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末日钟，从未离终点那么近学术资讯

离午夜零点还有100秒。

这是根据世界末日钟上的显示，末日钟是1947年由《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ces）发明的一种装置，用来示意我们离人类终结的大灾难有多远。时钟从晚上11点53分开始计时，多年来，随着全球形势的恶化或改善，指针会前进或后退。但在2020年1月23日，末日钟比它近75年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午夜。

今年的历史性决定是由《原子科学家公报》的成员在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新闻俱乐部向“世界领导人和公民们”宣布的。在将时钟设定为离午夜100秒时，他们列举了诸如核威胁升级、气候保护行动缺乏以及“网络化造谣活动”抬头等风险，这些活动破坏了社会的行动能力。

每年一次的世界末日钟重置是一个重要媒体事件，为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决策者和评论员提出了一个课题。这个时钟实际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快出现的，由芝加哥大学的两位物理学家尤金·拉宾诺维奇和海曼·戈德史密斯提出，他们是参与曼哈顿计划的众多科学家和工程师之二，众所周知，该计划研制了1945年8月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

1942年，意大利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在芝加哥设计并建造了第一座能够实现可控自持的核反应堆，曼哈顿计划的大部分科学都是在这个反应堆里孕育出来的。“在原子弹被投下后的三四个月内，拉宾诺维奇和戈德史密斯创办了一份名为《原子科学家公报》的出版物。”时任公报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雷切尔·布朗森说。

核武器是这颗星球上最具灾难性后果的威胁。图片来源：bbc.com

布朗森并非物理学家，而是国际关系方面的专家，根据她的说法，许多曼哈顿计划中物理学家已颇具政治意识，但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在德国之前获得核弹。结果德国人从未制造出这样的武器。直到战后，曼哈顿计划的研究人员才开始与更广泛的物理学界讨论核风险和核扩散问题。

“公告的建立是为了树立一个旗帜，告诉我们科学家们应该在这里参与政治事务。”但是，该期刊的设立也是为了考虑未来的危险，或者正如拉宾诺维奇所言，“为了管理现代科学潘多拉盒中的危险礼物”。正是出于向公众传达这些风险的意愿，世界末日钟于1947年设立，距离公报第一版发布两年。

那年6月出版的公报封面上出现了这个钟的概念图，由艺术家玛蒂尔·朗斯多夫创作，她的丈夫是一位核物理学家。朗斯多夫将第一个时钟放在离午夜7分钟的位置，纯粹出于美学原因，但之后的位置是由公报创始编辑拉宾诺维奇决定的。1973年他去世了，一个科学和安全委员会接手了这项责任，他们通过与公报的赞助委员会协商做出决定。

1947年6月末日钟第一次出现在《原子科学家公报》

赞助委员会最初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罗伯特·奥本海默担任第一任主席，目前的委员会成员包括1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如粒子理论家谢尔顿·格拉肖、史蒂芬·温伯格和弗兰克·维尔泽克，此外还有天文学家马丁·里斯和理论物理学家丽莎·兰道尔。至于科学和安保委员会，其组成经过多年的演变，目前有19名成员，由物理学家、阿贡国家实验室前负责人罗伯特·罗斯纳担任主席。

“我们有物理学家，他们知道所有关于核、武器和反应堆的事情，同时也有人参与了与政府的谈判。”罗斯纳说，他在委员会工作了10年，目前每年领导着设定世界末日时钟的进程。布朗森则强调：“这有一个强烈的政治因素。”他指出，这个过程中需要“了解不同国家的政治进程以及科学是如何在我们所做事情中做出总结的人”。

今年是北极最暖的一年，也可以说是最糟糕的一年。图片来自culturacolectiva.com

在2020年之前，世界末日钟离午夜最近的一次是1953年，在前一年美国和苏联都进行了氢弹试验，那一次它被定为晚间11点58分。而它离午夜最远的距离是在1991年，11点43分，原因是冷战结束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签署后，美国和苏联的核武器库大幅削减。

无论如何，核威胁依然存在。2019年，全世界大约有13900枚核弹头（尽管低于1980年代中期的7万多枚）。而正是这些核武库的持续存在，加上几项主要军控条约的失效以及美国决定退出伊朗核协议，决定了该公报目前的风险评估。

