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静静：空间变迁与地方性重建——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文本分析

来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空间”，作为人类生命存在的场域，承载了人的出生、成长、生活、交往、劳作等一切生命活动。易言之，人的生命存在以空间存在为基础。从地理的概念上，“乡村”或“村落”常被界定为农业社会从事生产的人群组成的“空间”；费孝通先生则认为村落是农民生活的基本功能单位。由此，村落空间以对“人-土地”传统的重述，构成了人类生存的一切具体方面。而乡村并非简单的空间，村落空间是一种“意义”的建构过程，且必须放置在社会变迁的脉络下来诠释。从费孝通笔下带有“熟人社会”性质的乡土空间到如今因“村改居”而衍生的都市化空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空间”内涵既指具体物质形式，又暗含精神的建构，即关于生活意义表征的观念形态。因而，笔者从“空间”视角来分析乡村社会时，着重于两个层面：一是外在形式和可观察到的特点；二是挖掘出来的、有深远意义的语境。换言之，日常生活中唤起人们注意空间的方式，是从可感知的空间变化和个体层面的空间体验出发的。此意义上，本文将聚焦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文本内容，分析乡村空间观变迁与地方感的再造方式，实则关注空间观变迁如何再造出亲地方性情感。

一

乡村振兴战略空间形塑

(一)都市化空间与乡风文明

传统的空间观念常被表述为人与土地、领土或场所的密切相连。如涂尔干从宗教人类学角度指出了空间的社会属性，并倾向于认为“空间是社会的构成物”。如果说涂尔干所缺乏的是从社会活动的内在因素来分析空间，那么齐美尔则基于“相互作用”的视角提出“空间各个部分的由心灵方面实现的划分和概括，具有社会的意义”之论断。由此，空间被归纳为心灵的一种活动。齐美尔指出：“在城市空间中，货币经济主导下的都市生活塑造了城市居民的人格特征和精神状态。”受其影响，20世纪出现了三种空间形式：都市化空间、全球化空间和超空间。如：在都市化空间中，传统社会所催生的社会存在方式，如人的行为、交往、思想等被改变了。换言之，就空间的都市化来说：一方面，多数人脱离农业生产而成为都市劳动者；另一方面，庞大的都市生产生活管理成为渗透到任何场所的超级权力。与此同时，农村土地的价值不再是以农作物生产为衡量标准，而更多带有文化意义的符号象征意味；人们的交往模式和互动模式亦随着空间的变化愈来愈呈现“工具性”和“意义模糊性”。在这个意义上，都市化空间成为人情关系解释的物质基础。正如爱德华索亚所言：“作为一种空间的存在，人们一生都在塑造着空间，但同时，各种空间也在以各种方式塑造着人们的社会生活。”20世纪80年代以来，空间想象力在社会学理论中的引入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洞察人类社会及其活动的重要维度。如，霍华德希望通过改造都市空间和田园城市的建设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都能可持续发展的田园社会。在这个基础上，一种全新的社会-空间关系正在被构建。

时空独特的表现形式会引导时空实践，因而每个社会形态都根据自身的需要来建构关于时空的客观概念。进入新时代，由爱德华索亚掀起的“刺激性反转”的空间动力学思潮，开启了空间社会学中“村镇聚合”与“城镇化”这一核心问题的探索。争论的焦点在于，人类的生存行为究竟是围绕一个主要的都市核心而发生新居住空间扩张，还是时刻受制于特定的文化要素和社会制度的规约而实现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相处。其呈现的核心信念便是重塑乡村文化基因，让人们重新体会独特的乡土之情。“乡风文明”即是在此背景下通过对传统文明理念与价值的择取，借用传统文化要素对其进行一定调整，来契合人对于过去事情的记忆勾连和情感寄托。由此，在中国乡村，伴随着与国家构造过程有关的官方表述，曾经存在于回忆中的传统教育、文化历史开始被唤起。

