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变质岩石学、前寒武纪地质学和矿床地质学的 一代宗师——程裕淇院士

来源：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

编者按

2018年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程裕淇先生诞辰106周年。程裕淇先生不仅是我国变质岩石学、前寒武纪地质学和矿床地质学的一代宗师，而且是我国地质科技事业卓越的管理者及社会活动家。他曾任原地质矿产部副部长、总工程师，也曾出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首任副所长。他连续三届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积极推动我国《矿产资源法》的立法和实施；程先生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担任地学部副主任及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更应强调的是程裕淇先生是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1978年成立之初的首届副理事长，并连任多届。

为纪念程先生对我国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的重大贡献，特约著名地质学史专家潘云唐教授撰写此稿，并将分四个部分在《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科学人生”栏目连载，以飨读者。

书香世家，天才少年

程裕淇，1912年10月7日出生在浙江嘉善县一个塾师之家，其父程成鉴是晚清秀才、贡生。程裕淇5岁就读于程氏私立的秉义小学，到上高小时，进入了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当时课业非常繁重，但他在父亲的督促和年长他五岁却与他同班姐姐的帮助下，他不仅跟上了学习的进度，而且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

他父亲不仅要求他完成课堂学业，而且要他阅读《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并结合家藏的《皇清统一舆地图（分省）》，核对古今地名的异同和作战行军路线，同时背诵、记忆浙江省的府、县名称。这引起了他对学习地理的兴趣。1923年，他在进入浙江嘉兴市省立第二中学初中后，父亲和哥哥都不幸病逝，家境急剧恶化。母亲一方面继续千方百计让他坚持完成学业，同时又希望他及早谋生，于是就让他在初中二年级时上了商科，以便毕业后可去银行工作。即使在商科班，他仍然对地理保持浓厚的兴趣，他的地理老师和英文老师在这方面给予了很大帮助。他在商科班上最大的收获是能用英语把世界各国若干重要地名背得滚瓜烂熟，这是他母亲始料所不及的。

程裕淇学习成绩优异，尤其是地理知识也十分丰富，对各地方风土人情有无限的兴趣。他家地处浙江省与上海市交界之处，是长江三角洲的繁华地带，舟车方便，四通八达，所以他在中学时总喜欢在假期外出旅游，如长江和钱塘江下游的城镇、岛屿，等等。

清华名校  高徒辈出

1927年，程裕淇转到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继续念高中。1929年，他以通信报名方式报考清华大学，结果被录取，进入了地理系。

清华大学地理系成立于1929年，当时的农矿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他早年培养了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首批中国地质学家，他又倡议清华大学创设了地理系，该系名为地理，实则包括了地理、地质、气象诸科。翁任系主任，他还在1931年代理过清华校务（代校长）。该系师资阵容极强大，除翁以外，有原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毕业的王竹泉教授，谢家荣教授，有留学美国回来的袁复礼教授、冯景兰教授，有留学德国归来的孙云铸、斯行健教授，有北京大学地质系的美籍地质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教授，等等。程裕淇跟着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地质知识。

该系除注重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学外，尤其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如课堂讲授与实验，室内课程与野外实习都密切衔接，尤其是第三学年结束的1932年六七月间，程裕淇与清华大学地学系同班同学及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地质系高年级同学共20多人，在王竹泉教授、谢家荣教授率领下，为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测制1:25000的北平西山万寿山—蓝靛厂地质图。工作分为11个区测小区，程裕淇与同班的张兆瑾二人为一组，负责蓝靛厂幅。填图历时22天终告胜利结束，程裕淇执笔编写了测图报告。后来程裕淇去北平西兵马司胡同9号实业部地质调查所谢家荣办公室汇报了填图工作，恰巧与正准备出国留学的黄汲清首次见面。

除课堂学习外，高年级学生可作为中国地质学会会友参加年会活动及聆听不定期学术报告和全校性公开学术报告，都大有助于增加在校地学系学生的学习兴趣。第四学年结束各门功课，写出毕业论文，通过答辩就毕业了。

初试锋芒 崭露头角

毕业后程裕淇报考了久已向往的实业部地质调查所。该所让他接受为期一个月的考核——填制北平西山西北部1:25000地质图。虽说是初出茅庐，但他在大学里受过良好的基本功训练，所以顺利通过了考核，正式进入调查所担任调查员（后为练习员）。

程裕淇进所后的第一项工作是在谢家荣带领下调查安徽当涂、铜陵、繁昌和江西九江等地的铁铜矿。随后，他又到安徽庐江大矾山调查明矾石矿，自测了地形地质图。同年10月，他又到南京测制了中华门到秣陵关的5万分之一地质图。1934年，他去湖南益阳板溪调查锑矿，他做坑道工作还是新手，边干边学，很快掌握了要领，完成了任务。接着他跟谢家荣再到湖南，先后调查了衡山、常宁水口山和郴县桥口等地的铅锌矿。

发表多篇报告，参加专著编写

程裕淇在完成上述矿产调查之后，积极撰写文章、发表研究成果。1935年，他作为第一作者，与陈恺在该所编辑出版的《地质汇报》上联名发表了《安徽庐江明矾石矿地质研究》的报告。程裕淇还参与了以谢家荣为首，加上孙健初、陈恺共4人撰写的巨型专著——《扬子江下游铁矿地质志》的浩大工程，此书共有英文191页、中文78页、图版41幅，还附有程裕淇、陈恺所写的“江苏、南京附近铁矿地质”一文，此书于1935年以“《地质专报甲种》第13号”的名目公开出版。另外他出国留学前写好了与谢家荣（第一作者）合著的《福建安溪永春永泰地质矿产》和《湖南中部铅锌矿地质》二报告和与熊永先（第一作者）合著的《湖南沅陵县柳林汊金矿地质》报告都在他出国留学后的1936年发表。程裕淇这位刚毕业两年的大学生能在工作之初就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的确令人称羡。

留学英欧，荣膺博士

1935年初，程裕淇经所长翁文灏同意参加了“中英庚款”留学考试，因为当时工作任务紧，他完全是用业余时间温习功课。4月初在北平参加考试后，他仍按所里安排随谢家荣赴福建调查地质矿产。后在出差地收到了被录取出国留学的电报。他回到北平，很快交代了手里的工作，集中精力作出国的准备。当时给他指定的顾问老师是丁文江和李四光。他到南京中央研究院找到任总干事的丁文江，丁建议他在英国读书时要用自己在当地获得的地质资料作学位论文，并要到欧洲大陆游学、访问。

