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伯林特 | 建立城市生态的审美范式

来源：科学的历程

《环境美学》

作者：阿诺德·伯林特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作者 阿诺德·伯林特（美国长岛大学名誉教授,国际美学协会、国际应用美学协会会长）

翻译 张敏 周雨

责编 许嘉芩 刘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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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环境在许多领域内都成为一个流行的话题——涉及环境保护、立法、公司行为、社区和国际问题，但并不常常激发人们对其哲学意义和重要性进行反思。的确，在对环境日益增长的关注中，有一个关键的方面要么被忽视、被限制，要么被认为是无关痛痒：即审美的方面。并且，当审美利益确实获得关注的时候，这些关注通常来得太晚，并被看作一种试图补救的努力，试图把自然界的美从剥夺式开发所带来的难以恢复的破坏中挽救出来，从随之而来的丑陋景象和损失中挽救出来。

然而，承认环境的审美价值将导致的不仅仅是用别墅群和观光地来取代对原始湖区的砍伐和破坏。环境的审美利益也不仅仅意味着进行社区清洁运动。它所包含的远不止对于园林、公园或者城市街景的欣赏。它所要求的甚至超出了对城市古建筑的保护和对不断衰败的荒地的恢复。尽管以上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关注的范围依然有限。因为，审美在我们对环境的感知中是非常关键的。一般而言，它需要人类体验的形式和性质。环境可以被看作是所有这些体验的必要条件，在这里，审美成为衡量我们日常生活质量的中心标志。

如果对环境质量的关注将导致不仅仅是对广告牌和垃圾场的清除，以及用将来的廉价房取代现在的贫民窟，它必须超出对漂亮、整洁和秩序这种表面现象的追求。一种对环境的严肃关注必须阐述和发展引起这些努力的信条和价值；它必须鼓励对更丰富和更实在的目标的支持。这样做似乎需要一种哲学创造的行为，因为除了少数哲学家如康德、谢林、罗斯金和桑塔亚那，哲学家们从来没有对这些问题投入过很多关注，并且倾向于把自然美学全部忽略掉。在很大程度上，哲学的美学只是向自然寻求例证，很少认识到对自然的体验不管在重要性还是深刻性方面都比得上艺术的体验。

尽管自然美学对许多哲学家来说可能是一个新问题，但它所包含对自然环境和普通环境的关注在当代的艺术家那里却司空见惯。近几十年来，一些艺术通过发展各种艺术形式显现了这种倾向，如集合艺术（assemblages）、环境艺术（environments）、偶发艺术（Happenings）和大地雕塑（earth sculpture），它们都采用了普通的物体、事件和环境。但很多的艺术则把关注的焦点投向对于自然和普通世界的体验。

例如，绘画和雕塑都运用了感知的维度，这些感知的维度通过扩大和提炼自然的体验发挥作用，而非用一种不同的体验模式来取代它。雕塑的空间和体积与自然存在的空间和体积是相连续的，并且雕塑的形状、质地和光线常常直接源自现实的物体、材料和场所所具有的形式、外观和光线，两者之间常常发生微妙的相互影响。绘画也向我们敞开了一个由空间、光线和色彩构成的领域，它常常突破绘画作品的边框。在描绘的景观和真实的景观之间也存在一种连续性，二者并非原本和摹本的关系，而是一种共存的关系（a shared aspect），因为通过透视法描绘出的距离呈现于观者眼中时，作品和观众同时处在了相同的感知空间之中。在静物画中，一种看的方式向我们敞开，我们可以把这种看的方式运用于围绕我们的普通物体之中，通过肖像画，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经常见到的人。即使这些艺术形式朝着越来越抽象的方向发展，它们继续作为体验世界的模式，这些模式超出了作品的边框和博物馆的局限。当绘画变得越来越抽象，作品的表现丧失了与我们所熟悉的物体的相似性时，大多数感知的类型如空间、颜色、线条、形式、构图和质地在作品中仍然保留着。

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生活在强调对艺术的欣赏态度不同于对普通环境的欣赏态度的传统中。两种因素强化了这一点。首先，用认知标准（cognitive standard）衡量艺术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标准认为艺术的内容和被理解的方式都应符合对真理和知识的要求。随后对艺术独立性的探索，以及对艺术区别于其他物体和体验的特征的探索都一直在进行。在这种影响下，产生了对审美态度的通常描述，如静观的、被动的、无利害的，这种描述与我们日常与环境打交道的方式相距甚远，即以动态的身体投入为其特征。

近年来艺术的发展对这种分离式的美学提出了挑战，使艺术回归与其他物体的连续性以及与我们环境的连续性。让我们看看已经作过的工作。一些艺术形式如波普艺术、自然发生的艺术品（objets trouves）、偶发艺术、表演艺术中，从我们日常生活的工商业世界中提取意象、材料和情境，并把它们呈现于我们面前，我们不是采用无利害的静观方式，而是与作品相互作用和影响。在视觉艺术和动态雕塑艺术中，这些艺术形式打破了被动静观的欣赏，促使我们与作品积极的合作。情欲的主题和政治的主题结合起来，把视觉艺术和戏剧艺术变为结合的情境，而非分离的观察。音乐、舞蹈和电影越来越激起我们身体的参与，直至我们在进行任何描述的时候都不再漠视身体的存在。

