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事专家分析中美军事竞争发展趋势与影响

来源：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

美军事专家分析中美军事竞争发展趋势与影响

远望智库技术预警中心  书香慧言

编者按: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全球战略重心从反恐转向大国竞争，中国被确定为其最主要的战略竟争对手。当前，美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多个领域与我展开全面对抗。可以说，2019年是中美关系的全面竞争年。近日，美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办了一场主题为“2019年中美关系回顾”的听证会，邀请多位专家就中美军事竞争等问题展开研讨。其间，前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分析员、哈德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安德鲁·克雷佩尼维奇( Andrew. F. Krepinevich)围绕中美军事竞争的趋势及影响等问题作证。主要观点如下:

一、中美军事竞争的趋势及影响

克雷佩尼维奇认为，中美军事竞争的主要特点是动态性和持久性。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局面不太可能发生改变。主要原因:一是中美两个大国的这场竞争将长期存在。因为两国的基本利益和目标相左，且都不愿意放弃各自的利益与目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两国也都有能力寻求实现这些利益。因此，中美间的军事竞争可能会旷日持久，这意味着美国需要制定有效的防御战略。二是中国的精确打击体系已经成熟。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美国首次推出精确打击体系。在美国主导这种以网络作战和精确打击为特征的作战样式（俄军事理论家将其称为“察打体系”)近30年后，其他国家的军队也开始掌握这种作战能力，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下简称“解放军”)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最大。这种发展趋势对美军非常不利，因为这意味着在这场军事竞争中，美国已经失去了几大关健优势。特别是，解放军正在部署“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旨在改变西大地区的军事力量对比，使之对中国有利。三是中美在包括太空、网络、海底在内的新作战域的军事竞争正日益加剧。在上述三大以“进攻为主导”的竞争领域，一旦威慑失败，或将对威慑和军事行动产生严重影响。美军似乎在这些领域享有一些优势，但中国正努力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基于自身的战略文化，中国继续寻求占据有利位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方面将军事资产部署至南海诸岛，在扼守世界上最繁忙的贸易路线的同时，也挤压了菲律宾和越南的战略纵深。

克雷佩尼维奇指出，未来十年，中美两国在军事领域的竞争将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可能出现的新型战争形态包括：一是算法战。即由人工智能系统（例如，运用机器学习的机器人系统)主导的作战;二是超级战争。即运用先进网络武器(例如，由人工智能开发的恶意软件)以及定向能武器和高超音速武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施作战;三是“精确”生物战。即利用基因工程技术（例如 ，CRISPR-Cas9技术）及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协助作战。未来，这些新型作战能力很可能会与现有作战能力协同使用。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战争形态的颠覆性转变将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积极的一面是，它为美军提供了建立新的竞争优势的机会，即使它在精确打击作战中的优势正逐渐消失。消极的一面是，解放军可能比美国更善于利用这些新兴技术及其相关能力。实际上，美国防部门已经证明，美国在制定“大国竞争”作战概念方面已经滞后，而且在部署新型作战能力方面更加迟缓。

二、中美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对比

克雷佩尼奇认为，目前整个印太地区的军力平衡似乎对美国及其盟国，以及志同道合的安全伙伴国有利。但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一国武装部队的规模和结构外，还有很多因素和认知决定军力平衡。一是地理位置。如果中美间因为台湾问题发生冲突，两国间的军力对比将比双方在南海岛屿争夺、控制印度洋海上交通线路、封锁或反封锁作战中，更有利于中国。二是时间因素。如任何一方在敌对行动前开展动员所需要的时间。对于大国间战争，时间因素在整个冲突期间的力量平衡方面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因为这种战争往往是旷日持久的，将影响交战一方继续战斗的能力和意愿。三是作战形式。正如近代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与遂行反叛乱行动相比，美军更擅长发动常规战争。

克雷佩尼维奇指出，尽管印太地区总体的力量对比似乎有利于美国，但近20年来，这种平衡正在从四个方面向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一是在后勤方面。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持续超越美国及其在印太地区的主要盟国，其国防预算增长幅度也继续高于美国。然而，中国和美国都显示出财政疲软的迹象，这或将对两国长期开展军事竞争产生重大影响。二是在技术方面。与精确打击体系和军事革命密切相关的军用技术已经开始由公共部门进行研发，并且有些人可通过窃取或经济胁迫等手段获取这些技术。中国已决定在许多关健技术方面(如，人工智能、生物科学、超音速、量子计算)达到世界级的水平，而这些关键技术可能会对军事竞争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在这方面的弱点主要源于缺乏国家导向，并且无法迅速将新兴军事技术应用于现代军事系统。三是在作战方面。一方面，解放军似乎知道在西太地区实施进攻性作战需要做什么，并且正在组建一支能够胜任此项任务的部队。为此，解放军正致力于部署可遂行空中及海上控制作战，以及建立信息优势所需的作战力量。另一方面，美军尚未针对西太地区制定维护国家重要利益、履行地区安全义务的详细作战概念。虽然新版《国防战略》要求军事部门制定创新型作战概念，但截至目前，相关工作的进展速度却出奇得缓慢。中国人正在充分利用其有限的资源，发展可将美军的优势变成劣势的能力。为此，解放军强调利用反卫星系统和恶意网络软件来攻击美军的“神经系统”，并通过部署导弹和其他打击力量，来遏制美国武装力量的“肌肉”——前沿部署的空军基地和航母。从某种程度上看，美国的国防投资助长了中国军事战略的形成。目前，美国空军和海军仍在继续投资发展易受解放军打击的作战能力。这两大军种计划采购大量相对短程的战术性飞机，如F-35型战机。而这些飞机却需要从日益受到威胁的美军航母或前方空军基地起飞。与此同时，空军老旧的突防型轰炸机编队仅包括少量的B-2战机，其后续机型B-21最早预计将在2020年代中期入役。美国海军的无人机计划，将把MQ-25设计成为海军短程战术飞机提供支援的加油机，而不是作为远程突防型察打系统。此外，海军核动力攻击潜艇也即将达到最高服役年限，且没有后续潜艇来接替。美军在通信、精确导航及授时方面仍旧依赖大型、易受攻击的卫星。可以肯定的是，替代当前卫星星座的方案不仅充满挑战性，而且成本高昂。四是在社会方面。面对美国日渐弱的财政状况，维持这场持久的对华军事竞争很可能需要美国民众做出巨大牺牲。虽然中国民众也可能付出代价，但是在让人民“吃苦”方面，中国共产党似乎比美国政治精英更有优势，他们可以动员民众支持这场竞争，而美国在这方面是最欠缺的。

