡献的参考指标之一［12］，而我国未将审稿贡献纳入科研评价体系。据《全球同行评议现状报告》显示，美国科学家对全球同行评议的贡献率为32.9%，而中国科学家对全球同行评议的贡献率仅为8.8%［13］。这说明我国科学家在国际同行评议中的参与度并不高，学术机构对国际同行评议贡献的认可度不够高，致使科研人员对大多数评审工作主观上缺乏敬业精神，具备功利性和任务性，不是发自内心的兴趣驱动。我国需要与国际接轨，将科研人员对同行评议的贡献作为考核晋级的参考指标之一，制订学者参与同行评审的奖励政策，要求学科负责人承担学术兼职工作，考察其审稿、期刊编辑经历等，将审稿计入工作量，提高我国科研人员同行评议的积极性，激励学者公正公开地参与同行评审，通过同行评议获取国际学术圈的认可。

　　在同行评议中，评审专家往往具有一定权力。专家的科学精神、职业操守、专业能力、投入程度等，是同行评议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要强化同行评议相关程序、规则和方法的培训，提升专家的科学鉴赏力和对科研价值的真正认知方法。除了依靠专家自律和采取激励措施外，要加强学术评价的责任意识教育，构建专业性、自律性和自主性的科学共同体，建设科学共同体的学术公约和学术章程，建立健全相应的责任追溯机制，强化专家对于评审责任的认识，注重他律和自律相结合，严肃处理“失职”“渎职”问题。

    3.建立国家开放知识库和预印本平台，推进开放评审与开放获取的公开机制

　 同行评议虽然在世界学术史上拥有300多年的历史，但在运行过程中也存在诸如社会关系、经济利益、竞争关系、个人好恶，以及各种压力导致的非公正性等问题，可能会出现一个“熟人关系网”，形成“一个由老朋友关系网所主导的精英分子系统”，出现对同行评议管理不善的违规、规避，或随意变通规则等行为，如同行评议造假、同行评议人选择不当、个人习惯导致的非客观性等现象。

　　解决同行评议中饱受质疑的问题，可以借鉴学术界正在推行的开放评议方法，完善评价公开、申诉和回溯等流程；建立国家或地区的开放知识库或预印本平台，借助社交媒体将论文的评述、引用、链接、转述、推荐等作为开放评审的重要素材；健全随机、选准、回避的评价专家遴选机制，推进开放获取和开放评审的公开、透明进程；借助社会力量对评价过程实施监督，通过公开专家身份信息、公开评审意见、开放参与评审等方式，改善学术评价中的“信息不对称”状况，解决传统同行评议中不透明、缺乏激励等问题，保证评价工作的独立性、公正性和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客观性。

　　开放同行评议是指在不同出版阶段，将评审所涉及的对象（包括稿件作者、稿件内容、审稿专家、审稿结果）及相关信息进行不同程度的公开，以便审稿过程更加透明、公正和高效，包括开放评审人身份、开放评审报告、开放参与评审3种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传统同行评议过程中的问题。目前，加入开放同行评议的出版集团、学术期刊、学术组织越来越多，让同行评议过程适应开放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范式，接受全社会监督，提升同行评议的公正性和透明性，逐步建立全程监督、检验与持续改进的同行评议机制。

    4.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科技论文引文索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同行评议也需要不断发展其方法论和工具箱，需要定量指标的支撑，以实现评价对象与评审专家的恰当匹配，提升学术评价有效性和效率，既要形成聚类化关系识别，实现同行评议要求的利益关系回避，如同一机构、同一项目、同一师门等关系的回避，又要拓展专家遴选的视野，引入战略科学家，解决交叉学科问题的评议，避免扼杀新思想和科学突破的产生，避免出现“同行封杀”的结果，实现评价对象与评审专家的最佳匹配。

　　论文引用数据作为数字“形式”的评价指标，与同行评议有一定正相关性，可以支撑定性评价，所以需要构建我国自己的国际科学引文索引，开发“智能辅助评审系统”，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定量指标，充实同行评议相关工具和手段，以“计量型统计型指标”支持“总结性归纳性评价”和“诊断性建议性评价”。从更多维度去考量，既可以考虑成果的学术影响力，也可以审视成果的决策影响力，还可以观察成果的社会影响力，以利于进行“组合评价”。

结束语

    破除“以刊评文”导致的“唯论文”“唯SCI”导向，并不是不看论文，也不是要消除SCI指标，而是为了鼓励发表更高质量的论文。而如何评价高质量的论文，则需要摒弃“以刊评文”思维，弘扬基于定量分析的同行评议方法，强化以质量、贡献为导向的分类评价和综合评价，建立以同行评议为基准的学术评价体系。作为全球应用最广泛、最持续、最有效果的评价方式，将文献计量方法融汇于同行评议之中，继而发展和完善同行评议制度，应该是学术评价研究的主旋律和学术评价实践的主渠道。2020年7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指出在职称评审中：要克服唯论文等 5“唯”倾向，不简单把论文、专利等作为限制性条件，不以SCI等论文相关指标作为前置条件和判断的直接依据；对国内和国外发表的论文要同等对待，鼓励更多成果在具有影响力的国内期刊发表；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等等［14］。我们相信，在一系列相关文件精神指引下，在全社会对“以刊评文”危害取得共识并坚决摒弃之后，在中国特色同行评议制度建立之时，必将形成我国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环境和崇尚创新的科学价值观。

一

参考文献

[1]蔡蓉华， 史复洋. 核心期刊评价与文献计量学研究[C]//全国核心期刊与期刊国际化、网络化研讨会文集. 2003: 20

[2]钱荣贵. 核心期刊与期刊评价[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3]后“SCI”时代，科研评价该看什么[N]. 新华日报， 2020-03-04(11)

[4]樊秀娣. 盲目推崇论文引用率后果严重[N]. 中国科学报， 2020-06-16

[5]任胜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背景下我国学术期刊国际竞争力的提升[J]. 科学通报,2019,64(33):3393

[6]曾建勋,苏静,杨代庆,等. 基于中国SCI论文分析的科技期刊发展思考[J]. 科技与出版,2016(6): 47

[7]科技评价从"数论文"转为看实绩[N].科技日报,2020-05-24(4)

[8]张霞,盛正卯. 重大原始创新与科学基金资助相关性分析[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06(1):114 

[9]郭东明. 学术评价应回归初心[N].人民日报,2020-03-18(12)

[10]科学网. 参与国际同行评议， 咱们还得加把油{EB/OL}. (2020-05-26)［2020-07-20］.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8/9/417602.shtm

[11]胡克兴,刘徽,卢珊,等. 开放科学环境中的科技期刊同行评议研究[J]. 编辑学报,2019,31(6):610

[12]陆大道. 以SCI为主导的“论文挂帅”对我国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J]. 经济地理,2020,40(3):1

[13]GLÄNZEL W,HINZE S. Metrics for research evaluation， indicators， methods and mathematical foundations[C]//European Summer School for Scientometrics,Vienna,Austria,2011

[1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A/OL]. [2020-07-27].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48/202007/t20200727_475213.html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文章来源：《编辑学报》2020年第4期355-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