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梁鹤年的思维——国土空间生态与规划

来源：中国土地科学

当前，全国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正在加紧编制中，迫切需要新时代规划理论与方法的指导和域外经验的借鉴。梁鹤年教授曾任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院长，其研究领域包括国土空间规划与中西文化比较等，庄少勤副部长曾高度评价“梁先生不仅是位融汇东西的规划思想者，也是位知行合一的规划实践者”。按照部领导有关加强理论研究的要求，经学会领导研究，并通过与梁鹤年先生本人沟通，特在中国土地学会平台开设“梁鹤年的思维”专栏，陆续推出梁鹤年系列规划学术成果，以资借鉴，敬请关注。

国土空间“生态系统”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下简称《远景目标》）是中国向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召集。其中国土空间规划的责任重大，第29节强调“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局。”我想用“生态功能”这个理念去演释城乡和自然环境的关系。

 “生态”的第一个特征是“系统”。一个生态系统是一群生物体之间，和它们与周围的非生物环境之间的互动系统；主要是能量流动和营养循环跟生物体的质和量的变化两者间的互动。

每个生态系统有它独特的内在因素（物种的类别以及它们的竞争、演替、分解和骚动等）和外在因素（主要是气候和土壤及地形的基质等）。内在因素与系统的运作，通过相互反馈，会相互支配和适应；外在因素则是支配系统的整体结构，一般不受系统运作的影响，除了人类，因为人类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足以冲击这些因素，例如气候。

但人类与其他生物体有别，他有自觉性和道德观，因此，人类对他所在的生态系统会有剥削欲，也会有责任感。“生态文明”之念遂生。

国土空间规划要处理的空间分三类：城、乡、“自然空间”（这词来自《远景目标》的第35节，往往与生态空间混在一起）。我们可以把它们之间的互动比拟为一个“国土空间生态系统”，就叫“城乡与自然环境的生态系统”吧。此中，城与乡是内在因素，自然环境是外在因素。在这个系统里，城与乡（内在因素）之间在互动，而它们也在跟自然环境（外在因素）互动。城乡的互动将来再谈，这里聚焦于城乡与自然环境的互动。

《远景目标》第35节提到“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空间的占用”。如果从“系统”的视角去看，人类活动与“自然空间”不应是敌我关系，而是共存关系，影响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危。

这个“城乡与自然环境生态系统”是怎样运作的，对国土空间规划又有甚么意义？

最基本的运作是城乡的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能量流动和营养循环，可分几个维度去理解。在能量流动上是吸氧和呼碳，在营养循环上是吸收和排泄，然后加上由此而生的、人类独特的经济活动（生产与消费）、社会活动（维稳与求变）和文化活动（承传与创新）。

城乡里的住所、农田、工厂、商场、街道等是人类活动的空间载体，而这些空间载体又是嵌在自然环境之中。这个自然环境的生态承载力上限（提供能量和营养）支配这个生态系统的整体结构和规模，指向自然环境与城乡的匹配。越是匹配，越是天人合一。一个城市的特色、一条乡村的特色皆源于此，自古就是这样。

正如“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绿水青山不单是看的。它们还兼具“生态功能”的任务。生态功能是建设繁荣经济和和谐社会的基础元素，比金、银还可贵。人类眼中绿水青山的美其实是反映人类对自然的敬。这个“敬”不是基于主仆关系（不管谁是主，谁是仆），而是基于共生：自然供养人，人爱护自然。

今天，人类有能力和有冲动去冲破这些天然匹配的局限，称之为“人定胜天”。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这起码解释了“千城一貌”，这个“一貌”其实是反映着资本全球化的逻辑（中外如是）。“全球化”的理念和现实把生态系统扩大到全球。人类越来越认识到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的生态行为会影响全球，但同时，又有人想到，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的生态行为的代价都可以转移到其他人、其他地方来承担。一般是从发达国家、先进地区转移到贫穷国家、落后地区。更可惜的是，“全球化”的魔力使人看不见眼前和脚下的生态优势。看不到就地取材、地尽其用能够绝对地缩短能量流动的距离，降低营养循环的成本，完美地发挥当地自然环境的承载力。

越是脱离自身所属的生态系统范围的城乡发展越是不合理，不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理。我认为，就算不能完全避免，也应多设计几个备选的发展方案，并算一算它们的经济社会效益与生态成本的比值，以供用地审批参考。

怎样去保护自然空间？上面说过，城乡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其实是城乡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能量流动和营养循环，承载和滋养着城乡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在生态平衡的意义上，这些活动的强度与自然环境的承载力应该是相对应的，代表着自然空间的“生态功能”供养着城乡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

这对城乡发展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保护自然空间不代表限制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因为自然空间的“生态功能”就是供养这些活动。另一方面，自然空间的承载力决定这些活动的上限，因为超越了上限这些活动就丧失了供养。“生态系统”思维会驱使我们发挥政策想像力：战略性地去发展和培植能够与特定自然空间承载力匹配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战略性地去保护和提升能够与特定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匹配的自然空间承载力。最终达到城乡发展与其所嵌在的自然空间的最优匹配。旅游城市是比较显注的例子。因此，自然空间与人类活动之间的“生态功能”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用来作为平衡城乡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普遍原则。

