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家务重新分工成为农民工必经“阵痛”

家务重新分工成为农民工必经“阵痛”

对于1996年就独自外出闯荡的小丁而言，能在城市里拥有属于自己的家曾是他最大的梦想。但现在，他拒绝回家。每周只有等到周五晚上，小丁才会回去，并且仅仅待一个周末。

近日，《工人日报》记者采访多个农民工家庭发现，对于举家进城，几乎每一个家庭都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由家务问题带来的“后院起火”显然超出了他们预料。

男性做家务，可能是因为“穷”

“她不需要做什么，我做了大部分家务。我们搬到一起以后，她洗衣服的次数不超过5次……”服务生小林来自四川，他坦言自己承担了绝大多数家务，而这一切并没有伴侣的强迫。

城乡迁移中的农民工家庭，夫妻对家务的重新讨论和规划并非只是简单的“家务事”。家庭角色和分工的微小变动，可能隐含着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的线索。如今，这一现象已经进入了研究者视野。

经济考虑是产生这一变化的重要因素。蔡玉萍、彭铟旎认为：“远离乡村的这些家庭通常都缺乏其他家人和亲戚的支持。在城市中，他们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这使得妻子参与有偿工作成为一种经济必需，男性农民工承担一些照顾子女和家务责任也成为不可推卸的义务。”

家务全归女性，家里可能更“穷”

张蔚的感受并不夸张。近期热播的《做家务的男人》节目组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中国女性的就业率排名世界第一，平均做家务时间比男性多81分钟，中国男性做家务的时间排名世界倒数第四。

为此，张蔚与丈夫多次发生过争吵，甚至闹过离婚，但冷静下来生活还得继续。如今，张蔚希望丈夫能偶尔搭把手，“比如做饭的时候能洗个菜，洗完衣服能帮着晒一下”。

记者采访发现，在类似的农民工家庭中，男性拒绝做家务的理由往往是工作，女性承担家务的原因往往是没有工作或收入较低。

“对男性而言，家务劳动对收入基本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女性而言，日常家务劳动对收入却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从事家庭与性别研究的华中科技大学社会性别研究中心主任郑丹丹表示，从过去的“你耕田来我织布”，到现在的“你打工来我带娃”，这种传统家务劳动类型分工并未跟上现代社会的发展节奏，可能隐含着性别收入的惩罚机制。

长期以来，家务劳动分工中的性别不平等，有一个重要的支撑观念，即男主外女主内。“从现有的调查研究来说，观念是有进步，但没有想象得那么大。”杨玉静表示。

此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学者张传红曾对城乡流动对夫妻家庭性别分工的影响进行研究。她发现，就家务劳动分工而言，虽然流动后丈夫参与家务劳动的比例增高，但是流动并没有改变夫妻之间家务劳动分工的模式。流动家庭中女性仍然承担高出男性数倍的家务劳动，不过在照顾和辅导子女功课方面，流动后男性的参与明显增加。

尽管经济因素对家庭的重新分工作用明显，但不少专家认为，推动家务中的性别平等，不能仅仅由“钱”说了算，观念的进步以及社会保障配套的完善至关重要。

“我们一直建议，政府、社会共同努力，推出更多促进家庭友好的政策。比如政府为农民工家庭提供更有保障、更为优惠的托幼等公共领域服务；企业设置弹性灵活的工作时间、合理的休假制度，以便于夫妻更好地协调家庭与工作的冲突；对家庭而言，我们提倡平等和相互尊重，男性能够重视承担家务等家庭责任。”杨玉静表示。（记者 陈俊宇 北梦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