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学在中国，最早的研究者和推动者学术资讯

张碧晖，1940年生于江西樟树，国家首批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创院院长、教授。亲身经历参与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是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的重要发起人和奠基人之一，曾任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是我国最早提出创建科技园区者之一，也是我国首次参加国际科学园区会议的代表。曾任华中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武汉市科委主任和中共武汉市委委员。

长期从事科学学、科学社会学与科技政策等领域研究，承担多项省、部级课题，笔耕不辍，著述颇丰，代表作有《科学教育与科技进步》《科学社会学》《高技术与软科学》《科学学在中国》《笔底春秋——亲历中国科教改革》等，被聘为《科学学研究》《科学学与科技管理》《国际系统研究》（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 Systems）等杂志编委。2015年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授予全国优秀科学工作者称号，2018年获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第二届终身成就奖，2020~2021全球华人教育家大会楷模人物奖（中国侨联、凤凰教育发）。

科学学是我国科技政策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中国早期的很多科技政策制定者，或受到了科学学的影响、或亲自参与了科学学的研究。近期采访了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的重要发起人和奠基人之一张碧晖先生，聆听先生关于中国科学学的发展历程和他自己的研究经历。张老说：“我讲的历史和一般的正史不一样，不一定沿着顺序来，我是口述历史，其他人有知道相关历史的也可以讲，这样我们可以尽可能多渠道地恢复历史的发展情况。”我们希望前辈的筚路蓝缕能为今天的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提供新的灵感。

竺可桢将《科学的社会功能》带到中国

要讲中国科学学第一人，我认为竺可桢应该是比较名副其实的。竺可桢20世纪初和任鸿隽、叶企孙、丁文江等人留学，他们那时候就从整体上来考虑过科学问题，比如科学救国等问题。竺可桢早年是学地质和农学的，回国以后做了很多贡献。第一，开创中国的地质学。第二，他让一个不太有名的浙江大学成为全国知名大学。第三，他是唯一当过教育部领导和科学院领导的学者，他很早就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很早提出过给“北京以蓝天”的理念。

他1938年前后就开始看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那时候没有全译本，就叫《科学与社会主义》，这本书的提要里面讲科学是什么、科学能做什么。他看的是英文版本的书。从《竺可桢全集》和几百万字的《竺可桢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从1941年到1949年，竺可桢至少七八次在日记里谈到《科学的社会功能》，而且他跟学生、青年老师经常讲贝尔纳的科学思想。

大概1947年，竺可桢到巴黎参加国际会议，然后他绕道到英国，花了9.75英镑买了一本《科学的社会功能》原版书带了回来，而且在友人的联系下见到贝尔纳并共进午餐。贝尔纳跟他谈了很多问题。那天贝尔纳最感兴趣的话题是二战以后房屋的建造问题。贝尔纳说搞科学学，知识面要宽，这就是贝尔纳后来讲的，搞科学学不仅要懂得科学技术的基本知识，而且需要有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技能。

所以，较早接触贝尔纳，并且宣传贝尔纳观点的，应该是竺可桢。

不光是竺可桢，还有一个有名的人物叫叶渚沛，他是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所的所长。他也不得了，他研究过科研生产联合体的问题，研究过农业怎么定量研究的问题，这些都是和科学学很有关系的。后来中科院的副院长严济慈和钱三强，给他的一本著作作序的时候，说他的贡献超出了冶金化工专家的范围，对他评价很高。

当然，虽然早期研究科学学的专家大有人在，我认为第一人还应当是竺可桢。

中国科学学建制化的四大推手

下面我就要讲一下中国科学学的四位推手：李昌、钱三强、钱学森和于光远，当然，这里排名并不是刻意分先后。

粉碎“四人帮”以后，当年华国锋首先提出要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当时是副总理，他主动要求当科学和教育的后勤部长，找到于光远，他们开了个小型座谈会，这就是著名的“八八座谈会”，找了三十几个人，一半科学家一半教育家，这次会议决定恢复高考。那个会议的具体筹备者实际上两个人。一个是吴明瑜，我们学会的名誉理事长，他当时还没有担任科委副主任。再一个就是刘道玉，刘道玉那时在教育部工作，大概是教育部高教司的司长，后来才当了武汉大学校长。会议是他们两个人具体组织的。

当时提出恢复高考的是武汉大学著名化学家查全性，他的父亲查谦是我们华中工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是很有名的物理学家。这是官方的说法，还有一个说法是，当时号称中国改革开放十大青年之一的温元凯也参加了座谈会，他说他在插话中，提出了恢复高考，小平接受了他的意见。恢复高考的重要建议，改变了中国几千万人的命运，虽然当时招生升学率只有5%，但毕竟是恢复了，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李昌这人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很多人不熟悉。他是1935年到清华物理系，后来参加抗日战争，成为“12·9”运动的负责人。这个人革命性强，有毅力，所以外号叫“推土机”。解放以后，毛主席派他组建哈尔滨工业大学，那个学校非常有名，史称“八百壮士建哈工大”。不到四年的时间把哈工大建得非常有名。后来“文化大革命”时哈工大硬被拆散了，那个大学我也去过，建在哈尔滨城中心。哈工大当时做出了很多的成绩。而且他办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跟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潘梓年联合举办了全国第一次自然辩证法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当时哈工大就有一个自然辩证法研究小组，组员有李秀果，也是“科学学联络组”（筹备科学学会）的负责人。