三、中美军事竞争对威慑的影响

克雷佩尼维奇认为，保持威慑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中美军事竞争时期。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将威慑作为其防御战略的核心。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及《国防战略》也贯穿这一思想。然而，威慑能够发挥作用的战略环境已经彻底改变，并且还在不断变化。此外，从冷战时期取得的一些威慑经验现在看来也是错误的。同样，一些人类在危险条件下能够做出理性决策的关键假设也已经被认知和行为科学的发展所推翻。与其前任一样，特朗普政府几乎没有投入太多时间去阐述国家将如何慑止现有和潜在竞争对手。这背后隐含的假设无需解释，因为现代武器的破坏力使理智的领导人不敢贸然发动一场全面战争。因此，特朗普政府对威慑的要求相对较小，但这种心态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慑止入侵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并且随着技术和地缘政治的发展，将变得更加困难。一是多极化、技术和新作战域。当世界格局从冷战时期的两极体系向单极体系转变时，威慑非常有效。然而，在多极世界，除了较小的竞争对手，美国还必须慑止几个强大竞争对手。军事能力的发展正在使常规战争与核战争之间的界限变得模概。而新型作战域，如太空、网络和海底都对进攻方有利。此外，在这些领域发动攻击很难被发现。这些发展变化使威慑的效果大打折扣。二是现代武器装备。政治领导人在决定发动一场战争时，通常会认为军事对比于己有利。当前，中美等现代军事大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其武装部队中的大部分军事系统未曾经受过与军事大国作战的考验。因此，很难确定这些系统在战斗中的效能。这容易导致竞争双方对军力对比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如果美国和中国都认为军力对比有利于对手，那么威慑的作用就会非常大。但是，如果双方都认为军力对比对自己有利时，那么所产生的影响将令人担忧。三是理性行为的局限性。认知科学的发展揭示了威慑的脆弱性。对人类决策性质的新发现引发了人们对威慑的质疑。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威慑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在危险情况下，人类会根据费效比理性采取措施。然而，过去40年，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对这一假设产生了严重质疑。事实证明，人类不能总期待实现未来收益的最大化，而且他们也很难掌握冲突另一方对成本、收益和风险的理解。其中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认识领导人对损失的理解。根据前景理论，人们愿意冒更大风险来避免失去已有的东西，而不是获取同等价值的东西。因此，决策者们愿意冒更大风险去守护自己领土，而不是去夺取同等价值的他国领土。理论上讲，这种现象似乎会增强威慑的作用，因为领导者通常更愿意坚守已有的土地和资源，而不是去试图抢夺他人的东西。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决策者如何设定参考点，决定了他们如何看待当前情况是损失还是收益。有人可能会认为，人们总是将现状作为参考点，但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在得到一系列收益后，人们通常会将参考点调整到新的现状。后续再遭受任何挫折都会被视为一种损失。例如，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占领争议领土并使其军事化，这显然是想既成新的事实。然而，美国及其盟国却始终认为中国的行为是违法的，并将南海过去的情况作为参考点。因此，参考点的不同将使南海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

四、对策建议

克雷佩尼维奇建议，国会可通过举行听证会及其他方式，适当采取一些行动来大幅提升美军对解放军的军事对比优势。一是举办主题听证会。国会在制定国防议事日程及对公众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今后，国会可就证词中提出的相关问题举行听证会。二是重视竞争的时效性。美国竞争力削弱的主要原因在于无法根据时间开展有效竞争。必须找到方法加速推进新型作战能力的部署。三是实施成本施加战略。国会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在军方如何应对解放军特定的新型作战能力上。这无可厚非，但更需要关注是，鼓励国防部探索新的方式，使美军可以向中国人施加更大的成本。这种做法曾是冷战时期美国国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近年来却经常被忽视。四是推动制定创新型作战概念。国会常常从识别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转向专注于防务计划中的特定作战能力，从不过问这种能力是否适用于应对战役层面的挑战。前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国防战略》中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将发展创新型作战概念作为优先事项。国会可通过确保国防部遵循这一倡议来实现自身的价值。

克雷佩尼维奇最后强调，当前，印太地区的军力对比似乎对美国有利。但从美国的角度看，许多影响地区军力平衡的发展趋势都不利于美国。相较于中国，美国已失去了冷战结束时所享有的大部分安全缓冲，并且安全风险的累加速度正日益加快。此外，中美间的军事竞争是动态的，这为解放军和美军提供了彻底改变现有军力对比平衡的机遇。

本文来源：战略前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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