8月6日，程裕淇由上海乘船到英国留学。同船去的还有张文裕、钱钟书、杨绛等，他们于9月12日抵英国普利茅斯港，次日到达伦敦，然后去中国驻英大使馆报到，14日下午，程裕淇与同时考上第三届中英庚款公费留英的研究生的杨曾威去伦敦西北郊拜访在英国讲学的李四光。访谈过后，程裕淇依照李四光建议进利物浦大学地质系，随里德（Reed）教授学习变质岩石学。里德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在1948年伦敦举行的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当选为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IUGS）的主席。

15日，程裕淇在伦敦碰到多年不见的黄汲清，黄邀请他吃饭，告知他已在瑞士获得博士学位，又访问了德国、瑞典等国，打算近日去苏格兰，然后取道美洲回国。黄对程来英国留学深表庆贺，祝愿他取得优异的成绩。16日下午，程再访李四光，李先生提了若干宝贵意见，并致函利物浦大学的罗克斯贝（Roxby）教授征求意见。当晚，中英庚款留英学生在中华协会开会欢迎程裕淇等新来的同学。

18日上午，程裕淇到中华协会看报，下午由老留英学生林超带领参观了地质博物馆和自然历史博物馆，并游览了海德公园。19日下午，程再次参加第三届中英庚款公费留学同学会议，决定交入学报告及学期报告之办法。事后又参观了大英博物馆。

23日，程裕淇与林超等由伦敦乘车到利物浦，下车后即去利物浦大学拜访里德教授和罗克斯贝教授，商定入学事宜。他们初定程裕淇攻读硕士学位，而程先生则认为，好不容易远涉重洋，来此留学，应抓紧时机，勤奋苦读，高标准、严要求，力争拿到博士学位。

两天后，程裕淇至地质系办公室拜访导师里德教授，里德当即拿出岩石薄片让程鉴定，程不慌不忙，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随即写出了鉴定结果，里德一看，答案惊人地正确，十分惊叹中国留学生基本功的扎实，他当即赠送了程一个论文抽印本，表示对他的赏识。

几天后程裕淇再见里德时，里德给他指定将来写毕业论文的地区是苏格兰的北索塞尔兰，在此范围内选择地点作变质岩之研究，并确定了当年主要学的科目，如矿物学、岩石学以及地貌学，等等。

程裕淇随后写了入学请求，表示要争取攻读博士学位，并拜访罗克斯贝教授征求意见。罗克斯贝仅对入学请求书略加修改，对他欲读博士学位亦甚赞同，并告诉他要去见院长，请其审阅一次，然后交入注册部。他几天后受到院长接见，果然一切如此照办了。

完成注册后，程裕淇学习十分积极。他紧跟里德教授，但凡里德讲授的课程，如结晶体的光学性质、高级矿物岩石学课（尤其专门讲正长石、微斜长石及歪长石），乃至地形学等，他都非常认真听讲，相应的实验课他也积极去上，并亲自动手做实验，各方面都学到很多东西。

1936年在利物浦大学期间，主要完成了里德所讲的《变质作用》课程的学习，看了大量岩石矿物薄片和相应的标本，并做了力学分析和部分描述，他主要记述的是变质岩，也涉及到部分岩浆岩和沉积岩。他又随里德外出实习，除利物浦附近外，还远至纽卡斯尔地区、英格兰西海岸。他又阅读了大量地质文献，如《地质学研究之方法》《地质学杂志》，等等。他在上述学习和工作的基础上，撰写“水成岩之接触变质作用”一文，寄回国内，发表在当年刚创刊的《地质论评》第一卷第5期上。

1937年，除在利物浦大学继续学习外，他还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他在利物浦大学地质系作了“中国的成矿作用及实际成矿时代”“中国之煤铁”的报告。他又撰写论文——“介绍一个新的岩石分类法”，寄回国内，发表在《地质论评》第二卷第3期上。当年5月，他接到翁文灏来信，嘱往伦敦相聚。他到伦敦拜访翁文灏，翁嘱他在利物浦取得学位后，还可到别处去专攻火成岩之分类等，以便回国更好地工作。当年八九月份，程去北欧三国访问及考察。在芬兰，主要考察了不同岩石之接触关系；在瑞典主要考察了太古代地质；在挪威主要考察了花岗岩岩墙、变质岩、冰川地质，等等。他在这三国还考察了地质调查所、大学地质系、博物馆，也拜访了著名地质学家，如芬兰的变质岩石学权威爱斯柯拉（P.E.Escola）、挪威的地球化学权威戈尔德施米特（V. M. Goldschmidt），等等。

1937年末至1938年初，程裕淇对留学的成绩进行了总结、整理，撰写了博士论文——“索受兰贝蒂希尔附近的混合岩”（英文），通过了论文答辩。1938年7月，获得博士学位。不久，他离开利物浦，经伦敦、巴黎抵柏林；他与中英庚款公费留英研究生聚会，见到夏坚白、陈永龄、王之卓夫妇、杨曾威、张文裕等，他在柏林大学听课学习德文，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等等。他又参观考察了德国、奥地利一些城市后，于9月到达瑞士贝林佐纳，又到巴塞尔大学进修矿物学、岩石学，等。11月1日，他离开巴塞尔返国， 12月22日抵达昆明，24日参加了在云南大学召开的中国地质学会昆明分会会议。他在经济部地质调查所昆明办事处报了到，并留在该处工作。

首战告捷，发现昆阳磷矿

1939年1月，程裕淇接到一项任务，就是陪同出差到昆明的经济部地质调查所化验师王学海去考察昆明西南边昆阳县的“白土矿”。一行人于28日到达昆阳中谊村，测制1:10000地形地质图。他们采集了大量样品并寄到重庆北碚经济部地质调查所由高级化验师黄汉秋化验检测，结果得知这些所谓的“白土”矿，含P2O5都在百分之三十几以上，是高品位的磷灰石矿，而含这种矿的岩石则是“磷块岩”。后经进一步详查、勘探，查明该地有一个很大的磷矿，这个矿有稳定的层位，属于下寒武统最底部的梅树村阶中谊村段，分布范围也较大，当时边详查、勘探，边开采利用，最后建成了我国重要的磷肥生产基地。由于该矿有一定代表性，把与它差不多属同一类型的磷矿统称为“昆阳式磷矿”，与它相近的还有贵州的“开阳式磷矿”和湖北的“襄阳式磷矿”，因此，磷矿地质界就有“三阳开泰”的美称。程裕淇先生在“昆阳式磷矿”的发现中功不可没。