按照列斐伏尔的逻辑，物质内容是建筑社会空间的基础，精神、意识形态成分赋予了建筑物情感、灵性。因此，社会空间不是冰冷的物质，它是“活生生的、它会说话，它拥有一个情感的内核”。此意义上，空间的意涵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感知意义的空间；二是生活意义的空间。由此，“乡风文明”的话语逻辑便是以“认同感、安全感”为原则来构建空间伦理，同时沿两条路线演进：其一，从物质空间层面探讨乡村文化传承，勾勒“美丽乡村”风貌。此路径注重以古镇、古村落、古民居、历史遗迹、古迹建筑为载体，进而重塑地域文化形态，影响村落地理空间格局，实现文化记忆的当代重构。其二，从精神空间层面将村民精神寄托与村落空间格局相关联，形成文化记忆的代际传承。乡贤长老、村规民约、家规家训开始通过某种仪式渐渐作用于民间。如费孝通所言：“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力量具有同等重要性；传统作为往昔的符号，会通过特定的符号和象征系统，使之仍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以影响。”易言之，“乡风文明”真正用意在于：力图面对“都市化空间”的主流话语，采用一种“地方性”的空间实践策略。由此，乡土空间固有的象征符号，如“传统的服饰”“珍藏的家谱”“独特的生活方式”“固定的祭仪”“厚重的信仰”逐渐被凸显，从而作为“乡韵”“乡愁”等情感层面的印证。由此乡村日常生活和乡村秩序重构等研究议题，便形成了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转向，亦涵盖了空间意义与地方性知识等因素的文化实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空间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联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空间经济领域、空间政治领域等研究问题，同时这种关联亦成为反思时代伦理症候的切口。而空间的意义亦与地方之意义交融在一起，最初无差异的空间变成我们渐趋熟识且赋予价值的地方。在此映射下，透过空间观变迁被直接生产出来的是“亲历性的空间”。这个空间更为注重的是地方性知识体系在传承中所蕴含的建设性价值。因而，乡村作为传统生活方式固着的地方，以“回忆之地”与“代际之地”的方式赋予了空间以故事元素，并形成一个新的文化记忆关联。在这个关联之内，乡村振兴战略关于“乡风文明”的形塑便成为具有核心作用的空间原料，它具备作为地方性知识建构所需的所有条件，如人们的信仰观念、礼节风俗、习惯传统、行为方式等。简言之，乡风文明以“保护民间文化”和“开展好节庆活动”的空间实践路径为人们提供了回归传统信仰的精神乐园。知觉现象学指出，“由于地方是人们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方式的中心，地方不仅将人们周围的事件积聚起来，而且积聚了体验和历史，甚至语言和思想”。从此意义上来看，乡村振兴战略正是以“乡风文明”的空间重构获得了地方认同的传递。

(二)全球化空间与城乡融合

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空间转向，以空间作为社会理论的核心，无疑有助于人们重新审视空间。如吉登斯认为：“传统社会以农耕经济为基础，具体的地理物质环境维系着农民与根之联系；现代社会，伴随空间延展，人的社会活动维度既受到在场支配，也会受到不在场支配，进而影响其行为的策略。”换言之，当前的空间存在方式是建立在现代交通、通信技术之上，现代人处在一个共时性的世界，当下只呈现着四面展开的空间，没有时间的流动。循此路径，从空间视角来审视目前“城乡融合”策略，无疑它是试图突破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政策束缚，基于农民主体需求，形成一个以城乡社会良性互动为特征的空间格局。正如哈维所言：“空间内涵为人们提供了能够理解当下的框架架构，即通过强调空间呈现方式，借助空间概念来理解人类行为。”而全球化则是我们解读乡村振兴战略的时空状语或文化语境，即全球化并没有取代传统的社会冲突和合作的路线，而是在重新描绘它们。