历年来末日钟的指针设定变化

自2007年以来，公报对世界末日钟的审议也开始将人类面临的气候变化风险考虑在内。布朗森承认，将气候变化纳入其职权范围是“可能是最具争议的决定之一”，因为该组织过往的声誉主要是应对核武器威胁的权威机构。“但，如果你相信这个公告是为了管理‘潘多拉魔盒中的危险礼物’而创立的，那么答案当然是，你必须包括气候变化。”。

近年来，公报也开始关注新的颠覆性技术。“以合成生物学为例，或者说基因编辑。”史蒂夫·费特指出，他是马里兰大学的一名物理学家，后来成为了公告的科学与安全委员会的政策专家。“虽然这项技术在治疗目前无法治愈的疾病方面有着巨大的前景，但你不必花太多的想象力就可以看到有人可能会滥用它。”费特补充说，这些技术的易于开发使风险更为复杂。“你需要一个巨大的工厂来制造钚或高浓缩铀，但是基因编辑，或者人工智能，这些都是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

气候变化引起了各种灾变。图片来自NOAA

世界末日钟设定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过程。“我们为它能提供咨询而感到自豪，” 布朗森说，“我们的领导者和专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把它们摆在桌面上来审查。”

正式程序于每年11月开展，科学与安全委员会成员在芝加哥举行为期一天半的会议，集中讨论两个基本问题。首先，与前一年相比，今年人类是更安全了还是面临更大风险？其次，与 1947 年《公报》开始审议以来的所有年份相比，今年人类是更安全了还是面临更大风险？罗斯纳说，讨论不适合敏感人士，因为赞助委员会成员是“头脑冷静、积极表达意见的人”。考虑到思维能力，他说，“你不能是一个懒惰的思想家”。

11月的会议结束后，委员会成员开始起草一份公开声明，解释他们的决定，并与公报的员工一起对其进行完善，整个过程持续到1月初宣布时钟新位置为止。今年，为了将时钟设置为最接近午夜的时间，布朗森坚持认为，委员会必须确信我们正处于1947年以来最危险的时期。不过她提醒说，设定时钟并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你没有把数据塞进一个大算法中再吐出一个时间来，它只不过是一个判断而已。”。

AI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增加了很多不确定因素。图片来自ictinstitute.nl

一年一度的时钟设置，旨在给政客们提出挑战，敦促他们未来一年做得更好。然而，委员会成员目前所担心的是，全世界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和合作来应对他们所指出的风险。“你可以看到这一切现在正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中上演。”，她指的是，很多国家的政府无视了常规的安全和大流行防备演习给出的警示结果。

布朗森否认了那些指责——多数来自右翼人士——即他们的风险评估武断且有政治动机， “坦率地说，我们接受来自双方的批评，这意味着我们在做正确的事情。”如果说有什么需要解释的话，布朗森觉得，末日钟给了很多人一种理智的感觉。“这是一种授权，去鼓励人们指出某些事情是不正确的（而且）在2020年我们过得并不好。”她对那些认为时钟只是一种吓唬手段的批评一笑置之。“没问题好嘛，它就叫末日钟！”

2020年1月世界末日钟的新闻发布会。从左至右：公报执行主席杰里·布朗、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逊、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图片来源：摄影师Lexey Swall /原子科学家公报）

公报委员会的成员还越来越关注假新闻和阴谋论的兴起，这些事情导致了反疫苗接种运动和其他恐怖故事。社交媒体让这种虚假信息得以传播，使得解决实际风险变得更加困难。但是，脱离对核武器和军备竞赛的纯粹关注，是否会冲淡世界末日钟背后想要传达的信息？

总部位于英国的科学家全球责任组织（SGR）的执行董事、物理学家斯图尔特•帕金森认为，鉴于世界末日钟目前试图涵盖各种风险，它可能变得过于简单化。“我希望看到一个更多维的风险沟通设备，所以也许需要对每一个问题，都建立一个红绿灯系统或五分评级制度。”布朗森知道时钟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工具，但他说，这也是它的优点，可以在最高权力层和本地课堂中引起讨论。