西康金矿铁矿调查

1939年2月17日，程裕淇在结束了昆阳的野外工作后，出席了在昆明西南联大召开的中国地质学会昆明分会的会议。他在这里见到不少熟人，久别重逢，畅叙别情。

当年3月初，程裕淇从昆明出发，经贵州盘县、贵阳，四川綦江等地到达重庆北碚，到经济部地质调查所向领导汇报了留学经过和昆明工作情况，也见到了很多老同事老朋友。不久，他又接到与崔克信、周德忠、胡熙赓去西康省调查金、铜矿的任务。

抗战中期，中国大后方物质十分匮乏，需花费大量的外汇购买物资。黄金是国际硬通货，也就很受重视。经济部成立了采金局，很多省份，包括西康省在内也成立了采金局。1939年4月，程裕淇一行到达西康省会康定并在其附近地区开展工作，当地交通不便，环境恶劣，甚至有匪盗出没，治安不靖。他们为了完成任务，不避艰险，始终积极热情地工作。有一次，他们去到一个叫“化林坪”的小村，当地百姓告诉他们，前两天曾有土匪在那里抢劫。他们并没有退却，而是提高警惕，按原计划在该村附近考察，测制地形地质图，采集标本样品。他们的工作很有成效，以前有些沙金矿矿场由于资源不清，产量有限，一度还面临亏损状况。程裕淇等把工作中弄清的一些矿产分布状况向采金局及很多沙金矿通报，为他们提供资源线索，结果很多矿都扭亏为盈。

他们也考察了很多西康省的铁矿，如康定西北道孚县的菜子沟铁矿。该地条件同样艰苦，工作区域是荒无人烟的、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深谷。他们的工作得到了该县县长的支持，派人护送他们进山，带上帐篷等必要物件。他们在野外做了很扎实的工作，获得了很多新的资料。他们了解到那里的石炭-二叠纪灰岩，遭受花岗闪长岩侵入，形成了大理岩及接触交代变质矿床，他们重新估算了储量，也在百万吨以上，认为有必要开展进一步工作，然后再建矿开采。

在把康定附近的工作成果进行整理和总结后，他们于10月底去到西康省东南部的西昌地区。他们首先调查了西康冕宁县泸沽铁矿，在泸沽的瓦窑沟作剖面图，在罗家坪寻找化石，在会理县益门白果湾填制1:50000地质图，在大场金家湾勘查陶土矿，在会理县毛姑坝小黑菁调查铁矿填制1:2000矿区地形地质图和1:5000路线地质图。1940年初，他们离开西康经昆明、贵阳，于3月10日回到重庆。14～16日，程裕淇参加了在重庆大学及四川省地质调查所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第16次年会，李四光任会议主席。其间程裕淇又参加了在重庆大学地质系举行的论文会，并宣读了论文“西康宁属东部沙金矿之分类”。翁文灏与朱家骅等亦参加了会议。

1940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经济部地质调查所整理西康工作成果，编写报告。当年6月24日下午，重庆北碚遭到日冠飞机轰炸，与他们相邻的工业试验所等损失惨重。程裕淇与地质调查所员工积极参加救火，为防止所中财产受损，在扑灭大火后将图书仪器等搬到较安全之处。

当年12月14日，程裕淇参加了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二字是当年6月加上去的）举行了25周年成立大会。经济部长（前所长）翁文灏任大会主席，致了开幕词，代所长尹赞勋报告了该所发展历史和工作情况。来宾陈立夫（教育部长）、李书华（北平研究院原副院长）、叶企荪（西南联大物理学教授）、顾毓秀（教育部次长）、朱森（重庆大学地质系系主任）、李春昱（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所长）先后致辞，参加会议者共140人（包括员工及来宾），会后又参观了成绩展览，大家都为中央地质调查所这个全国最大的地质机构在四分之一世纪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重大成就而欢欣鼓舞。

当年的12月24日，程裕淇奉派与李树勋同去湖南沅陵、桃源作金矿地质调查。他们开展了测图（地形地质图，地质剖面图）、观察与研究地层、矿床，采集标本等工作。至1941年3月4日结束野外工作，29日返抵重庆北碚。

1942年，程裕淇大部分时间都在重庆中央地质调查所从事科研和各种学术活动。当年3月他出席了尹赞勋召集的关于筹备地质展览活动的会议，并着手整理和准备陈列标本，并出席了地质展览的招待会。3月20～22日，他参加了在重庆大学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第18届年会暨成立20周年大会。理事长翁文灏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谢家荣、黄汲清、李春昱、翁文灏、杨钟健、尹赞勋等理事出席会议。程裕淇在会上作了“湖南沅桃地区寒武纪前地层之构造与变质”和“西康东部中泥盆纪前火山岩系之发现”两篇报告，后一篇发表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版）22卷3-4期上。

新疆油气地质考察

当年10月，程裕淇参加了以黄汲清为首的新疆石油地质调查队，该队成员还有杨钟健、卞美年、翁文波、周宗浚。他们先去成都，卞美年、翁文波先乘汽车出发去打前站。11月12日程与黄、杨、周乘飞机到达兰州，第二天又飞往迪化（即今之乌鲁木齐），与打前站的卞、翁二人会合。他们应邀出席了新疆督办公署西大楼的文艺晚会，还应督办盛世才之约在其官邸会见，递上了介绍信及礼品——《中华民国新挂图》（曾世英主编），交谈甚欢。他们在迪化考察了地质矿产状况，在六道湾考察了沥青页岩，在水磨沟温泉发现温泉底有天然气冒出，在八道湾煤矿见到“矿火”（即煤层自燃现象），还到头屯河考察了铁矿。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石油地质考察。盛世才在新疆执政之初，曾采取过联苏联共、一致抗日的方针。他与苏联合作，在迪化西北的乌苏县独山子勘探出石油，已进行开采。石油地质调查队来到独山子油田，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进行油田地质勘查。他们一般都戴着线手套外加皮手套御寒，一般观察地质现象、打标本等还算可以，可作地质现象记录，或仪器探测数据记录等工作则必须脱下皮手套，几分钟手指就冻僵了，必须哈几口热气，再戴上皮手套，几分钟以后，待手指回暖过来，再脱掉皮手套，然而，几分钟以后，手指又冻僵了……如此反复。

1942年12月下旬，他们完成了独山子油田的考察，乘车经乌苏县城、四棵树到了天山脚下的四苏木喇嘛寺（俗称喇嘛昭，或曾昭寺），然后骑马进山去观察露天煤矿，后又到四棵树河边观察油苗，到冒烟山去考察煤层自燃现象。他们与四苏木喇嘛寺的活佛见了面，回到乌苏县城时正好是圣诞节。