目前，城乡融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内容，它以主流话语进入现代社会。而面对社会转型，城乡关系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经历着空间重构。如：20世纪70年代初，以启动农村改革为切入点，城乡关系进入互动阶段，核心在于缩小城乡差异，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之后，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契机，城乡关系进入协调阶段。伴随十六大召开，新农村建设理念在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体现出价值，反映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路径选择上，城乡关系步入统筹发展阶段。而城乡关系的相互依赖性，则在当代社会得到了最明显的表达，即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城乡互补”和“全面融合”的一体化发展路径。由此，城乡关系在新时代呈现出一种质的飞跃。换言之，在全球化视域下，冲破地理隔离作用，形塑崭新的空间存在方式已成一种既定事实，正如“全球化始于地方化和本土化”。通过上述不同阶段城乡关系的建构过程，我们看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与乡村两种聚落形态由“空间联结”到“空间跨越”直至“空间融合”的过程。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全球范围内客观存在着“农业空间-工业空间-后工业空间”三极化的空间等级结构体，它们分别代表着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种空间生产方式。那么，当代中国社会如何置身于三级化的全球空间等级结构中?或者我们本土的空间实践如何融入全球化的空间进程中?当城市化发展的大趋势蔓延到人们日常生活中，“跨城乡流动”和“走出去”的策略成为社会运用空间的逻辑。从结果状态来看，跨城乡空间的生产历程标志着人类从此开始塑造一种全新的空间生存方式和空间形象。在这一过程中，聚焦于人类生存的空间秩序已然成为社区共同体自我保护的屏障。而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面临着关于“空间治理”和“空间正义”的双重任务。一方面，人口向城市的流动造成了乡村地区的“空心化”，如何防止“空心化”所带来的农村经济萧条便成为关键。另一方面，流向城市的大量人口由于缺乏购买力，往往处于居无定所的状态，而这种人口的聚集亦造成了城市空间生态不正义。换言之，行动者通过社会行动使自己所处空间具有了现代性的意涵，而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构建一条严密的、更有说服力的关于城乡社会互动关系的因果链便成为时代所关注主题。由此，乡村振兴战略关于“城乡融合”的诉求理念便是：通过空间格局重组，以空间跨地域来消解城乡差异。如此，便形塑了“把乡村和城市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坚持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实现城乡融合”的新局面。换言之，当前阶段，空间分化、空间重组、空间对立、空间争夺与空间冲突等崭新的空间现象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我们在一种乡村振兴研究的语境中抽象出中国特有的时空文化，并形塑自己的时空结构，不仅在学科层面有助于空间社会学进入乡村，亦会促使乡村社会建立一套与流动空间相匹配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

(三)超空间与生态宜居

城市规划理论家凯文林奇曾用“超空间”来描述现代都市缺乏空间可读性的混乱景象。简言之，所谓“超空间”，指时空不统一，或者说空间与时间分离了，即物体和事件具有时空不统一性。如：后现代建筑把不同时代的文化符号叠加在同一座建筑物上，使我们产生时间混淆；而虚拟社区、数字村落之出现，使人们从事着虚拟的生产、生活、交往，体验着瞬间、暂时的解放。超空间的出现正在改变我们以往的空间认知，如：传统社会中，社会的交互作用、共同的纽带和位置在社团观念中是重要的；而现代社会，人们的交往模式较以往则更为泛化。换言之，虚拟生存使人们的空间边界因扩张而得以延展，而人们的生活空间亦呈现开放性和不稳定状态。正如有学者指出：“技术的过度植入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制约，呈现了空间困境，即自然空间的不断破坏、赛博空间的虚拟游戏、建筑空间的形式崇拜、城市空间的地理区隔、劳动空间的机器至上等。”还有学者认为：“目前由技术所带来的空间扩张，如手机泡沫问题，正是源于彼此间共同记忆淡去的同时却难以更新和生成新的记忆。”易言之，现代性的问题核心在于它以技术为手段重新建构和阐释了现代社会体系，且使我们赖以为生的家园在文化和物理空间上均处于一种意义零散状态中。

海德格尔把自然环境理解为天、地、神、人和谐相处而构成的“四重整体”。他的真正用意是将“天”和“地”看作是未经污染的、原初的状态；将“神”意指为自然环境包含的神性、神秘，这种神秘性不能被我们的理性完全破解。正因为神性的存在，人类才会敬畏、崇拜自然，而不是把其当作征服、改造的对象。而目前被技术塑造的空间使得原始的、独特的自然空间逐渐消失，与此而来的是商业景观、人造景点的取而代之。技术对空间的浸染与改造使得我们日常生活空间千篇一律、单调无奇，独有的风格完全消失，给人们留下的是无尽的乡愁。易言之，由于人独特的劳动性质，拓展和延伸了自然空间，即通过人的广义的社会行为，自然空间打上了“社会”的烙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开始反思自己的生存境遇，检讨自己的行为，逐步认识到人类生产的空间形态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从而逐步走向生态化的空间生存方式。“生态宜居”便是新时期新的生存策略，即通过构建生态空间来延续自身的生存，通过改变自身的存在样态来实现自身生存空间的拓展。