人类是要大地供养的。靠地、贴地的城乡发展才是效率，才得安稳。这也许就是生态文明的真谛。

生态系统应变战略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启发

近几十年，人类开始对生态危机有所警觉。怎样去应变？科学家研究自然界各式各样复杂的生态系统，得出的启发是，应变战略需要专业知识和政治智慧互相补充。

每一个生态系统有它的内在因素，主要是物种的类别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竞争、演替、分解和骚动等）。这些因素是嵌在系统的外在因素之中（主要是气候和土壤及地形的基质等）。外在因素支配着系统的整体结构并决定了系统的“稳定领域”。“稳定”是指在时间和空间上这个系统保持着“平衡状态”。“平衡状态”可以用不同的“状态变数”去形容，最常用的是系统内各类物种数量的比例。“系统稳定“代表它不会因内在因素的紊乱或外在因素遭受冲击而掉出“稳定领域”之外，直至崩溃、灭绝。

这里，关键不在平衡状态，而在包藏这些平衡状态的稳定领域。为此，正确的应变战略有以下几种。如果我们对一个生态系统和它的稳定领域是完全清楚认识的，就应该把系统放在它稳定领域的“正中心”；如果我们对一个生态系统和它的稳定领域只有部分认识，为了安全就应该假设它的稳定领域只会缩小，不会扩大，那就应该把系统维持在“原位不动”，亦即是维持系统的状态变数不变；如果我们对一个生态系统和它的稳定领域知道很少，甚至近乎无知（例如在一个动荡或急速发展的社会里，其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不停在改变，难以预测），唯一的定数是“变”，那么就应该保持和培养警觉性和应变力。

明智的做法是一方面力保系统有足够的“持续力”，使它可以紧随其稳定领域的变动而作出适应，不至掉在外面；另一方面是力求系统有足够的“反弹力”，使它如果被抛在稳定领域之外仍可重返，或进入另一个稳定领域。也就是，保“万全”，防“万一”。

系统的持续力要看它有多少生路可走。电脑设计有“冗余”的理念，也就是“非正常运作所需，但应急时可用”。我想起城市的路网，路网有放射式和棋盘式。从一个出发点到一个目的地，放射式路网最高效，但是，一旦出现障碍就别无他途，交通就会全部瘫痪（掉在稳定领域之外）。相对来说，棋盘式路网四通八达，一条不通还有多条。虽然棋盘式路网密一点，但路面也可以窄一点，总用地量不会比放射式多，而且值饯的临街面也会较多，地块规模和形状也较易裁剪。这里，“冗余”不是浪废，是维稳；如果设计得好更能提升交通和用地的效率。

系统反弹力的强弱就要看它有多少反弹机会可供选用。国画构图有“留白”的理念，也就是“不着墨之处是为了要与落笔的地方互相辉映”。我想起城市的公共空地，公共空地可以让城市在需要急剧转型时发挥快捷的反弹力。在盖得密麻麻的城市里，旧产业落伍了，怎样去吸引和安置新产业？如果在市内适中的地点有公共空地，新产业就可以马上进来，而落伍产业拆除后就是新的公共空地了（重返稳定领域之内）。这是滚动式的土地储备，循环式的土地利用。当然，落点适中和设计妥善的公共空地既能高度满足人民对城市生活的需求和追求，也同是住、商用地增值的诱因（试想纽约中央公园对周边地价的作用）。这里，“留白”不是浪废，是应变，如果设计得好更能提升生活素质和土地价值。

当然，生路（持续力）与机会（反弹力）都是有成本的，但系统崩溃的成本会更大。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对“国土空间生态系统”内、外因素的认识极为有限（在这方面，规划科研可以作出很大的贡献）。专业领域可以按已知的、未知但可知的知识去计算持续力和反弹力的成本和效益，但还有很多不可预知、甚至永不能知的内部和外部变化。这些，就需要政治智慧去作出“以人为本”的承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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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鹤年，（Hok-Lin Leung），加拿大籍华人。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院长、教授。（2009年荣誉退休）。曾就读于香港大学（建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城市规划）、英国剑桥大学（土地经济）和英国雷丁大学（土地发展与管理）。研究范围包括土地与城市规划、基础设施规划、政策分析方法、西方文化基因。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在加拿大担任联邦财务部顾问，并创办“国家不动产高级官员论坛”、“企业地产高级研修班”，及亚太区驻加拿大大使的“大使论坛”。2003年入选《加拿大名人录》。1986年开始回国讲学，并任我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住建部、自然资源部高级顾问和专家组成员。除城市规划外，在科技、经济、金融、贸易、文化等方面出版了大量的专著与论文。2002年由中国国务院授予外国专家最高奖——“国家友谊奖”。

（本文编辑：曾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