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建闸工程将会是一个政治影响过程的产物吗？｜ 来稿刊发

来源：中国绿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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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江西省提出“生态建闸”，并全面启动枢纽前期立项工作，以解决所谓的鄱阳湖持续枯水带来的日益突出的民生及生态一系列问题，然而鉴于该项目的复杂性和对生态影响的不确定性，项目自立项起就存在正反两方，曾遭到与之相关的中央政府部门、学者、社会环保组织和志愿者等的反对和科学质疑，在其2016年的项目公示期间，因社会媒体高度关注正反两方争论不休的观点而引得全社会甚至世界的关注和质疑，由此，项目暂时搁置。2021年1月5日，项目重启，并由江西省地方政府出面进行“选址公示”，公示日只有短短几日，且9日，项目的主要推动者胡振鹏教授公开说：选址公示后，接下来可能引来更多的反对意见，但是项目的行动步骤已经安排好，即1月中间马上将进行可行性研究的环境影响评价的专家评审，如果顺利通过，将面向公众进行环评公示，然后报给国家发改委立项。

（上图：江西自然资源厅1月9日发布的批前公示）

鉴于该项目一路都是在强烈的地方发展动机下驱动，本次项目启动前的公开动向也很少。加上，从上述安排看，项目的立项好似也在和《长江保护法》生效时间（2021年3月1日）赛跑。众所周知，《长江保护法》生效后，水资源利用、流域开发和生态保护活动将获得强力的法制保障，而这个打着生态治理名号的项目工程很可能受到生态保护优先的中央法的制约而更加艰难。这不禁让人联想，这或许是地方政府为控制地方水资源利用权利以保障地方经济发展的一种强势政治手段的表达。如此推断，鄱阳湖建闸工程项目俨然已经不是水利技术项目本身，如果该项目在接下来的流程中如愿通过，则将会是一个政治影响过程的产物。我们也将深深地为之感到无比的痛惜，我们的国家建设了多年的生态文明，我们已经深深地认识到鄱阳湖不仅是江西的，更是全国的和大美而不言的大自然的。

作为一名普通公众，对于一个具体的政治过程，我们是无法参与到各种利益的博弈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的。但对于如此重大而复杂的公共项目，我们也不禁好奇：理应在该项目论证评审过程中起客观而公正作用的科学话语并没有足够地释放给公众，它们是被裹挟了还是被忽视了，甚或科学本身已经成为某种政治话语或条件下的相关活动？为释疑，我们在中国知网数据库搜索和阅读了与鄱阳湖建闸（控湖工程/枢纽工程等）相关的学术文献和科研信息，得到了以下几点富有启发性的发现：

