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互联网与全球开放发展

内容来源：方塘智库

导语：互联网具有开放性，这是众所皆知的。而人类的文明史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开放的历史，推动文明史开放的不是观念、思想就是技术，基本上围绕以下三个方面：交通工具、通信工具、信息载体的发明创造和迭代更新。今天互联网技术已经到达了极端，从一个狭隘的区域逐渐走向了大陆、海洋和太空，都是和这三个方面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同时，互联网具有很多特点，包括平等和交互等等，但和互联网相关的还有两个特点，跨界和跨国，这是值得探讨和交流的。

一、互联网具有跨界性

很多人觉得新闻出版研究与技术没有相关性。但其实我们还负责上亿的工程开发，同时我们也做乙方，研究所中也有很多的技术人员，这些都属于跨界。把跨界和创新结合也是很好的想法，今天的技术已经把很多行业边界打破，跨界成为可能。研究院做的跨界还包括募投认证，很多公司通过与我方专业团队合作成功上市。

行业的跨界和我们工作高度相关。以医学为例，过去我们在医学出版社的主要工作是出书，如今只用将所需内容和数据整合即可，现在的诊疗系统也是通过大数据直接服务。知识服务通过跨界，原来需要出书的工作就可以变成医疗系统服务。现在很多前沿的知识不再是通过出版物来出书，而是已经变成了服务，比如北冰洋冰的融化对国内降雨的预测，这就是跨界。

二、互联网具有跨国性

跨国方面情况较为复杂，有关信息技术的关联规则板块，当时由相关部委联合负责，经过了几轮投票才确定下来，国外也不一定认同。研究院举办的大型会议一般由政府主导，比如深圳文博会与全国数字博览会。召开第一届国际数字创新博览会时，很多国家都来参会，京东、腾讯等企业也都纷纷加入，还有美国也参与其中，当美方和腾讯交流的时候，美方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并表示愿意和腾讯进行合作。

跨国方面在互联网时代技术层面我们一直有很好的交流，但是并没有就此深入。中国在互联网的应用上走得很前沿，国外讲科学技术层面的东西我们可能无法理解，但讲应用我们很在行，这就导致在举行会议时国内国外无法达成共识。演讲的时候外媒问我接不接受采访时，我拒绝接受采访，政治层面的事情我不太清楚。演讲结束后外媒仍要问我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大陆的出版做得好还是台湾做得好？因为我对台湾这方面的情况比较熟悉，从传统出版来说台湾更贴近市场、做得更细致，这是其中的优势，但数字内容和数字出版的不光是传统，还有新的业态和互联网企业，这个方面中国做得非常优秀。我们在给财政部评审项目的过程中，能够发现基础科学方面我们中国确实投入不够多，距离政府主导的目标有一定差距。

三、跨国交流时应具备专业性

如今我们经常被民粹和民主所困扰，特朗普本质是一个企业家，不是传统的政客，就像我看柯文哲一样。我们的话语体系大词太多，比如要说云我不懂，要说SDK我就能理解，要说大数据我不懂，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建立，但要说怎么抓取漏斗形成分析我能明白。从客观角度的感觉我们说话时表现得较为亢奋，不怎么平和，但到了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又有点让步。举个简单的例子，去年我带队到欧洲和TC46进行磋商，对方想给我们涨价，当时我作为团长非常反感这件事情，对方直接使用我国的GDP来计算，认为我们人均收入较高必须得涨。但结果是没有涨价，因为我们可以放弃使用这一标识符，ISN和SBN在国外没有说是必须使用的，我们是把它变成了书号刊号，坚决不用他们的标准。因为中国是最大的用户，对方一定会再次找我们沟通，在具体谈判的时候我我们完全可以按照实事求的原则来协商。

我从事的是具体的实践工作，依照我的判断，和国外打交道的时候尽量使用专业层面的话进行交流，使用大词的话可能会出现问题，因为外国方面无法理解背后的真正含义。国际政治不是我擅长的领域，但实际工作当中一定是专业的人用专业用语、实事求是的方式和外国交流。以上是我从我的工作实践中得出来的一些感想。

张立，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

本文根据作者在2018年5月26日大国策智库与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举办的“开放发展的世界与中美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