但在当下，包括物理学家在内，大家对核风险问题的兴趣确实总体下降了。“战争期间以及至少在20年之后的非常特殊时期，物理学家在公共政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罗斯纳指出， “但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 随着气候危机的到来，政策议程变得需要更多人参与，迫使公报不仅要咨询物理学家，还要征询化学家，生物学家和风险评估专家的意见。的确，他能感到当今许多物理学家都避开了公开辩论或政治辩论，对应对围绕气候风险的不确定性感到不自在。

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宇宙学家安东尼·阿奎尔是一位敢于思考科学进步所带来风险的物理学家。2014年，他与麻省理工的马克斯•泰格马克共同创立了“生命未来研究所”——一个研究如何安全开发新技术的非盈利中心。阿奎尔说：“（该研究所解决的）不是常规学术日常研究所讨论的问题，我们考虑的是可以采取哪些切实可行的措施使得事情向好的一面发展。”

COVID-19大流行让阿奎尔确信，科学家需要更认真地考虑风险。“它惊醒了很多人，风险并非纯粹理论上的。我更担心的是，缺乏有效的国家和国际机构来预防和应对风险的出现。”尽管“生命未来研究所“确实关注核风险，但它目前的重点是变革性人工智能（AI），阿奎尔认为这可能会加剧现有的风险。

当前的新冠大流行让很多全球性问题变得异常尖锐。图片来自thestatesman.com

例如，如果将其用于武器，人工智能可能会在在不经意间将小规模事件迅速地升级为核战争，而人类却无法阻止它们。他认为，这恰恰是物理学家发挥特长的问题。“在物理学和宇宙学界，人们倾向于思考更大的空间尺度和更长的时间尺度。”这给了他们一种能力，能够理解随着时间推移，微小的风险仍将变得多么显著。

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曾担心，核爆炸可能产生极端温度，使得空气中和水中的氢原子会融合成氦，从而点燃大气和海洋，产生失控的反应，并可能席卷全球。幸运的是，在研究了这种可能性之后，它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鉴于当前冷战协议瓦解所构成的核威胁，《原子科学家公报》正在寻求重新与物理学界接触。剩下的最后一个双边核武器控制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定于2021年2月到期，这会使得50年来核武器扩散首次不受限制。这些事件促使美国七所大学的物理学家在美国物理学会的支持下，于今年早些时候发起了“减少核威胁物理学家联盟”。布朗森说，尽管公报没有直接参与这项倡议，但它支持这些努力。

即将到期的削减核武器条约增加了世界的不稳定因素。图片来自：nationalinterest.org

作为计划的一部分，费特和其他人正在美国的大学院系进行演讲，希望吸引更多物理学家投身减少核威胁的倡导。他指出， 20世纪80年代，物理学家们在裁军政策中发挥了有效作用，包括反对美国提出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该系统曾被吹捧说能解决核威胁。而物理学家指出，在太空中，无论质量如何，所有物体都会沿着相同的发射轨迹运动，这意味着很难区分弹头和诱饵。

帕金森赞同一个看法，即如今的物理学家们对核风险以及自身工作可能对世界造成的危害是低估的，这就是为什么SGR认为伦理和责任必须植根于科学教育之中。物理学并不只是一个纯粹抽象的练习，其后果是不容忽视的。他呼吁对那些直言不讳的科学家给予更多保护，并认为专业机构应该更公开地与成员和公众讨论新技术和现有技术的风险。帕金森还认为，这些组织应该终止与化石燃料和国防公司的联系。

阿奎尔甚至认为，需要更好地激励和奖励那些帮助世界避免灾难的个人，像是苏联防空军官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那种。他于1983年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指挥中心当值，当时卫星雷达屏幕上预警显示，好像美国已经发射了五枚核导弹。但彼得罗夫怀疑是故障引起的，最终也被证明确实是故障。尽管有可能从核战争中拯救世界，但他还是因为没有及时通报遭到了训斥。

当前的COVID-19大流行，虽然不是人类造成的威胁，但显然是一个警告，告诉我们若风险被忽视会发生什么，阿奎尔说，忽视就是我们利用现有技术和新技术持续在做的事情。确确实实，他认为我们为应对所有风险而付出的努力是不够的。“我们都看到了（COVID-19）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惨事，（而且）这在灾难谱中还是相当轻微的。”他确信，我们需要对其他重大、潜在甚至更灾难性的风险投入智性思考。

2021是否会让我们更接近午夜，很快就可以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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