我们发现，在学术领域明确表态“鄱阳湖建闸是科学的“的代表性学者主要有两位：江西农业大学的黄国勤教授和南昌大学的胡振鹏教授。黄教授是江西农业大学的首席教授，他于2010年发表的两篇文章明确表示：“建闸有利、有弊，且利大于弊，鉴于目前的生态问题，建闸十分必要且紧迫，因为不建闸的情况很严重，对策必然是建闸才能解决” （黄国勤，2010）。我们可以理解黄教授对鄱阳湖生态环境问题的深深忧虑，但对于一名生态环境学者，简单地认为“不建闸的情况很严重，对策必然是建闸才能解决”的逻辑思路并不认同，因为对生态系统的强大干扰很有可能是不可逆的，蕴含巨大的生态风险，万一“建了闸问题更严重呢？在黄教授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的所有论文中，仅2010年的文章谈了建闸的问题，其它的文章均只与农业相关，成果数据库的资料显示，在2003-2013年期间，黄教授以江西农业大学的身份主持了9个农业或农业生态方面的课题，其中2009年4个，2012和2013年分别2个，鉴于课题均为应用技术方面，想必当时跟地方政府的接触不少，很可能受到相关地方部门强烈的建闸动机的影响。胡建鹏教授曾根据生态系统方法应用以及植物生态、候鸟、水文与水位的关系提出鄱阳湖枯水调节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胡建鹏，2010，2013，2014，2015），但是我们认为，仅仅从一个看似能解决问题的视角如“应用生态系统方法”或实际的小尺度观察或有限的生态影响评估或研究，是无法“断定”建闸一定可行，这是没有足够说服力的。胡教授曾于1999年02月至2008年1月做过江西省副省长，在2010年文章发表期间，他还以江西省山江湖综合治理委员会的名义，我们不能不猜想他的学术观点可能受到政治身份或经历的影响。他曾对媒体公开表示“在2008年之前，我还是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坚决的反对派’，但现在却是该工程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我们不禁也想公开请教胡教授：这样截然转变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们发现，为论证鄱阳湖建闸工程的科学性，江西省委、省政府曾于2010年正式聘任科学院院士曹文宣，工程院院士李文华、刘兴土、韩其、王浩，和研究所所长郑丙辉，分别领携研究《鄱阳湖水生动物资源现状及其水利枢纽对水生动物影响与对策》、《鄱阳湖水利枢纽对湿地、候鸟影响及对策研究》、《鄱阳湖水利枢纽泥沙冲淤影响及对策研究》、《鄱阳湖水利枢纽防洪影响及对策研究》、《鄱阳湖水利枢纽对水质影响及对策研究》五大课题。但有意思是，这些顶尖专家并没有在学术领域就鄱阳湖枢纽工程是否具有科学性进行表态和给出相关的明确结论，前四位院士没有就此主题发表任何论文。王浩院士与人合著的论文虽然认为枯期湖区水位偏低造成湖区存在季节性、工程型缺水，但作者指出论文仅从水资源开发利用和防洪的角度，研究了鄱阳湖水利枢纽的调度运行方式，最终的调度方式还应考虑对洄游性鱼类、鸟类以及水质等方面的影响才能确定（张双虎..王浩，2011）。可见，他仅将自己的专业技术应用于“给定建闸”条件下的指导。郑丙辉所长与人合著的相关论文《流域人类活动对鄱阳湖生态安全演变的驱动》强调的是人类活动，包括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的粗放式增长方式、产业结构不合理（高农业比例）、过度无序利用湖泊资源的影响（大规模围垦、不可持续的捕捞方式和水产养殖模式、水利工程及无序采砂等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湖区人口聚集的影响）等对鄱阳湖生态安全造成巨大影响，建议从“解铃还需系铃人”的角度建议改变发展模式和人类行为，走人湖和谐共处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由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断“挺建派”主要来自地方政府部门及相关官员呢？他们在以“科学之名”行“政治之实”呢？这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科技成果信息库里窥探，据查，在成果库中（见下表），关于建闸工程的项目共进行8个（2008年后），这些项目都是在2013年前立项，但是只有2个在2016年前结项入库，其余的均在16年之后，其中重要的2个科学论证型项目在项目结束之后的5年时间才结项入库，是否可以说：这些项目并没有在2016年第一次公示时达到完整科学支持的目的？然而，能走到当初的公示，应该是经历了各种论证评审的。

表：知网数据库中的相关成果（以“成果名称（鄱阳湖）+全文（枢纽工程）”查找）

我们发现，相关的学术文章绝大多数是聚焦在“在建闸的前提下水位应该如何控制才科学”的问题上，因此很多文章谈了候鸟、植被、水龄、保护区等可能受影响的对象与水位的关系，可推断，在各种项目和基金的支持下，鄱阳湖建闸已经成为一个想象中现实，一个潜在的政治条件，科学研究活动要围绕这个条件展开才行。由于此类文章较多，又涉及具体的水位高低与各种自然科学相关模型、数据和结论，我们无此必要展开。但也还有学者始终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来研究鄱阳湖建闸到底科不科学的问题，清华大学周建军就是代表性的一位学者，他认为鄱阳湖基本自然特征没有改变，鄱阳湖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大量采砂和流域水库拦截，解决鄱阳湖问题应该在长江流域层面统筹寻找对策而不是建闸（周建军，张曼，2019）。周教授是从水利角度看水利工程，客观地给出了科学的评价和态度，并指出重点是改善政策，他没有成为“局中人”，相反，他表现了“科学本位”。

对于以上的发现和启示，我们并不想以“抗争”的态度就此挑起或卷入政治纷争，只想站在一个普通公众的角度，以积极的生态文明建设者的态度，来探究事物的发展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们该如何看待和期望下一步是什么。接下来的项目可行性专家评审和环评公示将是该项目的关键环节，面对如此复杂、需要审慎科学论证的公共项目，希望相关的专家学者、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坚守科学本位、生态文明建设本位，给出您的客观、科学、全面的选择和关注，所有的选择和关注最终将汇集成一种公共选择。历史终将会追溯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的，而大自然自身追溯的能力比我们强得多。

限于篇幅，参考文献略。深究者请根据文字相关关键词于中国知网数据库查找。

作者：起点

2021年1月12日

注：本文代表专家本人意见。绿会融媒作为一个传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平台，仅提供平台发表。真理越辩越明，期待此事有更多的声音出现。欢迎来稿：v1@cbcgd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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