然而，当我们认识到参与的重要性时，我们发现，参与其实一直存在于传统艺术之中。建筑艺术，由于不能避免对其功能和社会作用方面的考虑，让人感觉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建筑不仅属于纯艺术的领域，而且是一个入口，通过建筑这种形式，被传统贬低的实用艺术得以最终进入美学的领域。在绘画、雕塑和诗歌中体现出的连续性，同样显现于建筑和设计中，即创造性的活动、技巧、生产目的及完成艺术品的完整性之间的连续性。如今，人性化的功能出现在一切艺术中，即把艺术品的创造、欣赏、使用纳入到人的需要、活动和目的中来。然而，具有特别重要性的是，这种艺术的新发展需要新的美学概念对它进行说明。就我们的目的来说更重要的是，已经发生改变的艺术状况对最广大的体验领域——环境——具有美学的意义。

从这些发展中诞生出一种新的美学，这种美学具有三个突出的特征：艺术与生活的连续性，艺术的动态特征，带有人性特征的实用主义。这些特征显示出一个超出传统限制的概念性的构架，这个构架提供的可能性不是被抽绎得无法辨认的审美体验，而是一个面向全部感知领域开放的世界，它的意义不仅是审美的，同时还是道德的和政治的。

或许新的艺术形式所主张的最旗帜鲜明的一点，是艺术活动和艺术对象与日常生活的活动和物体之间的连续性和相似性。这种连续性和相似性采取了许多不同形式，从艺术家选取工商业以及日常生活的材料、意象和主题的方式到数量、精确性和消费力，这种数量、精确性和消费力只有当工业化生产成为艺术生产和消费的特征时才具有可能性。在感知中，连续性采取了与艺术品相结合的形式并拒绝传统关于距离和静观的描述。这种结合唤起神秘氛围所具有的敬畏和危险，这种氛围是原始泛灵论的特征，并与艺术对我们施加的神秘和力量有些关联。

连续性和身体的投入成为艺术的新的动态特征，使艺术从静态转变为一种富于生命力的、积极的角色：从在我们面前移动的物体，如动态雕塑艺术；围绕我们的物体，如环境艺术；改变我们的观看以获得适应，如光效应绘画艺术（optical art）；从镜子和光亮的表面看到我们被惊吓的脸；到感知者和对象共同创造的积极的、富于感情的和令人兴奋的行为。

第三点也是最具包容性的一点，即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无所不在的功能主义，并非狭隘的有用性，而是更广义上，作为人和对象之间一种的积极的相互交流。作为一个其性质和重要性与我们所有的体验相连续的对象，同时作为一个对人类世界的直观性（immediacy）进行关注的对象，艺术品为我们提供了最丰富的生活情境和最完全的生活模式。

这些概念不仅仅适用于传统的审美情境。事实上，在超出传统限制的情境中，它们也是非常有启发的，并且对于这些情境来说，传统的理论不仅没有什么帮助而且容易产生误导。

环境就是这样一种情境，不管是自然环境还是人造环境。例如，视野未被阻隔的日出或者日落过程就是迄今为止最为壮观的一种光线的展示。中世纪的教堂不仅包含了各种艺术形式，而且激发我们所有感官的参与，成为一种既是物理意义上的又是社会意义上的环境。帆船是一种功能与形式美完美结合的人造物，在这种感官的和功利的特征必须充分结合的环境中，它要求体验者全部的身体投入。马戏团是一个富于幻想和冒险的世界，用一种声音、景象和运动交织成的环境围绕我们，让我们处于充满魔力、怪诞和危险的梦幻世界中。然而在城市这样的环境中，这种新的美学有一种特殊的适应性。城市是充满生活和艺术的环境，是一个人类全部的体验可能发生的场所。在城市中进行着各种实践活动：工作、家庭生活、教育、商业活动，还有艺术、文化和社会交往这些主要是审美性的活动。然而，这些活动不总是分离的，只有当它们相互结合并具有充分的连续性的时候，才会获得最大的成功，如当代艺术所表现的那样。

让我半认真半戏谑的用新的美学观念来研究城市环境，把刚才提到过的四种环境情境发展成为一种城市美学的若干范例。对我来说，马戏团、教堂、帆船和日落情境所代表的体验清楚地表明了城市体验的几个维度，而这些维度通常并不能被清楚地认识到，而且只是偶然地在发展，尽管这四种环境类型本身就可以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更准确地说，当我们致力于培植一种城市生态，以消除现代城市带给人的粗俗和单调感，这些模式会成为有益的指导，因而使城市发生转变，从人性不断地受威胁转变为人性可以持续获得并得到扩展的环境。

十九世纪中叶的霍雷肖·格里诺（Horatio Greenough）赞扬帆船的设计并以之作为建筑的榜样。

观察海面上行驶的船！当它乘风破浪前行的时候，注意船体构成的壮观景象，看船身那优美的曲线，从圆形到平面的柔和的转变，船底的平稳，船头的颤动，它的桅杆和船索所显现出来的对称和丰富的装饰线，以及那些巨大的风力，它的帆……，这是水手对大海进行研究的结果，自然界通过风和浪，而不是羽毛和花朵告诉了我们建造的法则，他聚精会神于倾听自然的诉说，并加以遵循。

帆船不仅是船体的设计，因为帆船不仅需要一个建筑师还需要一个舵手，并且不只是一个舵手，还需要一个船长、引航员和水手。帆船这种功能性的环境是各种机械力量的综合：船身和水面，风、帆以及水手控制下的各种船上设施。为了完满地完成这一切，全部感官的和物理的环境都需要很好地配合在一起。弯曲的船身不仅必须能够经受住水的压力，它的设计还要能够穿过水面，乘风破浪而不偏离航线，在各种海上情况下稳定前行，从风平浪静到狂风大作。但船身只是各种力量综合作用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因为风提供了促使船前行的动力，帆、桅以及控制它们的索具的位置和形状都必须适应海面上各种复杂的情况。这样形成了各种各样船体的类型和帆的样式，从洋面上的快速大帆船到海岸边的双桅纵帆船，从峡湾里的渔船到巡逻艇和赛艇，这些帆船的设计都反映出对当地和特殊环境的适应性。