他们在年底回到独山子油田，见到了刚来不久的以林继庸为首的经济部西北工业考察团。1943年元旦后，他们又在独山子油田工作了半个月，这次天气比上次更冷，条件更艰苦，但他们还是顺利完成了任务。1月中旬他们回到迪化，时任新疆省建设厅的李厅长转来翁文灏的电报，言及该省即将成立地质调查所，让他们与新疆省当局商议筹建事宜。他们即与盛世才督办、李厅长等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紧接着，翁文灏又发来电报，让他们到南疆去考察石油等矿产。出发之前，当局邀他们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如2月9日，他们参加了在督办公署举行的迪化市各界庆祝“平等新约”签定大会，出席的军政大员有第八战区司长官朱绍良、新疆督办盛世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等，晚上观看文艺演出，演出之前中国驻苏联大使邵力子夫人傅学文作了简短演说。

2日21日，他们乘汽车离开迪化去南疆考察，途经地有焉耆、库尔勒、轮台。他们在库车县开展石油地质调查，发现有油苗出露。他们又向西至克孜尔塔格山，考察煤层及植物化石，也见有煤层自燃现象。再向西到拜城温宿县的塔克拉克一带开展油气地质、冰川地质、煤田地质等工作，考察了天山云杉森林，参观油厂，等等。

4月23日，他们离开温宿县，5月2日到达吐鲁番县。他们在当地官员陪同下考察了坎儿井、葡萄园等，然后返回迪化。5月8日，盛世才督办接见了新疆石油地质调查队全体队员。他们向盛简要汇报了此次新疆地质调查情况，又谈及地质调查所筹办一事，晚上盛督办设晚晏饯行。5月10日，他们乘飞机由迪化到兰州、成都，12日从成都乘汽车于13日返抵重庆，自此结束了半年多的野外考察工作。

回到中央地质调查所后，他们就对这次新疆考察成果进行整理、编写报告。报告每个人都写，侧重自己专业的部分要写详细，然后开会宣读，互提意见，充分交流，最后以黄、杨、程、卞、翁、周联合署名，写出了《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报告先油印成册，用于交流，后在1947年全部译为英文，以《地质专板》甲种第21号正式出版，此书堪称中国石油地质学的经典之作。它强调了黄汲清提出的“陆相生油论”和“多期多层含油论”（成油的“多旋回论”）。新疆之行的其他成果，有的也写成学术论文在杂志上公开发表，如黄汲清（第一作者）与程裕淇写的两篇英文文章“塔里木盆地北缘更新世冰川作用的发现”和“新疆侏罗纪煤层的自燃现象”，两篇都于1945年发表在《科学记录》第1卷第3-4期。

美洲考察，拓展国际视野

1943年9月9日，又一个“美差”降临：经济部资源委员将派遣重要专家（“专门委员”）28人赴美洲考察，名单由该委员会副主任钱昌照拟定、由部长兼主任翁文灏批准，其中就有中央地质调查所的程裕淇和王钰，考察的方向是“经济地质”。1944年10月7日，程、王二人从重庆北碚嘉陵江码头启程，所长李春昱、副所长周赞衡及很多同事都去送行。他们在重庆牛角沱上岸，去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办手续，钱昌照副主任和翁文灏部长亲切接见了他们，并给予慰勉。二人先乘飞机到印度的加尔各答，然后乘美军飞机经非洲、南美洲最后到达美国的迈阿密，再乘火车于11月8日到达纽约。

这次美洲考察历时一年半，大致分为五个阶段：1944年11月至1945年5月的美国东部考察；1945年6-7月，加拿大考察；1945年8–11月的美国西部考察；1945年12月的墨西哥考察；1946年1–4月的再度考察美国东部。程裕淇充分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访问了美国地质矿业方面的研究所、高等院校、博物馆、野外考察队、矿区，等等。通过这些活动他结识有关方面的专家，了解了最新的地质资料、地质现象。其中最主要的有美国地质调查所、芝加哥大学、明尼苏达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跟这些大学地质系的系主任和教授们畅谈，值得一提的是芝加哥大学世界级的顶尖地质学家鲍温（N. L. Bowen）教授（实验岩石家，曾提出了著名的“鲍温反应系列”）。在程裕淇访问他后，并经他介绍认识了著名沉积学家裴蒂庄（F.J. Pettijohn）等。程花了一个半月，听了鲍温讲授的《物理化学岩石学》课程，作了“温度-成分相平衡图”研究，看了实验材料，参观了鲍温实验室和工业博物馆，作了高温硅酸盐实验。他在该大学还看了艾孟斯（Emmons）的《旋转台》一书，与艾孟斯讨论并作了五轴旋转台的长石鉴定。他访问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都与有关教授充分交流，并参观教学设施、标本陈列馆等，收获颇丰。

1945年的5月下旬，程裕淇参观了美国和加拿大边境的尼亚加亚瀑布，月底到了加拿大，在多伦多大学他访问了很多地质学家，索取了学校出版的有关著作，参观了皇家博物馆。在渥太华他访问了加拿大地质调查所，了解了该国地质情况，还参观了艺术展廊及国家博物馆。最后他访问了蒙特利尔的拉瓦尔大学。

8月，程裕淇又回到美国，去了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以后又到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地质系访问，并结识了有关的教授、系主任等，见到了我国很多留学人员，如周培源、傅承义、林家翘、钱学森，等等。

12月初，程裕淇抵达墨西哥城，在墨西哥地质调查所结识了很多地质学家，包括阿勒蓝诺（A. Arellano）、克兰斯科普夫（C.Kranskopf）等，他们邀请他同去考察正在喷发的帕里库廷活火山，该火山口有熔岩外溢，强烈的气流还将小量熔浆抛向天空，冷凝成火山渣后下落。他们戴上头盔、穿上防护服，手执长铁锤，从火山锥下部缓缓上爬，程裕淇腿上被天降的小火山弹砸了一下，受了点轻伤。他们爬上火山口顶部，看着向外流淌的红红的熔浆，活像一条火龙。

程裕淇当月下旬返回美国芝加哥，参加了中国同学的圣诞庆祝会。1946年春，他在美国东部考察，主要在芝加哥大学访问，同时还去到其他学校，都有很大收获。这期间他见到了在美国留学、考察访问的我国地质学家阮维周、李连捷、卢衍豪等，“万里他乡遇故知”，格外亲切。

程裕淇在一年多的考察中，和中央地质调查所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常给李春昱所长写信，汇报考察情况与收获，同时对所里的需求如文献资料、仪器仪表等，都尽力或订购或索取，这对所里的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黎明前的斗争

