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平：“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文明”专题序言

生物多样性即生命形式的多样性。纵观地球数十亿年生命的演化历程，生物多样性在不同地质时期的时空格局受到了地球环境变化的深刻影响，同时又在地球环境的演化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生物多样性关乎人类福祉，是人类生存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英国微生物学家弗莱明从青霉菌培养液中发现了青霉素，开创了用抗生素治疗疾病的新纪元。我国小麦育种专家李振声院士从800多种牧草中筛选出抗条锈病的长穗偃麦草，成功实现偃麦草与小麦远缘杂交，培育出全国累计推广3亿多亩的抗病“小偃”系列品种。

自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人类活动导致了大量自然生境的丧失，现今生物多样性灭绝的速率甚至超出了地质历史时期前5次生物大灭绝。栖息地碎片化、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污染、生物入侵和气候变化，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

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为解决生态破坏、栖地和野生动植物流失等问题，201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0次缔约方大会（COP10）设定了20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并将2010—2020年设定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十年”。然而遗憾的是，2020年联合国的一份报告声称，没有1项目标按期完全实现，只有6项目标部分达成，部分子目标甚至更加恶化。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物种数量多，特有种比例高。我国一直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提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六项原则”：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我国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积极采取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动和举措，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实施多项重大生态保护工程，不断完善就地与迁地保护体系，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资金投入等，国内生态环境不断好转，一些濒危物种种群逐步恢复，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将不断展现在世人面前。

生物多样性保护迫切需要有力的科技支撑。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生物多样性领域做了大量开拓性、引领性工作，有力地支撑和服务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国际履约各项工作。

1、重视生物多样性编目和志书编研

20世纪50—60年代起，中国科学院先后组织我国科学家开展数十次自然资源综合科学考察，对我国生物多样性资源进行了摸底调查，牵头编撰了《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中国孢子植物志》。自2008年起，每年更新发布《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物种受威胁等级评估是对物种进行有效保护的前提。中国科学院联合环境保护部（现“生态环境部”）于2013年9月、2015年5月、2018年5月分别完成《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大型真菌卷》，从而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了基础数据。

2、加强生物多样性维系机制机理研究

先后启动了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动物复杂性状的进化解析与调控”（B类）、“大尺度区域生物多样性格局与生命策略”（B类）、“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A类）的“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与适应策略”项目，以期揭示物种适应进化机制、致濒原因，为物种保护提供新范式和新理论。

3、加强科技应用示范

先后布局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CASEarth）（A类）、“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科技工程”（A类）、“创建生态草牧业科技体系”（A类），为国家和地区决策提供科技支撑。

此外，中国科学院还在生物资源收集保藏、生物入侵研究、生态工程第三方评估、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及信息化平台建设、生物多样性领域国际合作等方面开展了重要工作。

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2020年9月30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向世界发出“春城之邀”，我国将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的东道主，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战略，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迈向新台阶，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