全部身体投入到功能性的过程中，通过高超而优美的技术控制船的行动，这对专业水手来说是必须的，对赛艇运动员来说是令人愉悦的。在这里，人的感官存在与帆船的运动融合地亲密无间，不允许有丝毫的分离。水手时刻注视着天空和水面，他的眼睛、耳朵和皮肤捕捉风向的每一次转变和风力的逐渐变化。随着船的前行，水声也不断变化，它们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信号。甚至海面上空气和雾霭的气味和溅起的海水的味道都有助于体验的性质。然而感官对各种状况症候的敏感性必须与对船的操作结合在一起。舵柄或者涡轮的压力指引着船的航向，这种压力也是一个通过水作用于航道的各种力量的指示器，而且通过各种具有特殊目的的绳索，帆面不断地调整，反映出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适应并努力争取最高的效率。另外，过去和未来的阴影围绕着当下感知的敏锐性，因为水手总是保持着对云、风、水面、地平线和大海的颜色所发生的变化的敏感，这些观察和反应都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得来的。为了获得感知的丰富性，富有阅历的水手还需要懂得关于天气的知识、航行的知识和船舶操纵技术，因为正是从大量的航海知识中，通过感官把握到的环境获得了自己的重要性。因而一种联觉的体验形成，身体的活动与船的行进和谐一致。这是一个完整的环境，在这个具有丰富感知的世界中，各种机械的和人的因素融入此功能性的环境中。

我们时常可以感受到这种体验的统一性，即使我们只是作为观者。正如我们看到山坡上的一座漂亮的旧式农舍和环境和谐地融为一体，而不是作为自然环境中一个孤立的因素，同样我们把停泊在港湾里的一艘帆船看作是风景的一部分而非对它的一种破坏。当我们看到港湾里空无一物，一种不完满的感觉或者凄凉感会影响我们，这种凄凉感在看到脱离水面的船只时会同样产生。进一步而言，如果没有了船，大海对我们来说就不再存在。只剩下海岸，我们会把海岸只是看作陆地的疆界而非大海的边界。在这种水手、帆船、水、风和天空等因素的相互融合中，一个完整的环境被创造出来，这是一个充分人性化的功能性环境。这样一种环境通过值得注意的方式表明了杜威所谓的各种关系的结合：“方法和结果，过程和产物，手段和完成。同时能够包含这两方面而非其中之一或者可替代物的活动，就是艺术”。

与帆船相比，马戏团的范例截然不同。在这里看不到功利性而纯粹是一个幻想的世界，一种通常和孩子们相联系的景象。尽管我们清楚所看到的都是假象，但马戏团仍然对我们有独特的魅力，因为在这个幻想的世界里，它在引起我们恐惧和震惊的同时，也激起我们的向往和引发我们的兴趣。当我们一走进马戏场，我们就被一种奇怪的氛围紧紧抓住。尽管马戏团用怪诞夸张的形式颠倒现实，它同时也带给我们启示，类似文学作品中虚构的真实，因为我们被掷入一个颠倒的世界，在这里，人们要么是超人要么是不如我们的普通人，要么是傻瓜要么是神，只有动物鲜明地表现出了人的特征。

以马戏团的超人为例。高空杂技师像希腊的墨丘利一样在空中荡来荡去，伴随着身体的飞动他们作出各种完美的动作并且展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协调性，我们对他们精彩的表演而感到惊叹。马背上和大象上的骑手给人一种形式的完美。他们似乎摆脱了重力的影响，站的远远高出地面上的人，保持着令人惊叹的平衡，优美而镇静。尽管在吊架上表演的艺术家和骑手们展现了优美、速度和轻灵，驯狮员以其无畏和勇气让我们感到敬畏。单独与狮群共处在一个笼子里，驯狮员通过声音和鞭子迫使这种威风凛凛的动物就范。裸露的胸膛直接面对着危险，驯狮员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并使这种凶猛的动物变得顺从。通过相似的方式，杂耍演员展示了惊人的技巧，特技演员超越了力量和灵敏。

与这些神话般的人物相对的是马戏团中的小丑们。傻子和白脸的小丑们犯了所有我们自认为很容易避免的推论和判断的错误：错误估算、滑倒、绊倒、摔倒。他们是傻瓜、善于逗笑的人和被愚弄的人，用令人尴尬的准确性拙劣地模仿无聊的行为和语言，就像娱乐界里的小丑常常做的那样，如马克思兄弟和查理·卓别林。同我们一样，他们也有关于伟大的妄想。总有小丑试图通过走钢丝仿效马戏团里的神。他的行为是人类自大和愚蠢的缩影，他再次上演了降落的一幕，从自杀性的坠落中被挽救，看似幸运，事实上是神的仁慈。与白脸小丑相对，威严的或者滑稽的小丑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们或使事物原形毕露，或者夸大了人类的缺点、反应、表达和情感。最后还有一种性格小丑，他们扮演一定的职业类型，如警察、流浪汉、教师，或者具有各种各样关系的人，他们演得活灵活现，以至于我们发现其实嘲笑的是我们自己。

与马戏团里神的伟绩和小丑们的极度的笨拙相对比，从动物身上看到了人的影子。在它们的行动中显示了平静和尊严，大象顺从地迈着笨重的步子，按要求或坐或站；老虎们大步跃过大铁圈，静静地坐在凳子上；狗穿着孩子们的衣服，行走、跑步、像人一样讨价还价、像孩子似的展示小把戏；马转着圈子小跑：所有这些都展现出秩序、理性和控制等通常只赋予人类的特征。有时动物展现了人类狡猾的一面。例如，常常和小丑同时出现的狗哄骗了自己的主人，对皮带那头主人的滑稽行为无动于衷。