1946年5月，程裕淇乘轮船自美返国，他向李春昱所长等领导汇报了赴美洲考察的详情。他被任命为中央地质调查所岩石矿物研究室主任、经济地质研究室主任、全面负责筹建岩石、矿物实验室以及编定人员建制等工作。他又积极参与中国地质学会的活动。在该学会1947年“七月演讲会”上，他作了“江宁县方山地质”的主题报告。同年11月8日，他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理事。16日，他与该学会47位会员一起从上海乘海轮到台湾基隆港，18日上午即在台北市台湾大学出席了中国地质学会第23届学术年会，他也在会上宣读了两篇论文，还代读了黄汲清的一篇论文。这是中国地质学会在刚光复的台湾省开展的学术活动，意义极其重大，他和全体会员在台北参观了台湾大学地质系、海洋研究所，省气象局、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台湾工业研究所等地，并考察了山子脚煤矿和草山大屯温泉区，部分会员还去参观考察了基隆市金瓜石金铜矿、苗栗油矿和日月潭，等等。他们于30日返回上海。

1948年，程裕淇领导新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地质工作者沈其韩、沈永和等对南京附近的方山第三纪火山岩（玄武岩）进行了考察研究，他们开展了观测、采样、填图等一系列工作，并经过整理分析、总结，将成果著成了长篇专著——《江苏江宁方山第三纪玄武岩》，发表在《中国地质学会志》上，被同行誉为研究火山岩之“经典”。

1949年春，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已兵临南京城下。惊慌失措的国民党当局勒令很多单位（也包括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往广州乃至台湾。广大员工纷纷予以抵制，李春昱所长召集所高层人士如尹赞勋、高振西、程裕淇、叶连俊、李善邦等开会讨论，大家一致主张留下。他们一方面储集粮食、油料、咸菜等，作好应变准备。全所大会上，李春昱所长告诉大家，留下不走者一两个月的食品是可以保证的，最后全所上下一心，都投入抗迁护所的斗争。4月23日，南京解放，中央地质调查所这个全国最大的地质机构，连同全体人员、图书、仪器设备等都完好无损地交给了人民政权，成为新中国地质事业腾飞的重要基地。

服务于中国地质事业大发展

1950年，进入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当时党中央认为，东北是我国工业基础最雄厚的地区，因此决定优先振兴和发展东北经济，继而带动全国。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的人员大部分出差到东北，东北地质矿产调查总队成立，李春昱为总队长，程裕淇为副总队长。程兼任一个中队的负责人，主要负责在东北南部辽宁省鞍山、本溪一带调查与勘测铁矿，总队长李春昱本人也在这个中队里作些具体工作。他们野外工作从春末的4月，到秋末的10月。大家信心百倍，干劲冲天，抓晴天，抢阴天，也不放过下雨天（下雨天就在矿洞、坑道里干），他们将显微镜等仪器带到野外，采得岩石矿物标本后，立即划上线，邮寄回南京地质调查所磨片室，磨片工人体会到他们时间紧，任务重，及时地昼夜兼程地为他们切磨薄片，他们每天平均磨制薄片的量超过历史最高记录。磨片工人及时把薄片包装严实，邮寄到他们野外工作地点。他们用显微镜及时鉴定，很快得出结论，发现什么新问题即再采标本，寄回去磨片。他们野外和室内这样紧密结合，大大提高了效率，高质量的成果源源而出，地形地质图、剖面图、坑道图、矿体分布图等，非常精准，大大超过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的水平。1945年，日本战败，日本工程师离开鞍山回国时轻蔑地扬言：“我们走了以后，鞍山就只有种大豆高梁了！”然而今天我们中国地质学家做出的成果远远超过了他们，鞍山也建成我国最大的钢铁基地。中国科学家以实际行动和优秀成果给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一纪响亮的耳光。

1950年8月25日，政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由李四光任主任，尹赞勋、谢家荣任副主任，另有委员21人，其中包括程裕淇。政务院同时批准在该委员会下成立两所一局，即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候德封代所长，程裕淇、张文佑任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和中国矿产测勘总局。程裕淇兼任矿产测勘总局经济地质处副处长。

程裕淇始终坚持工作在科研、生产第一线。1951年，他又兼任东北南部地质矿产调查队队长，率青年地质工作者到辽宁凤城、本溪等地去调查区域矿产地质。1952年，他又兼任地质部429地质勘探队队长，在湖北大冶、鄂城一带找出更多的铁矿资源，以后一直是武汉钢铁公司（“武钢”）主要的原料基地。

科研管理双丰收

1952年中，地质部成立，当年年底，程裕淇被任命为地质部地质矿产司副司长。从那时起，他较多地从事地质矿产事业的组织、计划、管理和领导工作。1953年1月20日，他出席了李四光部长、何长工副部长主持的“地质工作人员大会”。他在会上发言说了中国铁矿问题。1954年2月，他又出席了中国地质学会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第29届理事会理事。1955年5月，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首批学部委员，在直接从事地质工作的学部委员中，他是最年轻的（43岁）。1956年2月，他与谢家荣、黄汲清、郭文魁等参加制定了地质部地质工作和地质科技十二年发展远景规划。他于当年7月任地质部技术司总工程师。

程裕淇虽然身居领导机关，常常下到最基层检查指导工作，例如，1956年6月，他与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和刚参加工作两三年的李廷栋到甘肃祁连山镜铁山铁矿区检查工作，坐火车只能在兰州下车，去镜铁山只好乘汽车在石碴公路上颠簸着前行，到了海拔4000米以上，遇到六月飞雪，雪厚路滑，汽车不能行进。他们只好步行10多公里，到海拔低一些的可行公路上乘对方派来接的汽车到达目的地，他们为了祖国地质事业真是英勇无畏，可叹可敬。

他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在地质学方面的特长和优势。1957年他被任命为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变质岩与前寒武纪地质研究室主任。他有鉴于区域地质调查和找矿勘探中，涉及到变质岩和前寒武纪地质的问题很多，很多地质人员这方面水平低、底子薄，于是他急大家所急，约同沈其韩、刘国惠、王泽九一起来写一本书——《变质岩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工作方法》。书中提出了相当系统而全面的区域变质岩和混合岩分类命名原则和方案，论述了混合岩化作用的理论分析和微观特征，分析了变质岩系分布地区的成矿特征和找矿方向，提出了区域变质和接触变质间过渡类型变质作用的观点、并论证了前者与混合岩化的相互关系，详细阐述了变质地质的野外工作方法。此书出版，大受欢迎，在国内广为流传，对提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变质岩地区地质人员的工作能力和理论水平，对提高变质岩分布地区的研究程度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该书于1962年出版，因供不应求，三年中印刷了三次。