前段时间中央党校还有个人打电话问我早期自然辩证法的有关情况。第一届就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生班，当时有八位学生。除了李秀果，还有华中工学院的申仲英，我当华中工学院哲学老师就是他调我的。人民日报的理论部主任卢继传，厦门大学的鲍昭元，还有北京理工大学赵祖华，可能还有广州、成都的专家。于光远、龚育之在北京大学办的是第二届。哈尔滨召开的自然辩证法座谈会发表了很多有见地的文章。还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这是李昌组织的。

所以粉碎“四人帮”以后，李昌作为中科院党组的第一书记主持工作，那时候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身体不好，已经坐轮椅了。他主持工作时开科学大会搞科学规划，还搞了自然辩证法规划，参加规划的人很多，当时也有一些人提了意见，过去“科学的科学”用黑格尔的话讲就是凌驾于科学的科学，但是“科学的科学”真正的含义并不是“凌驾于”，而是一门以科学为对象的研究。因为科学分类就是恩格斯所讲的，根据物质的运动形式来分，研究物理现象叫物理学，研究化学现象叫化学，研究地质现象就是地学。能不能有一个以科学为整体研究对象的呢？这就是科学学。

所以当时比较敏锐，就考虑要成立科学学学科。当时跟着李昌的就是我们科学学联络组的负责人李秀果，实际上是李昌的秘书。他是第一届的研究生，他本来和我一样是学机械的，后来留校研究自然辩证法。李秀果当时跟着李昌到了中科院后当他的秘书，李昌就指示李秀果筹备科学学学会，这是后话。钱三强是副院长，分管学部办公室，筹建管理学部，当时的任务就是唤醒学部委员。所以李昌对于科学学的建立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其他科学家一方面对科学学有曲解，他力排众议，所以李昌是非常重要的推手。可以说，其实没有他根本没有科学学。

第二位应该是钱三强。钱三强过去接待过贝尔纳，他也是居里夫人的学生，所以那时候他当科学院副院长正好分管学部办公室。当时学部办公室有两个功能：一个就是唤醒学部委员，这些院士、学部委员都等于冬眠的状态，第一个唤醒的对象就是何祚庥，因为他比较活跃；第二个就是要成立管理学部，就是现在我们中国工程院的管理学部，就是这样来的。

钱三强也有个秘书，叫赵文彦，他也是科学学联络组的负责人，而且他有工作能力。顾德欢、汪敏熙是学部办公室正副主任，都很支持科学学。联络组就在学部办公室，老科学学者经常在那里聚集，就变成一个无形学院。

钱三强很忙，参加的会虽然不多，但是他在1981年冬天参加过全国科学学理论讨论会，我曾经把他的讲话全文速记下来，很有意思，非常重要。他讲到，赵文彦是我接触科学学的引路人，他说我现在才搞清楚，他回顾这30年的工作，不自觉地搞了科学学工作，所以他说了一句，“可算找到老家了”——你别看这句话，这句话是我们学会存在的伦理基础、无形资产。当年支持科学学的领导不是很多。当然支持科学院的领导也还有，后来卢嘉锡当中科院院长时也很支持科学学。我和曾任厦门大学党委常委的曾德聪就到卢嘉锡院长办公室汇报过科学学的情况。

钱学森思想非常活跃，他讲科学学的报告比钱三强还早一年，他1977年秋天就围绕一个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问题，在中央党校做了两天的报告，这两天的报告主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自然科学的核心学科就是物理和数学，第二个就是要重视“科学的科学”。后来他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介绍科学学的文章，他对科学学的了解比较深刻，他的视野也比较宽，比如科学计量学怎么做？后来普赖斯把他的《大科学、小科学》的书寄给了钱学森，钱学森办公室复印后转给了科学联络组，这样赵文彦就给了赵红州，在钱老的介绍下，赵红州和蒋国华联系上了普赖斯，从此开始了近四年的有关科学计量的交流，才建立了科学计量学在中国的研究。

钱学森对科学学确实有很深的研究，他认为科学学在我们国家应该有三个分支，一个是科学体系学，一个是科学能力学，一个是科学政治学，确实抓住了科学学的重点。他有几位秘书，像柴本良、王寿云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所以他对科学学的情况非常了解，和很多人都有文字交流，他和王兴成有三封笔信，跟刘则渊、隋映辉也有信，对我主编的《中外科技团体》也有批示。钱学森看了别人的文章，不管他有没有名气，他都引用，而且会把出处写出来，在尊重知识产权方面树立了榜样。

于光远本身和钱三强，还有国务院科技干部局黄葳是同班同学，钱三强到法国留学时于光远还给他送行，说你从国外学成回来，我在国内到延安去，我们将来一起为祖国服务。后来他们两个都是全国人大代表，还在人民大会堂前照了一个像。于光远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有广泛的研究。

于光远在延安的时候翻译过自然辩证法，成立了自然辩证法学习研究会。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了一个科学处，他担任科学处的处长，龚育之、罗劲柏、何祚庥等是成员。这个科学处不得了，等于部级的作用，于光远支持见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我们很多会议和活动他也参加了。

所以应该讲他们四个人是推手。科学学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这么顺利？虽然开始大家都很艰苦，但是四位推手起了很大的作用。

注：本文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辉采访整理。

来源 | 三思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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