然而马戏团有其积极的一面。这种环境，以及伴随着这种环境的熙熙攘攘都是这种盛宴似的场景的一部分，在我们心中激起不可思议的原始的反应。这是现代社会不多的场所之一，身处其中，内心深处的情感被释放，我们沉迷于惊奇、滑稽和震惊，被演出深深吸引而不用担心招致不满。因为眩目的服装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表演所带来的兴奋，交织着危险和恐惧的魅力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进马戏场。演出的明星不仅光彩夺目，而且其表演能够慑人心弦，整个演出经过精心设计使观众受到震撼。德国表现主义的电影《卡利格瑞博士的密室》对这种吸引力是一个经典的注脚，影片中混合了梦想、欺骗、疯狂、恐惧、魔法和死亡，与马戏团的宗旨不谋而合。事实上，马戏团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的人群的疯狂，如游行，对抗性的竞赛（如拳击、摔跤、足球、橄榄球、滚轮溜冰速度比赛、曲棍球等，在这些活动中暴力的影子依稀可见，有时会迸发出熊熊火焰。）处死刑甚至暴乱的发生。面对这种现实情形，马戏团提供了幽默而苍白的比较。

从马戏团的世界到哥特式教堂展现的精神世界需要场景的急遽转变。然而，像马戏团一样，教堂这种环境的出现植根于公众生活的规则和秩序的深处。与帆船这种功能性的环境和马戏团的幻想世界相对比，教堂唤起的是一种精神性的环境（metaphysical），通过物理的、社会的和精神方面的展现给人们提供和存在的交流。

对我们尘世中生活的人来说，近代欧洲的技术文明逐渐把体验变为分裂的、不连续的和无法交流的片段，我们难于获得那种文化同质性的意识，而中世纪的教堂是这种文化的象征和体现。它是一个纪念碑，高高耸立，给人印象深刻而强烈。然而奇怪地是，纪念碑性的东西也是功能性的。教堂不仅在社会意识中占有一席之地，更具有对个人的重要性。即使去除了宗教信仰的外衣，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它的意义，在我们进入教堂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它所含有的对人类的重要性。因为教堂是一个神圣的场所，站立其中，我们的精神得以净化，教堂的所有设计和陈设都有助于获得这种效果。

像一座纪念碑一样，哥特式教堂远远高出周围的建筑，向天空伸展。它位于一个区域的中心，并成为最高点，它很难从人的视野中消失并且让人难以忘怀。在山区生活过的人们会理解这种存在的持续性：你总是在山的影响下。即使大山不直接呈现在你的视野中，你也知道它在那里。当你走出房门，大山成为你目光中持续的焦点。你明了它就像太阳了解世界一样。哥特式教堂就是一座人造的山，但是攀登这样的山峰需要我们精神和身体的全部投入。

教堂的内部不只是一个围合的空间，而是一个完整的环境。它调动起信徒的全部感官。事实上，教堂本身就是一种多媒介的环境。从视觉上观察，整个教堂的空间被幽暗的氛围围绕，有的地方宽阔明亮一些，有的地方低矮朦胧一些，光线透过彩色玻璃窗而显得五彩斑斓，或者被点燃的蜡烛的光晕照亮了周围。镶嵌着宝石的窗户，大量的绘画作品和雕塑，装饰精美的祭坛，告解室，以及其他的艺术品和物品，这一切都向人暗示着天堂。触觉也加入进来，它不只是视觉的衍生物，而是具有自身的价值，从许多双手触摸过的条凳上粗糙的纹理到被许多只脚踩踏地凸凹不平的石头地板，甚至米开朗基罗所雕刻的《圣母恸子像》中基督的脚，到无数次的亲吻而变得光滑的轮廓。教堂内部空间的设计使得各种音响效果得以扩大，赞美诗的声音，唱诗班的歌声，和风琴富于变化的音调，风琴是唯一能够和教堂的氛围相匹配的乐器。甚至味觉和嗅觉也通过圣餐的面包和酒以及焚烧的香料参与进来，在奢华的讲坛上举行的仪式包含了这一切。

然而，教堂不仅创造了一个感知的环境，它同时也是一个富于精神意义的宝库。它是避难所、墓地和博物馆，它是容纳信徒的建筑，它是遭遇无法言说的意义和无法现身的神的神圣之地。几个世纪以来，在这里发生过无数的悲剧，也有过许多人的企盼，并且新的故事不断在发生，当我们进入其中的时候，就和所有这一切相交流。我们被完全包围在这样一种宏伟的建筑中；我们就象维克多·雨果笔下的撞钟人加西莫多，教堂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祖国和全部的世界。我们被充满神秘和奇迹的领域紧紧抓住，被意义所充满，这意义超越了我们的理解能力，但是可以被体验到。当我们有时超越自身而接近天堂那辉煌的世界时，这个世界让我们进入更高的境界，具有比我们自己更大的重要性。就影响和重要性而言，哥特式教堂是人类最重要的创造之一。

最后，让我来谈一下四种环境中的最后一种：夕阳西下。在教堂中产生的与存在相沟通的感受很容易通向日落时分的宇宙环境。事实上，它们具有很多相通之处。日落时，我们被包围在一种无边的环境之中，行星的运动、各种天体和宇宙时间共同作用，产生出让人惊奇和敬畏的情感。象清晨的日出一样，夕阳的过程不仅仅是对日出过程反向运动，夕阳把我们带进一种宇宙维度的环境之中，尽管我们可以对所发生的一切进行清楚的解释，但是站在夕阳里的时候，仍然有某种让人敬畏的东西发生。在太空旅行的时代，这种景象依然让人印象深刻，因为我们可以直观到月亮和地球的运动，当我们注视着夕阳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自己参与到了这一运动之中。