程裕淇在1959年11月第一次全国地层会议期间就作了《中国的前寒武系》的报告，这是他早期领导地质部地质研究所前寒武纪及变质岩研究室的同志首次对我国前寒武纪地层全面总结的重大成果。后来，他与王曰伦主编的《中国的前寒武系》一书，作为“全国地层会议学术报告汇编”之一，而由科学出版社在1962年出版。

1957年程裕淇参加了接待苏联地质保矿部部长安特洛波夫（AHΑΡΟΠΟΒ）的访问，同年他作为顾问参加了候德封任团长，有朱国平与李璞先生参加的国家访苏地质科技代表团，参加了苏联科学院地学部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还访问了苏联科学院地球化学与分析化学研究所、苏联地质保矿部地球物理研究所等有关单位，参观地质年龄测定实验室，全面了解了苏联和国际同位素地球化学的研究进展与水平。其后程裕淇先生即将在鞍山附近混合杂岩伟晶岩脉中四个白云母样品，送全苏地质研究所用钾氩法进行同位素年龄测定，程裕淇与沈其韩先生等并就此成果发表了相关论文（《地质论评》，1957年17卷1期，《地质论评》，1959，19卷4期）。当年他也带领自己的科研团队到辽宁鞍山，对鞍山附近及其以东的弓长岭、庙儿沟、梨树沟和前震旦纪变质岩系内不同岩群的层序、构造、相互关系、鞍山群的鞍山式贫矿及其所含富矿的生成条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1958年“大跃进时期”， 程裕淇被任命为地质部地质研究所副所长。1958年春，程裕淇作为中苏合作项目（09）——华北前寒武纪变质岩及有关矿产项目负责人，抓紧该项目的实施和积极推动绝对年龄实验室的建立，向地质部和国家科委提出尽快筹建地质年代学实验室。国家科委根据他的建议，同意从1958年4月开始，在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第四室成立绝对年龄组（后来称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实验室）。

1959年苏联科学院地球化学与分析化学所派屠格林诺夫专家来华考察白云鄂博地质期间，中国科学院地质所李璞先生会同地质部地质所程裕淇先生会见专家，并交谈了苏联所测定过的中国某些地区的绝对年龄问题。该合作项目成果发表于（《地质科学》1960年第3期，111-121页），论文名为“关于中国岩石绝对年龄的讨论”，作者有屠格林诺夫等苏方专家6人及程裕淇，李璞，涂光炽先生。该合作论文是我国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具历史价值和国际影响的中苏合作同位素地质年龄测定的专业学术论文。由此可见，程裕淇也堪称我国同位素地质年代学的早期开拓者及奠基人之一。

程裕淇为筹备全国第一次矿产会议，费了不少功夫，1958年9月10日，该大会召开时，他与边效曾、陆宗斌、陶惠亮等联名作了“中国已知铁矿类型的特征、分布与生成条件及今后普查方向”的报告，引起强烈反响。

1959年，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成立，许杰为院长，程裕淇是四位副院长之一。他组织领导了1:300万全国前寒武系地质图和矿产图的编制。他又再赴苏联，与苏地质保矿部商谈有关与我国地质部合作的项目及1960年计划，等等。国家科委聘任程裕淇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地质矿产组成员。程又于10月25～27日出席了“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务贸易先进生产者会议”（即“群英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64年，程裕淇兼任地质部地质研究所所长，当年他还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1964年北京国际科学讨论会”。他又一个科研题目也发表了初步成果——“山东新泰一带泰山群变质岩类和岩浆岩类岩石的地质年代学研究”。

1966年程裕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隔离审查，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矢志忠于党和国家人民。1972年恢复工作后，去陕西潼关太要铁矿工作，他和年轻同志一样爬山、跑路线、测剖面，也搞室内研究，为年轻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1972年，他回北京后，与钟富道、苏咏军合作撰写了“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前震旦系（中英文稿）（后发表于《地质学报》1973年，47卷第1期）。1973年，他又去罗马尼亚考察火山岩地质矿产。1974年，他又去瑞典考察铁矿。同年他刚复出参与地质科学院科研领导，见到“中国科学”、“地球化学”等期刊刚发表的成果，即带队访问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所，参观建立不久的Rb-Sr同位素年龄实验室。回京后迅即派遣科研人员前往取经学习，之后在地质科学院建立了应用该方法技术的同位素年龄实验室。

改革开放科学春天

1976年，“文革”结束，第二个科学春天到来了，程裕淇更加欢欣鼓舞、干劲十足地投入到工作中。1977年，他任中国地质科学院革委会副主任（不久复任副院长）。原有的科研团队人员也陆续归队，大家卯足劲，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新的高潮。当年，程裕淇（第一作者）即与沈其韩、王泽九联名发表了“山东新泰雁翎关一带泰山群变质岩系的初步研究”一文，同年又单独发表了“对于富铁矿地质工作中的综合研究和矿产预测问题的一些意见”一文。

1978年，程裕淇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他们1962年出版的《变质岩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工作方法》一书在大会上获奖。当年，他（第一作者）与赵一鸣、陆松年在《地质学报》上发表了“中国几组主要铁矿类型”一文，此开“成矿系列”研究的先河。

1979年，原国家计委地质总局恢复为早先的地质部，程裕淇任副部长。当年，他出席第二届全国地层学会议并当选为全国地层委员会副主任，会上，他与白瑾、孙大中作了题为“中国的下、中前寒武系”的学术报告，该报告1982年在《中国地层概论》一书中公开发表。同年，他还作为第一作者与陈毓川、赵一鸣联名发表了“初论矿床的成矿系列”一文。也是这一年，经中国地质科学院科技处党支部陆春榕、苗培实介绍，程裕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实现了自己的政治追求。

1980年，程裕淇与陈毓川等继续研究成矿系列问题。他与陈鑫、夏宪民联名发表了“中国主要铁矿类型及其区域成矿分析一些认识”一文。1981年9月，程裕淇与沈其韩、王泽九一同去山东泰山地区开展太古宇地层的调查研究。

1982年，程裕淇被任命为原地质矿产部总工程师兼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主任。但他对早、中前寒武纪地层、成矿系列及变质带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止，年内即发表有系列论著，如 “略谈我国不同变质时期的变质岩系、变质带和若干有关问题”（与张寿广联名）“地质科学的基本特点”和“山东太古代雁翎关变质火山沉积岩”（与沈其韩、王泽九联名）。