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关于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理念旨在揭示空间的三个特殊层面：(１)生产空间，即物质性是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空间之最基本的性质。此层面所关注的只是空间的表面形态，聚焦的仅是空间的具体功能、用途和性质。(２)生活空间，即以社会行动的注入实现空间的象征意义，如神圣空间的呈现、民间信仰的表达、地方认同的营造。此层面旨在按照自己的生活理念创造出一个休闲的空间。(３)生态空间。实现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一致性，经由栖居之所的规制、蓝绿生态的有机融合构建一个绿化生产的空间，使“诗意的生产”话语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表述。由此，“生态宜居”便以构建身体与空间体验关系的理念来实践人的家园感。如在“生态兴、文明兴”的基础上，首先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三者统一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标志；其次，呈现了由“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再过渡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空间实践历程；最后得出关于“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构建生态宜居家园”的框架。这就是目前中国社会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所蕴含的空间逻辑。

二

乡村振兴战略空间意识呈现

(一)空间文化铸型社会记忆

空间的社会意义以及人类活动和空间的关系历来是社会空间研究的焦点。相关学者也意识到空间并非纯粹的物质实体，而是被社会赋予了一定的文化象征意义。如建立在传统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乡土空间，以村庄为基本单位，农民在地里讨生活，由此形成了绵延千年之久的中国农业文明和乡土伦理道德。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城镇化进程，强烈的社会变迁使身在其中的农民个体短时期内面临失去土地、改换生计、移居城市等个人生命历程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而对村庄里的农民来说，他们不仅生活在为生存而挣扎的处境中，还生活在一个象征和仪式的世界中。正是这些传统乡土文化资源使人们对乡村集体记忆的认同牢不可破，亦正是农民乡愁情愫产生的重要原因。正如学者冯骥才所言，“我们难以计数的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在村落里”。而村落文化遗产的作用就是将人们的记忆传承下去，它是一种宝贵的不可再生的资源，是人类生活、环境、经济和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当前关于“空间文化”的认知主要有两个立足点：一是将一种批判性的文化理论引入到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将空间看作是被赋予深刻文化意义的文本，以索亚为代表；二是以人类学哲学进行考察，揭示了象征空间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和意义，以卡西尔为例，倾向于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人的文化性存在，人是文化的动物”。康纳顿指出：“个体与社会情境是记忆研究的重要议题。简言之，个体是特定情境中的个体，情境是个体记忆的精神原点；而类似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则成为记忆传承的重要手段。”循此路径，笔者以乡村空间文化与乡村社会记忆的互动作为核心，将乡村空间文化研究与乡村记忆建构相结合，进而分析乡村振兴战略文本框架。

目前，“乡村振兴战略”在“空间文化铸型社会记忆”的理念下呈现了三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模式是透过“家风家训、家庭教育、诚信道德规范”等内容的选择性摄取来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所强调的是功能性记忆，即通过乡村空间文化规约，赋予个体以价值标准；第二种模式是在对“乡村传统文化”“乡村文化生态”“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的择取基础上，提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从“乡村建设的历史文化保护”到“挖掘乡村特色文化符号”的浮现，再至“打造文化产业特色村和文化产业群”的书写，其中除历史记忆的记录外，还包含了家乡符码与心灵抚慰等诸多个人与社会的共享性记忆；第三种模式则以实施“公共文化机构辐射”及“文化惠民”“文艺扶持”的举措赋予社会记忆特殊角色，即在城镇化进程下，为转变乡村“空心化”与个体外出谋求发展的态势，在“农耕文化保护传承、戏曲进乡村、培养一批扎根农村的乡土文化人才、乡村传统工艺振兴”的话语旗帜下，“乡村文化繁荣兴盛”被当作一个特殊文化确认，并被刻意记忆下来，成为存续脆弱传统社会记忆的重大工程。