象教堂一样，日落为我们创造了一种空间的极度扩展。不仅仅受习俗影响，而是这种无限扩展的空间导致我们寻求视野不受阻碍的有利位置进行观察。这种景象不仅包括了西面的地平线，还有越来越昏暗的东方，连同天空中的云彩。这里是光的展示。光线时刻在变化，各种色彩也随之改变着基调，从金黄色到玫瑰色，转换为淡紫色，继而紫灰色，当日头降到地平线以下，光线成为钢铁一般的颜色，夜幕随之来临。象教堂一样，自然与人，带着一种使人敬畏的静默，伴随着这个不可避免的天体运动创造出的作品。我们站在这个场景之中，日落一出现就充满了一切的生命，所有的物种，现代的人和原始的人，从意识产生之初就做了此过程的见证。我们进入由时间、星际空间和宇宙运动构成的永恒之中。神的呈现能使我们敬畏，而宇宙的力量完全把我们征服。

让我们从对各种环境体验的分析中回到我们最初关注的对象：城市。因为每一种人类体验的场景——帆船所具有的功能性环境，在马戏团中体验到的幻想世界，教堂的精神纬度，和日落时的宇宙体验——对我们进行城市生态和体验的探索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的确，每一种环境都可以作为一种城市维度的范型，而这些维度在城市生活中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城市生活常常被各种有目的的活动、混乱、压力、紧张和危险所统治。并且，通过这四种环境类型带给我们的体验，我们明了了以前未能认识到的城市体验的若干维度。因而，它们对产生一种城市美学的批评手段是非常有助益的。

把城市看作一种功能性环境的看法已很普遍。但功能不仅仅包含实践的便利。我们必须把运动、时间和感知等因素引入到讨论之中，这些讨论常常局限于空间，并被漠然地当作工程学上的问题来对待。一个城市不只是各种物体的集聚地；它是人们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场所，具有一定的密度和复杂性。因而，城市环境是一个过程，而非静止的场所。它是包含各种运动形式的复杂结构：行人和车辆构成的交通网络——自行车、摩托车、汽车、公交车、街车、地铁和轮渡；货车、火车和轮船构成的物流网络；邮政、广播、电视、报刊、计算机系统构成的信息网络；学校、图书馆、音乐厅、博物馆和美术馆构成的教育和文化网络；商场和店铺构成的商业网络；维修中心、公用事业、排水系统和垃圾回收站构成的服务网络；写字楼和各种机构构成的行政网络。进一步说，城市是多种人类活动的场所：生产性的、家庭的、娱乐的和文化的。

然而，作为一种功能性的环境，如果认识不到城市内部所包含的时间的重要性，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城市。时间安排了每日的工作、学习和购物；安排了每周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根据季节变化协调人们的居住、娱乐和旅行。除此之外还要引入历史时间，岁月虽逝，可是留有痕迹，从较早的居住者——印第安人的小路演变为现代铺设的大街，异教徒的寺庙变为基督教堂，随后又可能成为博物馆或者市政建筑。而未来的时间可以在规划方案中显现，在执政者提出改变的建议中也可以看到——城市环境是一个不断经历重建、重新规划和改造的连续过程。

帆船的功能性模式提醒我们，当我们探索一种环境的结构和关系时，作为特殊参照物的人所具有的中心地位。这一点很早就被认识到，从维特鲁威人（Vitruvian man）到阿尔伯蒂（Alberti）到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模数（modular），依据人体的尺度进行建筑、景观和城市的建设。功能应当反映人的需要、能力和对体验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城市设计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回应人体的尺度，提供让人感觉亲密和荣耀的环境。最后需要说的是，城市设计是对一种家园的设计，设计出的场所象家的感觉，这样才是成功的，城市设计应该是对人的补充和完成，而非对人造成阻碍、压迫或者吞没。

获得一个以人的尺度为参照的城市环境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决定和控制那些影响感知模式的条件，通过这些条件，我们进行日常的城市生活。因而，除了在结构上考虑人的要求外，环境还必须通过人的多种感官途径起作用。由于这个原因，城市设计不能限于对物体的组织，而必须创造出体验的连续过程和不同的体验模式。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做到这一点，其中之一就是凯文·林奇所谓的“意象性”和“可辨识性”，即在复杂的城市结构中，城里人通过城市的视觉特征确定自己所处的位置，并能在错综复杂的街巷中穿行。因而意象城市就是这样一种城市，即它的道路、节点、区域、边界和标志物非常明显并且使人容易辨识。

然而，这种可感知的环境的形成必须超越仅仅对视觉体验的组织，还需容纳其他的感官，而美国的文化对这些感官并不敏感。如听觉的刺激，所包含的远远不只是交通的嘈杂声，机器的轰鸣声，或者录音带的音乐声；触觉的感知，如公路、人行道及各种建筑立面的表面的质地；嗅觉的感知，不仅是腐败、燃料燃烧或者制造业的显示特征，而且能够作为有吸引力的符号而成为一些地域的特征：如滨河区域、市场、餐馆和公园；我们还通过走路、驱车、坐公车或者地铁时获得一种综合的感受。在任何地点，我们对环境的感知过程都融合了全部的感官，不管是走在街上，在公园里散步，穿过拥挤的集市，还是在一个广场上坐下休息，或者从高处眺望城市景色。正是由于会对体验的形成造成影响，这种体验既是工具性的又是内在的，所以规划必须认识到多感官融合的作用。