1983年，程裕淇又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再论矿床的成矿系列问题——兼论中生代某些矿床的成矿系列”和“再论矿床的成矿系列”（两篇均与陈毓川、赵一鸣、宋天锐联名）。1984年，他以前一篇论文为讲义，在地质技术人员培训班讲授。1985年他继续在冀东、辽南考察早前寒武纪地质，并与徐惠芬联名发表了“中国前寒武纪矿床及成矿的某些特征的探讨”一文。1986年他又发表了几篇重要文章：“加强地质自然保护区建设工作”“最大限度地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与孙大中、伍家善联名的“古华北陆台早前寒武基底某些地质和演化特征”，等等。1987年，他发表的文章——“关于混合岩和混合岩化作用的一些问题——对半个世纪以来某些基本问题的回顾”具有很大的总结性与指导意义。

1988年，杨遵仪、程裕淇、王鸿祯合著的《中国地质学》经典巨著出版，程主要负责其中的“太古界”“岩浆岩和岩浆作用”及“变质岩系及变质岩”几部分。1989年，程与伍家善合写了一文——“陕西潼关附近太古宙变质铁建造中条带状铁矿层和富磁铁矿角闪质岩石”，收入《中国矿床学——纪念谢家荣先生诞辰90周年文集》中。1990年，程到山东西部进行野外考察，继续前寒武系的研究工作。1991年，程再深入研究山东新泰雁岭关，研究成果以 “对山东新泰晚太古代雁岭关组中科马提岩类的一些新认识”论文发表（与徐惠芬联名发表）。1992年11月，程出席“鲁西太古宙科马提岩及有关变质基性火山岩现场研讨会”，把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推向更高层次。1993年，程裕淇在第五届全国矿床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矿床成矿系列问题的思考——三论矿床成矿系列问题”的报告，把“成矿系列”的研究又推向新的高度。

1994年，程裕淇任中国地质科学院高级咨询中心名誉主任，但他对变质岩研究的初心难忘，多次到河北平山县小觉、河南大别山等地进行野外考察。1994年出版的《中国矿床》（宋叔和主编）中册里，有程裕淇与赵一鸣、林文蔚合写的“中国铁矿床”。1995年，程裕淇任原地质矿产部地质调查局总顾问，他仍常出野外，其中一次就是到山东新泰雁岭关科马提岩剖面并补采了样品。1996年他参加地质调查局区域调查会议后，有一次到河北平山附近考察。1997年，程裕淇再写“雁翎关组特征及分层”一文，同时又到平山、大别山进行野外考察。1998年，程裕淇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期间，他与高吉凤写作并反复修改“平山深熔实验”文章，也到山东半岛、河北平山等地野外考察。1999年，程裕淇与高吉凤、万渝生联名发表了“论中国河北平山西北部新太古代阜平群一些变质岩类的深熔作用”一文，还去了河北西柏坡、河南大别山等地进行野外考察。2000年，程裕淇任第三届全国地层委员会名誉主任，在该委员会会议上做第二届全国地层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他不顾88岁高龄且身患重病还坚持野外考察，当年的10月15～20日在山东半岛的考察是他一生最后一次的野外工作。2001年程裕淇病情加重，多次住院治疗，2002年1月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

以上仅仅按行政职务和科学实践叙述了程裕淇伟大而光辉的一生。事实上，他是一位多维的历史人物，他的社会实践和成就涉及到很多方面。他是科学家（包括科学研究家、组织家、管理家），也是社会活动家、政治家。他身兼数十项要职，虽日理万机，但他谦虚、沉着，处理工作井然有序。

他是地质学家，但不限于自己钻研的小范围，他是很多学术团体的领导者，他早年加入中国地质学会，后担任过理事、常务理事，1979年3月当选为第32届副理事长，1984年1月当选为第33届理事长。他对理事会的人选、二级组织的建设、学会表彰、科普等工作都抓得很紧，真抓实干。1988年11月，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他作了卸任理事长发言，同时被推举为荣誉理事。

1978年10月，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成立，他当选为首届副理事长并连任3届。

1992年9月20日，程裕淇出席“庆祝中国地质学会成立70周年大会”，并致开幕词，来参加这次活动的来自台湾地区的三位老地质学家——阮维周（“中央研究院”院士）、李庆远、毕庆昌都是程的老同事、好友，程陪同他们参加了时任理事长朱训的接见和晏请，又陪同他们三人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国务院副总理宋健的借鉴。程也参加了授予他们三人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研究员的典礼，还参加了中国地质科学院专家与他们三人的座谈，并讨论了海峡两岸地质科学交流事宜。

程裕淇曾是很多奖项的评审委员。1979年任国家第一届发明奖励评审委员会委员兼地质采矿组组长；1980年任国家第一届自然科学奖评审委员会委员；1981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地质部评议员兼评议小组副组长、组长；1989年任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副主任；1994年，任何梁何利基金奖评选委员会地球科学组委员，等等。他在奖项的评审中，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1994年，他负责整理黄汲清作为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奖候选人的材料， 1995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奖首届获奖人中，黄汲清成为四位获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者之一（另三人是钱学森、王淦昌、王大珩）。

他在科学上的成就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1996年，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第七届奖励大会上，他获“特别奖”；1998年，他本人又荣获第五届何梁何利基金地球科学奖。

他曾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政协常委，在参政议政中积极作为。1979年，在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他与黄汲清等6位委员联名提出“请国务院尽快拟定地质、矿产资源法”的议案，在五届2～5次、六届1～5次、七届1～5次共14次会议上，程裕淇牵头围绕这一议案提了总共25件议案。这些议案得到了少则几人、十几人，多则二三十人的附议，其中多半是地质学家。后来，在1985年的六届三次会议的提案之后，1986年3月19日全国人大六届十五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并于当年10月1日起正式执行。他们又在六届4～5次、七届1～5次的12个提案中又反复补充、呼吁，使该法能有更大的效果。

程裕淇198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常务委员兼副主任。他在中科院第四次学部会议的地学部小组会上，作了“我国矿产资源分析和有关问题”的报告。1990年，他再度当选为中科院地学部常委兼副主任。他出席了中科院地学部主任会议，讨论修改中长期科技发展纲要，参加了中科院地学部“中国自然灾害灾情分析与减灾对策研讨会”，并主持了学术报告会。他又参加了周光召院长主持的中科院各学部主任、副主任会议，商谈原国家计委咨询“八五”科技攻关项目及第三世纪科学院等事宜。年中，他又参加中科院学部主任会议，讨论增补学部委员之事。