(二)空间结构表征社会秩序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亲属关系，夫妇、父子间的分工合作是人类生存和绵延的基本功能所必需的。换言之，传统乡土社会秩序的建立根植于家庭。而中国现代的社会变迁则是社会的和技术的要素所引起的。近代以来，在理性化、商品经济以及国家政权建设的现代化浪潮冲击下，传统乡村秩序趋于崩解。如1905年以来，科举制度被废除，从根本上改变了乡村社会结构；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以“文字下乡”加强乡村文化秩序重建，以土地改革为契机使乡村经济秩序得以再生，以全面计划经济、建立行政村为举措使乡村结构得以延续，且从多层面折射出乡村秩序就是国家秩序；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市场经济浪潮和城市化浪潮的冲击，农民一方面要进入一个陌生的、不确定以及有风险的社会里，另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劳作耕耘，由此造成乡村社会结构稳定性下降；而现阶段，伴随乡村振兴战略加速推进，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态势下，如何更好应对乡村旅游参与主体多元化所引发的秩序变迁问题以及乡村利益诉求分散化所带来的乡村治理问题，是重建乡土社会的精神原点。福柯和吉登斯均提出：“空间就是社会，空间结构是以空间形态呈现的社会结构。”二者对空间结构给出了一个重要的致思路径：“即在讨论空间的结构维度时，研究者多指向实践中的社会秩序问题。如空间结构与社会关系研究，空间秩序与空间生产的研究等。研究者多是在这一概念下总结空间与社会的理论关系问题。”在此意义上，“空间”与“社会”密切互动，且与人的实践活动过程紧密相关。然而当前的问题是，现阶段关于社会空间理想图景的建构如何能一方面既适应生产方式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能体现出现阶段社会秩序安排的合理性。如：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空间中，人们能够自给自足，社会秩序的维持依靠的是空间内自治的力量、习惯的力量和道德的力量；而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代中国，空间改造在各地不断上演，随之呈现的是空间结构的演变。此意义上，空间变动性提醒着人们要改变对社会秩序的常规认识。因而，笔者将“乡村空间结构”与“乡村社会秩序”并置，以试图描述乡村振兴背景下乡土社会调适的图景。

每个社会，每种生产方式与其特定的生产关系都会形成自己特殊的社会空间。在目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国家以城乡发展空间、乡村发展布局、乡村分类发展为表征，在地方社会物质层面的变化、地方空间秩序的重构、地方文化表征的生产等三个层面互动过程中，不断表达着乡村社会秩序的具体内容。由此，社会秩序的维系更多与空间结构特性联系起来，即以乡村地理位置和乡村地理特性与乡村社会生活的良性互动实现乡村秩序重构。具体来说，社会秩序在空间中的延展特性主要延续以下路径：首先，强调固有环境“人/土地”传统，通过环境对行为和文化的诸种影响，在可视的地理景观方面寻求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者之间的联系。如在“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篇章中，根据村庄演变规律、集聚特点和现状分布，结合农民生产生活半径，来合理确定县域村庄布局和规模；进而，以“加强乡村风貌整体管控，注重农房单体个性设计”为理念，建设立足乡土社会、富有地域特色、承载田园乡愁、体现现代文明的升级版乡村。由此，追求社会秩序的愿望首先通过自然空间的强化规制而得以表达。其次，聚焦诸种现象的地方性范式。如在“优化乡村发展布局”中，提出了“统筹生产空间”“布局生活空间”“保护生态空间”的核心概念。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地方性知识的运行逻辑产生了以地方性知识体为共同体的行动策略，从而表达这样一种思想，即“乡村地方性知识蕴含着建设社会秩序的价值”。最后，通过对诸种现象进行一种广泛而又典型的空间区域化，将注意力聚焦于对视野内一切事物的综合。如对乡村内村庄类型进行了空间分析，将其划分为“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这在某种意义上既是村落空间格局的反映，又是村落空间建构的地理秩序和历史秩序的体现，进而明确“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结合的空间治理任务。

(三)空间栖居演绎社会正义

在当下的空间语境中，基于栖居意义上的表述主要以柯布西耶和海德格尔为代表。前者认为：“应从‘住宅’角度理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平等问题。即随着现代工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工人和技术劳动者生活状况仍无法改善，这个矛盾是引起社会不安以至革命的原因。”由此，他表达了现代主义的坚定信念：“空间并非纯粹物质实体，如何以空间为手段实现社会改造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而在海德格尔眼中，人的栖居不能被给予，栖居来自存在本身的显现。为此，他将“筑造”分为两类，即爱护、保养意义上的筑造和建立意义上的筑造。同时他认为：“人们在谋求生存资料的筑造、生产活动的同时，也在不断拓展着自身的生存空间，即‘空间化’。”易言之，“空间”—“筑造”—“栖居”与空间的“有用性”微妙地关联在一起。此意义上，海德格尔指出：“现代化进程下，空间错误的被当作工具和手段引发了社会利益分配、社会机制均衡问题。”而马克思关于“空间生产”思想的核心观点为：“城市化、工业化的空间生产历程带来了市民人口剧增、栖居空间紧张、工人贫困加剧的既定事实，使得空间栖居的人权沦为空间产权的牺牲品，造成普遍的空间非正义问题。”所以，从多角度聚焦于生存空间，解析栖居实践的现实性和人文图示，形成了普遍的空间正义实践诉求。