感官刺激的丰富性能够指引人类的活动，可以使我们在城市里感到舒适、安全、有趣和兴奋，这样的城市就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很明显，要想一个城市的环境作为人的环境发挥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对可能成为我们感知对象的事物进行组织，使城市环境能够成功地满足人的体验，促进我们的各种运动模式。这不仅能使城市更有效的运行；同时增强了共同的象征、意义和记忆；使我们获得情感上的慰藉；并且有助于形成这样的社会条件，即人能够真正象人一样生活，对此，亚里士多德很久以前就指明过。

如果我们把人类和其他物种相比较，显而易见，不管何种文化，人们都必须在改变环境的同时适应环境，通过人的各种需要，如教育、繁衍、保护和群居生活。在我们的基本需求中，我们在自然发现的不多，所能索取的也很少。因而，问题不在于环境是否被改造，而在于环境怎样成为一种人类的生态系统。人们惊奇地发现，没有社会能够仅凭物理条件就能持续，也不能仅限于满足家庭事物。一个城市要想成功地使它的人民获得这些目标，它就必须提供给人们文化和生活的各种需要，成为一个适合人们生活的居住地。然而，一个人类生态系统的现实的和文化的方面并非附加因素，并且，依次探索各种环境有利于我们的讨论，它们在我们的体验中是相互结合的。让我们转向已经研究过的其他的环境模式，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确证需要获得的文化体验的领域，并提出获得的途径。

马戏团所确证的幻想环境普遍体现在城市文化中。城市这种生态系统应当提供多种场合以满足奇特、不可预知和想象这类体验。满足这种需要的机会已经在城市生活中存在。艺术博物馆、电影院、书店、剧院、音乐厅、露天马戏场、体育馆和游乐园就是典型的满足人们想象需要的场所。幻想环境的缺乏不仅仅体现在社会提供这类场所的数量甚少，在许多情况下，如戏剧、芭蕾舞和歌剧只为少数人独有和欣赏，而且，人们对博物馆和花园之类的场所更多出于防护、保护和炫耀的目的，而非为人们创造吸引人的、使人惊奇的和充满想象的体验的场所。并且当博物馆和园林中充满了拥挤的人群时，人们对博物馆和园林的体验会被破坏。

城市设计必须满足人们想象的需要，通过更多的途径在城市生活中创造机会。因为让人充满惊奇的城市生活就发生在街道上、房中和商店里，在那里人们可能会碰到各种使人产生兴趣、好奇和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个人性化城市不必恪守理性的规划；如保罗·古德曼曾经指出的，“一种制度的限制，甚至不惜放弃便利和所谓最好的解决方案”。他建议我们保留传统街区中的幽僻处和黑暗的地方，而不是使之消失。激发人想象力的城市需要街巷的蜿蜒迂回和转弯，这就是为何我们觉得中世纪的街巷引人入胜的原因，随处都有意想不到的广场、喷泉、景致和饭馆，隐蔽处的商店，可以攀爬的塔，屋顶花园，可以瞭望全景的山顶公园，街头艺人和在公共场所进行的表演。

灯光是尚未被充分挖掘的诗意源泉。它不仅可以用来辨识或给以人安全感，而且可以使环境具有一种戏剧性。突然出现的建筑物和街道由于灯光的效果显现出别样的情调，探照灯的照射使得它们更加鲜明。灯光可以设置在各种位置，内部和外部，顶部和底部，可以凸显各种平面、角度、水景、建筑群和景观，有时在开阔的地带，有时在道路的突然转弯处。的确，灯光可以使我们熟悉的城市变为另外一种景象，当我们夜晚从空中俯视，庞大的城市成为线条的构造，成为被灯光照亮的道路网络。

在创造富于想象力的城市的方式中，人类的意志和想象力比机会更重要，城市的这种特征可以从其地理特征中获取，如湖泊、山峦、河流和滨水地区；可以从少数民族区域的独特风情和各种节日盛典中获取；可以从商业区中展示的许多使人好奇和向往的物品中获取；可以从这个城市独特的历史中获取。为了完成这样的要求，需要大量的规划师、建筑师和政客，他们需要对体验的诗意性质和功用都非常敏感。

教堂为城市美学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模式。这种模式认为，建筑呈现给我们一种文化的活的、可见的象征。当主流文化从神圣转变为世俗，教堂所具有的标志性就被摩天大厦所取代。教堂的灵感源于但丁式的信仰，而摩天大厦则在渴望知识的时代获得统治地位。用工业产品来建造，这些钢筋、水泥和玻璃构成的建筑物混杂地树立在大都市里，常常通过它们所代表的庞大的规模、金钱和权势使我们受到震慑，而不是用精神和道德的意义使我们得到提升，如中世纪教堂所作过的那样。由于设计或者疏忽，密集的摩天大厦标志着现代都市的中心，它们象征着工业城市，就像文艺复兴时期流行于佛罗伦萨的布鲁内勒斯基（brunelleschi）的圆屋顶代表了贵族的财富和权势。的确，帝国大厦长期以来无可争议的作为曼哈顿的地标，它是美国商业主义的象征。

然而，摩天大厦不仅仅作为一种压迫性的力量。当这种建筑的空间结构进入人们的生活的时候，它更多的是满足人们的需要而非贪婪的欲望。把花园引入城市的中心，在广场上设置植物和长椅供人休息，用喷泉来缓解单调统一的外立面，重新调整建筑群的形状、秩序和方向使其具有连续性和吸引力，通过种种方式，摩天大厦为行人留出了空间，使人们生活在更人性化的世界，而不是强迫人们进入高楼的世界。现代建筑也具有多种方式可以营造出人性化的空间，而不用单纯仿效中世纪的教堂。它需要更敏锐的思想和更长远的眼光，把大都市无穷尽的建筑过程变为工业世界理想的展现，同时在都市人必须生活的建筑丛林中没有丧失人的尺度。

