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梁鹤年的思维——规划的四个信仰学术资讯

来源：中国土地科学

当前，全国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正在加紧编制中，迫切需要新时代规划理论与方法的指导和域外经验的借鉴。梁鹤年教授曾任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院长，其研究领域包括国土空间规划与中西文化比较等，庄少勤副部长曾高度评价“梁先生不仅是位融汇东西的规划思想者，也是位知行合一的规划实践者”。按照部领导有关加强理论研究的要求，经学会领导研究，并通过与梁鹤年先生本人沟通，特在中国土地学会平台开设“梁鹤年的思维”专栏，陆续推出梁鹤年系列规划学术成果，以资借鉴，敬请关注。

规划的四个信仰

谈规划的“前提”之前，先要指出规划需要“信仰”。起码有四个：

1．明天会来。不然，为什么还要干规划。但怎样证明明天会来？

2．明天会比今天好。不然，规划有什么意思，但怎样证明明天会比今天好？

3．更好的明天可通过人的努力达到。但怎样证明美好是会来自人力，而不是偶然或运气？

4．带来美好明天的努力中包括了规划。这更是难以证明了。

“明天会来”就是永远有明天。这是希望。

“明天会比今天好”就是乐观。这有一种脱胎换骨（transformative）的力量：对今天的不满变成对明天的期待，人生态度也就变得积极。人的视线就提高：不单是瞪着我们站着的地方，而是望向我们可以去的地方。为此，我们的眼界就高了，我们的胸襟就大了。“明天会比今天好”的“好”是指什么？按柏拉图的演释就是以“义”为首。“义”的原则是秩序；“义”的实践是各适其位、各尽其才；“义”的表现是和谐。因此，更好的明天就是更义、更和谐的明天。

“更好的明天可通过人的努力达到”是种鼓舞、鞭策，叫我们永远努力。以儒家的哲理去演绎，这就是“诚”。《中庸》第二十二章如是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看来，诚的意义就是尽人之性、物之性，以期达到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但是诚的样子是怎样的？《中庸》提出以下：“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我们不是圣人，不可以是“诚者”，只可以“诚之者”。我们的努力在“择善”，就是辨别一些可靠的原则；在固执，就是坚持这些原则。我们把“诚”形容为“真诚”，不无道理。“真诚”就是对“真理”的“至诚”。柏拉图的“真理”与孔、孟的“真理”都是以“天道”为导。“至诚”就是对天道的追求、仿效，并持之以恒。

“带来美好明天的努力包括了规划。”《中庸》第二十章有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这岂不就是规划？规划就是要把言、事、行、道好好地“前定”，这就是“择善”。国土空间规划聚焦于国土空间的部署，而国土空间的部署就是国土空间的使用和分配。这不单是技术手段，更基本的是政治行为，因为国土空间的使用和分配是“有关众人的事”，而众人的事就是政治。柏拉图的政治准则是“义”，因此，政治行为是为了“达义”。柏拉图的“义”与孔、孟的“义”都聚焦于“秩序”。“义者，宜也”，是指上下尊卑合适的秩序。知秩序就是择善，建秩序就要固执。用在规划上，国土空间的使用和分配的“秩序化” 就是创造“义”的城市（这里是指人类聚居的地方，无论城或乡），即是“好”的城市，表现在 “和谐”。

现在的中国城市，距离和谐还存在差距，例如：人车争路、城乡争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尚存在失控现象。失控表现在失序，又或者可以说，失序构成了失控。要知道，国土空间的使用和分配不和谐并不是因为城市内部功能之间没有先后、轻重，而是这些先后、轻重不合“义”。不义怎能和谐？人车争路是因为人车之间的贵贱失序，城乡争地是因为城乡之间的轻重失序，不平衡不充分是因为不同区域的先后失序。我们必须重新建立国土空间的“合义的秩序”。

规划相信有明天，因此它是个充满希望的事业。规划相信明天会更好，因此它是个积极乐观的事业。规划相信更好的明天可通过人的努力达到，这鼓舞和鞭策规划工作者择善固执。择善是顺从天道，固执是持之有恒，因此规划是个至诚的事业。规划相信带来美好明天的努力包括了规划。规划的择善固执就是依从天道，坚持天道。天道之中以“义”为著，因此规划是行义的事业。为此，规划工作的最大前题就是在国土空间的使用和分配上“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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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鹤年，（Hok-Lin Leung），加拿大籍华人。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院长、教授。（2009年荣誉退休）。曾就读于香港大学（建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城市规划）、英国剑桥大学（土地经济）和英国雷丁大学（土地发展与管理）。研究范围包括土地与城市规划、基础设施规划、政策分析方法、西方文化基因。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在加拿大担任联邦财务部顾问，并创办“国家不动产高级官员论坛”、“企业地产高级研修班”，及亚太区驻加拿大大使的“大使论坛”。2003年入选《加拿大名人录》。1986年开始回国讲学，并任我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住建部、自然资源部高级顾问和专家组成员。除城市规划外，在科技、经济、金融、贸易、文化等方面出版了大量的专著与论文。2002年由中国国务院授予外国专家最高奖——“国家友谊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