而关于“乡村空间”，首先是基于自然空间，即“早期农业社会依靠土地生活，人们尊敬土地，因而形成了土地崇拜的文化”。在这种文化里，人们认为空间被人格化的神秘力量支配着。此时，人们的幸福感与因血缘和地缘而结成的社会团结感紧密相连；而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反过来又凸显了乡土的社会意义。简言之，在以“乡土”为特性的自然空间里，人的基本生活过程即是如何处理熟人关系的乡土逻辑。其次，历史转变层面，过渡到工业化时期。自然空间被加工、塑造和改变，即自然被当作认识的材料、技术的对象。在此意义上，社会变迁造成了自然空间的改天换地，如列斐伏尔所言，“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都纳入生产力和产物之中”。此阶段，植根于小农经济的乡村创造力在工业化的无穷创造力面前微不足道，这致使乡村面临两种困境，一是乡村结构崩溃，村落趋于解体，二是村民离开乡村，移民城市，乡村结构趋于“空心化”。与此同时，伴随土地与农业生产的天然联系逐渐被工业文明所中断，就人类栖居的生存空间而言，其一，面临的是从“乡村空间”到“城市空间”的大转换，即“空间改造”；其二，充斥在周围的是大量破坏的生态环境和不断扩大的工业区和居民区，在此空间格局形成过程中，空间资本化、消费化趋势为空间景观的营造施以浓墨重彩，如以居住空间分离强化了社会空间隔离、空间排斥。对待自然空间采取榨取式态度引起了空间生态不正义。最后，便是现阶段所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从结果状态来说，其蕴含的空间思想标志着人类开始塑造一种全新的空间生存方式和空间形象。在全新的时空语境下，空间正义内容在空间格局上得到体现，主要表现在“一个目标，三个层面”，即以“建立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为目标，一是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以强化资源保护与节约利用、推进农业清洁生产来呈现空间资源的具体配置；二是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维护空间主体的空间利益；三是加强农业生态保护与修复，使得人的生存空间实现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

三

结语

综上所述，“空间”不仅在学科层面上构成了地理学、人文社会学科的基本研究单元，由此引出了有关空间文化、空间关系、空间结构、空间栖居、空间治理、空间正义等一系列空间研究议题，而且在现实层面上还构筑了以“空间性”为主要分析框架的乡村社会图景，并呈现一系列实践特点，比如依托乡村空间范围内的文化，符号形成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以乡村空间原生的地理环境、社会特质搭建乡村社会秩序的基本格局。

而通过以上讨论，我们亦了解“空间”的概念至少包含三种不同的现象：第一，把它看成“现实的存在物”；第二，把它看成事物的属性或关系；第三，把它看成依附于我们内心的主观性状或直观形式的东西。而在如今的现代化大潮中，村落空间已然受到强烈的冲击，如当前乡土社会呈现出的空间边界模糊和人口流动性，以乡村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家族宗族为内容的乡村共同体式微，人口流动所带来的乡村“空心化”问题严重，乡村价值基础的变化，传统乡土社会治理方式与空间人口流动的不相适应，在乡村社会已然造成巨大管理真空。以“乡村振兴”为主旨的实践策略，使藏匿在村落背后的政治意蕴和社会意义得到了更为充分的显现。

现如今，乡村不仅仅作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亦作为一种意象存在于每个人脑海中。从空间社会学脉络出发，本文认为无论是物质空间层面的乡村建筑遗迹，文化空间层面的乡村民俗仪式，还是社会空间层面的乡村价值观，对于重构乡村社会秩序都将是不可或缺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空间理论从空间结构、空间主体、空间分化、空间重组、空间栖居等方面重新赋予了空间以全球性、流动性特征。本文在流动性空间语境中审视现有的乡村振兴策略，希冀能够为中国基层治理政策提供借鉴。

编者注：本文发表于《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20年第6期第104-114页。为方便阅读，注释从略。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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