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移民，是”神话”还是谎言？

根据国际移民和气候政策的假设，气候变化正日渐成为促使人类从南半球向北半球迁移的驱动因素。目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已经明确指出了避免以及最大限度地减少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必要性，联合国安理会也对大规模的气候移民以及随之而来的冲突加剧风险提出了警告。

然而，气候变化对人类生活的威胁虽是真实的，但这些政策强化了一种预测大量“气候难民”将出现的错误说法。这种在科学文献和政策报告中自我参照的叙述，其结果是在缺乏经验科学基础的情况下，将气候移民作为一种迫在眉睫的安全危机加以巩固。如今，这种强调证券化（将气候变化和移民视为一种安全风险）的做法非但没有受到挑战，反而通过旨在为国家、区域或国际政策制定提供信息的科研公共资助计划而得到积极延续。

这种说法的影响是巨大的，“气候导致的移民”现在已然成为了一些国家由于加强和保护国家和地区边界措施的普遍理由。例如，欧盟移民议程的目标是保护边界，“目的是让人们呆在自己的地方，并将移民最小化”。美国国防部则称，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国内和州际移民对目的地国家的人类安全造成了负面影响。

12月26日，来自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等组织的科学家们在《自然·气候变化》杂志上发表评论性文章提出，新的国际科学资助计划，将有助于科学家们重新思考气候变化和迁移以及重新审视什么是全球流动性。如果不抓住这些机会，移民政策就有可能继续建立在薄弱的科学证据基础上，从而强化气候变化移民是一种迫在眉睫的安全危机的”神话”。

为此，他们在论文中提供了以下研究议程，其中包括帮助科学政策超越其证券化前景的六个优先事项。

首先，研究和研究基金应该对气候变化推动大规模人类迁徙这一假说持审慎态度，而不是一味地强化这种说法。已经有很多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并不是导致人类迁徙的唯一因素。相反，它受到气候、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因素的综合影响。即使气候变化确实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但很难确定这种影响的程度。举例来说，当飓风来临，人们不得不搬家时，我们并不总是清楚飓风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气候变化。此外，缺乏诸如预警系统、建筑规范和飓风避难所等措施也有助于形成人口流动性。这意味着从经验上来说，将气候移民与“非气候移民”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因此，对气候变化导致的大规模移民的预测在本质上站不住脚。

其次，“移民”一词没有涵盖人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时采取或不采取的各种行动方式，因此应该避免使用这个词。一些人可能只是暂时（甚至季节性）搬家，而另一些人则可能选择永久地搬到附近的市中心。无论如何，流动性通常涉及相对较短的距离，也就是说人们通常在本国或地区内流动。许多人可能还面临着无法转移到安全地带的问题，而另一些人甚至在自己的幸福面临重大风险时也不愿移动。为了捕捉这种多样性，研究应该把注意力从气候迁移转移到气候活动上。这一方案将包括气候变化情况下人类活动的多种形式、方向和多样性，以及流动的变革性质及其对原籍、过境和目的地的影响。它还将以更中立（因此也更具有分析性）的术语关注人们的移动——避免假设移动是单向的或单因果的，或在本质上是积极或消极的。

第三，新研究应该将气候变化视为新常态。在我们生活的这个高度互联的世界里，流动和迁移是与生俱来的，也是社会生活的标准要素。因此，流动性必然是那些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人可采取的应对措施的一部分。这些研究应该关注，在全球变暖和移民政策等不同场景下，气候变化是否会改变人类的互联和移动模式，以及反过来，现有的移动模式对前者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第四，至关重要的是要资助和参与试图量化和模拟气候变化造成的新流动性的研究。当前的气候迁移模型通常强化了线性的“危机”或“大规模”迁移假设。新闻媒体和政策都倾向于错误地解释这些模型的结果。例如，他们经常把一个范围内的最高数字称为“预测”，这反过来又可能被用来支持边境证券化的政策。相反，政策应该依赖于能更好地解释气候和社会变化背景下流动性的非线性复杂性的研究。

第五，需要更好地将受影响人群纳入气候变化研究。在流动人口出发地和目的地地区都存在多种知识系统，应将其纳入，以建立更强有力的证据基础。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的解决方案——无论它们是否意味着增加流动性——都应该在受影响人口的密切参与下制定。有了更好的资助机会，代表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流动人口的当地组织可以领导本土研究，或参与共同研究。如果要了解气候变化的复杂性——尤其是其与本土权利和人类发展等相关政策领域的相互联系——这一点很重要。

最后，对气候流动性的研究需要将部分重点从气候敏感的输入地转移到目的地。这种流动是否成为一个政治或人道主义问题取决于母国、东道主国和过境国以及有关组织的政策选择，而不是取决于这种流动本身。如上所述，全球移民政策是由受欢迎移民接收地区严格的边境政策所界定的。这些边境政策反过来又受到许多公民对移民日益增加的恐惧的影响。要扩展到与气候相关的流动性证券化之外，在资助机构的支持下进行的研究还需要把重点放在如何克服对他人的深切恐惧上。这就需要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进行新的和进一步的合作，包括归属感、对差异和身份的接受，以及目的地地区的重要政治、文化和历史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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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Sky 

审稿：三水 

责编：张梦

期刊来源：《自然·气候变化》

期刊编号：1758-678X

原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8-019-06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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