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上

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我国科学也走向了世界。自从1976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第25届国际地质大会恢复了我国合法席位后，程裕淇就以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团长的身份，率团出席了第26届（1980年，巴黎）、第27届（1984年，莫斯科）、第28届（1989年，华盛顿）、第29届（1992年，大阪）和第30届（1996年，北京）国际地质大会。在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上，他任K-1组“了解大陆岩石圈”论文组执行组长。每届大会上他都以“中国首席代表”的身份，出席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国际地科联”，IUGS）的理事会会议。在第29届理事会会议上，通过了中国主办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的申请。这是规格最高的国际会议，每届会议后，代表团都要很好地总结，争取以更大更新的成绩去迎接下一次大会。

程裕淇有着很高的国际声望，因此也是很多重要的国际学术团体的领导人。1980年担任“国际地质对比计划”（IGCP）中国国家委员会主任，1983年他出席了在泰国曼谷召开的南亚区工作会议和学术会议。1988年，他主持了在天津召开的IGCP东北亚工作会议和IGCP217项元古宙活动带地球化学及成矿学术讨论会。1993年，他在北京参加了IGCP280项“世界最古老岩石”项目学术会议。他还是国际岩石圈委员会（ICL）中国国家委员会执行主席。1994年，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主持国际岩石圈计划（ILP）III-6项目工作会议，并担任第III-6项“碰撞造山带的超高压变质作用及地球动力学”主席。

程裕淇还参加并主持若干重要的国际会议。1981年参加了在南昌和大庾召开的“国际钨矿讨论会”，1982年参加在昆明召开的“国际磷矿讨论会”，以及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前寒武纪地壳演化讨论会”。1986年，参加了在瑞典召开的国际矿床成因协会（IAOGD）第七届大会。1987年，第11届国际石炭纪地层和地质大会在北京召开，他担任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1988年，他出席了在长春举行的国际变质作用与地壳演化学术讨论会。1991年，出席了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岩石圈会议。1993年，出席了在波茨坦召开的大陆科学钻探国际会议。这些工作既推动了我国的研究工作，也提升了我国在国际科学界的地位和话语权。

程裕淇也获得了国际学术界很高的荣誉。1982年，世界上成立最早的地质学术团体——伦敦地质学会授予他荣誉会员证书，旧中国地质学家中获此殊荣的仅翁文灏一人，新中国程裕淇则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人。1988年，程裕淇又获得利物浦大学授予他的名誉科学博士学位。

程裕淇是我国地质事业的重要领导者与组织者，他对我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完全了然于胸。他极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发展规律，预测演进趋势，所以，他对中国地质科学史的研究也极其重视。

1959年，适逢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国科学院组织编写了一套系列丛书—《十年来的中国科学》（科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地质学》卷中的 “中国的铁矿地质研究”系程裕淇和裴荣富共同完成。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单位发起编撰出版《当代中国》丛书，共约200卷，作为地质部副部长的程裕淇、夏国治二人为《当代中国的地质事业》的主编。该书199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5篇，46万字，材料很丰富，堪称中国地质科学史之重要经典。80年代初，程裕淇又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编委会委员兼《地质学卷》主编，他参加或与人合著撰写条目，如，“矿床成矿系列”“太古宙”（与孙大中合写）“丁文江”（与潘云唐合写）“翁文灏”（与潘云唐合著）“中国地质矿产部”，等等。

1996年，是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由北洋政府农商部创办，后曾隶属农矿部、实业部、经济部）成立80周年。程裕淇和另三位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梦熊、叶连俊、刘东生，前一年即发起筹备纪念活动。最后，由程裕淇、陈梦熊主编出版了《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一书，全书54万字，正文为纪念文章61篇，后附该所已故科技人员小传（105人，23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已故外国科学家小传（9人）等。该书的数十名作者里有19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该书实为中国地质科学史研究的珍贵资料和重要文献。

1996年12月20日，“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的历史回顾”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中国地质博物馆举行，100多位专家参加，原地矿部部长宋瑞祥亲临大会并讲了话，程裕淇与陈梦熊主持大会，程作了中心发言，他指出，前地质调查所是旧中国时期历史最长、组织最健全的一个全国性地质机构，不仅成就巨大，还有五大主要特色和优良传统：①精兵简政，精益求精；②刻苦钻研，治学严谨；③人才辈出，重在培养；④学习外国经验，注重国际合作；⑤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栽培后进壮大事业队伍

程裕淇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和很受人尊重的科技管理专家，同时还是一位十分重视对晚进后学者培养的教育家。

沈其韩，1946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地质系，考入中央地质调查所，被安排在程裕淇领导的岩石矿物研究室工作，程手把手教沈练各种各样的基本功，他一直在程先生的科研团队里，后来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地质部地质研究所所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而今95岁高龄的沈其韩还每天上班，承担科研任务。王泽九，1957年毕业于宣化地质学校，年龄较大，上学较晚，然而政治、业务都极过硬，王分配到程裕淇所在的科研团队，程先生大胆给他压担子，很多科研任务、经典著作的写作等都要他参加，后来王泽九不但科研成就十分突出，而且在各方都得到了发展，改革开放之初就当上了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他们二人在纪念程先生的文章中说到：“我们二人虽然不是程先生的研究生，没有正式成为入门弟子，执师生之礼，但他把我们从一个初出校门的毛头小伙培养出来了，……他是我们名副其实的导师，我们是他地地道道的学生”。

毕孔彰，1963年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考上了程裕淇的研究生。程先生告诉他，以前在中国科大偏重基础理论学习，而今到了地质科研部门，要更注重实践与理论的结合，并对他提出了“三严”的要求：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和严密的方法。他对程先生说过的四句话始终牢记在心：要树立全面面向社会服务的大地质工作观念，要抓紧制定21世纪初全国地质工作长远发展规划，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国家地质调查机构和加强队伍建设，要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地质工作现代化。他在纪念程先生的文章里说到：“程老一生建树颇多。我学习和工作初期都在程老身边……多次聆听程老对地质找矿工作的种种意见和建议，十分中肯”。他后来成为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党委书记、院长。

程裕淇处理工作关系很有哲学头脑。他认为，哲学上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落实到我们地质工作者身上就是“野外，室内，再野外，再室内”。他提出八个“结合”：野外工作与室内工作相结合，调查与研究相结合，点与面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直接观察与间接观察相结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同科学技术方法的紧密结合。这八个“结合”是惠及他的学生、同事，乃至整个地质界的科研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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