进一步分析，教堂所代表的场所感是现代城市所缺失的。场所感不仅使我们感受到城市的一致性。更在于使我们所生活的区域具有了特殊的意味。这是我们熟悉的地方，这是与我们自己有关的场所，这里的街道和建筑通过习惯性的联想统一起来，它们很容易被识别，能带给人愉悦的体验，人们对它的记忆中充满了情感。如果我们的邻近地区获得同一性并让我们感到具有个性的温馨，它就成为了我们归属其中的场所，并让我们感到自在和惬意。

进一步而言，教堂的范例意味着如果最充分的发展，场所感就会成为神圣感——对个人是神圣的，对社区来说是神圣的，在事物较高的秩序上是神圣的。在某种程度上，把都市的场所与神圣联系起来似乎很不适宜，尤其当都市不能被它的居民所珍视的时候。但即便如此，也存在和历史的连续性，因为人们常常需要把一些场所看作神圣的。而且我们的选择与古人相比较并没有很大的区别。每一个城市都有这样一些地方，由于其特殊的重要性使我们受到吸引，它们因而具有神圣性的共同表现：散发独特魅力的社区广场，它吸引我们进入其中；可攀爬的山峰，我们可以在山顶环顾四周；公园里的树林、开阔地带、山洞或者峡谷，我们与之很亲密因而感觉其散发着魔力般的宁静气氛——象这样的场所就具有了一种奇妙的特征，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脚步会变得更轻，语调变得更柔和。

刚才主要说的是与个人相关的场所，除此之外还有公共场所，这些场所的地位由于受到广泛的承认和普遍的尊重而提高。这类场所有公墓、历史纪念物、爱国主义的纪念馆、设有纪念碑和喷泉的公共广场。神圣化的场所充满了意义，它们更易被感受而不是被理解，它们唤醒我们与历史的联系，使我们意识到自己参与到文化的连续性之中。在最充分的意义上，神圣的场所使人产生虔诚和敬意，并赋予每个进入其中的人以一定的神圣性。

日落通过何种方式对城市环境有意义呢？日落的整个过程和人类的目的无关。然而我相信，日落仍然代表了城市生态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这个方面我们很少注意到。它提醒我们，即城市不是自给自足的。用同样的方式，对建筑的看法也应当从单体的建筑物扩展到周围的环境，再到整个的城市规划，因而一个城市也超出了它自身而扩展到它所处的世界。

从这方面看来，我们需要与过去的做法保持一定距离。现代的城市已经不需要完成过去的城市所必须实现的一些功能。由于军事技术和工业技术的革新，城市的防御作用已经不再存在，也不再是抵御凶猛野兽和自然灾害的庇护所。这些威胁的不再存在使我们有可能也必须把城市与它的自然环境连接的更紧密，并且满足人类更多的文化的需要。正如建筑形式必须考虑当地的气候并对此作出回应，一种城市生态系统必须考虑季节的变化，考虑当地的地理特征和经济特征，还有它所处的整个地区的地理和经济特征，最终要考虑整个宇宙系统的情况，因为城市是其一部分，并且在现代世界中，城市不能与之相分离。

这并非主张城乡必须具有连续性。相反，郊区生活中所面临的一些特殊问题就来自试图把城市的文化与小城镇的亲切和乡村的隔离联系起来，在企业家经济体系的支持下，把狭隘的利益观推崇为个人主义，把支离破碎看作自由。它对个人的限制和招致的社会的失败就不足为奇。

或许日落范例意味着一种可能性，即把人在城市中的突显与认识到城市在范围和规模更加扩大的一系列秩序中的位置结合起来，就像亚里斯多德学派的天文体系，这种地心说把地球看作是太阳、月亮、行星和恒星运动的中心。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这种关系不见得必然是连续性的，因为城市可以被自然环境围绕或者把自然环境引入城市，如城市绿化带，或者与周围的地区显著地区分开来。重要的是，尽管城市被纳入一系列的秩序之中，它仍然保有自己的特征，和谐地利用和回应自然界的力量、节奏、条件和机遇。因为当城市进入更广阔的空间之中，城市成为整个环境的一部分，从地区的工业化到全国和国际之间的交流和流通，最终包括地球的大气圈和太阳的辐射。日落是同样永恒的过程的视觉证明，这种过程影响到地球的构成形式如它的海洋、大气和空间。认识到这些会增强我们对城市中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和力量的理解，不是把它看作自然环境威胁下的庇护所，也非乡村的无视和倒退（and the ignorance and backwardness of an alien countryside），而是把城市看作文明之花，根深扎在泥土中，花盛开在天堂里。

这些环境模式所涉及的范围有助于我们对城市充分的理解。作为类比物，这些环境模式作为富于想象力的资源对城市环境的改造非常有益，城市环境应该成为一个栖息地，居住在其中的人们生活的更富足安康而非仅仅为了生存而拼搏。而且，通过更好的理解人性化环境的特征，我们的行动不仅遵从这些特征，更要创造条件使这些特征能够自发地发展。尽管我们已经思考了其中一些特征，但这些模式暗示我们还有更多的特征有待探寻。作为类比物，它们微不足道，它们唯一的价值就在于使我们具有一种洞察力，使我们可以充分发掘城市道德的和审美的潜能。

尽管人们已经非常习惯于城市和工业化的生活，并且这种社会模式还在急剧地扩展，两种尤为重要的发展发生了。一种是城市或许正在丧失它的经济方面的重要性。近期生产和消费模式的改变导致工业布局的分散化和商品的更容易获得，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商品，如邮递、电话订购、社区内和郊区的购物中心以及其他本地的和便利的资源。由于这些发展，城市以往的一些重要功能显得不再必须，如提供工作和商品。进一步而言，城市原本作为获取信息的场所的必要性也在减弱，如议事厅、市场和图书馆的设置，这是由于有了新的获取信息的通道，如图书传递系统、地区和全国报刊的发行体系、新闻杂志、广播和电视节目和联网的计算机网络系统。电子技术甚至可能淘汰上述的一些媒介，通过多媒体系统的使用，它的信息媒介包括了文本、图表、声音信息和视觉图像等形式，而且尤其通过基于计算机的交互系统，包括大型传媒装置构成的体系，提供了互相交流的动态媒介通道。

如果城市对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的经济要求显得不再重要，那么城市的功能还剩下什么呢？尽管可能不再是必须，城市仍然提供了独特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机会，这种机会并不能轻易地在别处获取。在这里，这几种模式的价值在于指出了一种文明化的城市的可能性。通过提供更丰富的感知机会和文化意义，并主张人类各层面的活动应与宇宙的秩序相结合的观点，城市仍旧会是或者可能成为一种走向社会人性化的重要力量。

然而，还有一些相矛盾的力量在起作用。许多作者探讨城市状况的主题之一集中在多样性的重要性上——为了一个物种的生存，一种文明的延续，并且为了我们人类独有的道德需要的实现。成功地适应城市和工业化生活所带来的又一后果是文化同一性和社会从众性的广泛传播。尽管这些因素对管理提供了一些便利，如大规模的生产、消费和数量庞大的人群，人类的单一性使人类在面对环境条件变化时，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生物的和文化的适应性。进一步而言，尽管短期内生物层面的生存可能没有受到影响，有关适应的问题不能忽略人的幸福这个重要因素，并且适应性变化的真正含义也包含了道德的纬度。这导致生物学家如雷内·杜博斯（Rene Dubos）极力主张，我们应该抛弃人的标准化，而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中创造更广泛的多样性：“社会环境的多样性构成了功能主义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不管是城市的规划、居住区的设计还是生活的管理，都是这样。”

除了每种模式本身具有的启发作用，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些模式所展示的多样性，这是我们希望在城市环境中发现的——感知的多样性、活动的多样性和意义的多样性。在这种多样性中，我们发现个体获取成功的丰富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具有了社会和文化进步的丰富可能性。“理想城市的本质在于使每个生活在其中的不同的个体都有机会获得自己想过的生活；而且……人性化的城市本身就具有个性。”城市因而对社会生活的道德可能性有深刻的意义。它使生存变得可能，通过创造文明的条件形成能够促进幸福的环境，这种文明在感知和意义中促进意识的增长与扩大。

然而，城市不仅拥有道德的潜能；它还有审美的可能性，这种审美的可能性显得更广泛、重要和急迫。的确，令人振奋的发现之一就是，人性化环境的发展同时也是一种审美环境的创造。如果我们把城市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很明显，最完整的表达就是，城市就是我们所讨论的一切领域的总和，四者令人兴奋地相互作用——功能性的环境、想象性的环境、宗教性的环境和宇宙性的环境。这种环境把人的感知特征、需要和价值与以人为本的功能性网络结合起来，包含了我们想象性的回应，是我们文化理想的象征，并且激起我们无法言说的理解，使我们认识到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总之，这种环境扩大了我们体验的范围、深度，并使之更加鲜明，这样的城市环境同时也是一种审美的环境。

这样，道德与审美结合起来。一个人性化的环境与它的居民是调和的，通过和谐的活动使它的居民投入到城市生活中来，这些活动使人们对城市的体验得以增强。通过人与环境的结合，我们就获得了审美与功能最大程度结合的环境。在这里，艺术和生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一点在传统艺术中没有明确说出，但是在当代艺术家那里获得了清楚的表达。关于环境体验的研究同样导致两种规范的视域。当一种城市环境力图体现这些模式所显现的以人为本的多样性时，它就刷新了体验的条件和体验本身。为了获得一种生态的突破，我们同时获得了审美和道德的突破。

很明显，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体验城市。作为一个整体，通过这些模式对城市美学的探索途径有别于仅仅通过视觉的和城市美化进行研究的途径。同时，这些模式也否认环境体验是异化的和敌对的，人们必须退缩和与之隔离才能避免伤害。的确，这些模式表明一种新的美学的特征：艺术与生活的连续性，艺术的动态特征，带有人性特征的实用主义。通过把审美和道德结合起来，审美生态向我们揭示了艺术与生活的连续性，我们把城市作为含有各种要素的整体景观来感知城市，包括各种空间的组织、体量和体积、地形的轮廓、划分社区的边界，交通要道、树木和公园构成的城市绿化带、建筑的色彩、湖泊和喷泉池中的倒影、各种道路和建筑物的质地，并且把城市作为人们生活和获取成功的不可分离的部分。

这或许接近了蒙得里安（Mondrian）关于一个时代的预言，在这个时代，那种艺术的状况将终结：“艺术与我们周围的环境相分离，这在造型上已变成了事实。”它使我们能够把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动态环境来体验，汇合了工作与娱乐、宗教与浪漫以及各种社会活动模式的环境，城市就像一个动态的雕塑，人是产生运动的来源。最终，城市的创造就是一种现实和审美的结合，在这里需求和意识同样得到实现，功能既完善又人性化，并且在这里不带任何偏见的审美判断成为一种通向道德目标的社会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