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喜平，王晓兵：国际关系问题中视域的主体自觉——“文明冲突论”的前提批判学术资讯

当前国际关系出现逆全球化的态势，一些国家的民粹势力抬头，中美贸易摩擦局面复杂，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倾一国之力对华为实施霸凌行为，处心积虑制造孟晚舟事件，推动供应链脱钩，一些国家趁势渔利，国际关系呈现出极端复杂的局面。沉着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局面，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以此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作出中国贡献，对整个国际局势做细致且富有理论深度的梳理和澄清是学术工作者的重要理论任务。这一任务首先且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在国际关系纷繁的理论场域中形成自身理论的主体自觉，透视形成和持有理论的视域－视角的思想背景和价值倾向的前提自觉。要知道，接受一种理论就意味着接受这一理论前提中的思想背景和价值倾向，对理论前提的不自觉是无法形成真正的对话的，甚至可能在话语上被殖民。要形成真正的理论对话，势必要对所要对话的理论之思想背景和价值倾向有理论自觉，这种理论自觉是以理论上的主体自我意识为前提的。理论只有在对视域－视角形成主体自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真正的理论对话并作出理论贡献，正如马克思所说“意识的改革只在于使世界认清本身的意识，使它从对于自身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向它说明它自己的行动……意识改革不是靠教条，而是靠分析连自己都不清楚的神秘的意识……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这是一项既为了世界，也为了我们的工作。”

一、以“绝对敌人”为直接前提的“文明冲突论”

“9.11”事件的爆发让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一夜爆红，它甚至成了世界范围内理解国际关系的唯一“范式”。人们动辄使用这一词汇来解释国家间的对抗、恐怖主义活动甚至贸易摩擦等等。在亨廷顿的观念系统里，文明间的差异是导致冲突的根本原因，虽然亨廷顿一直在对“西方衰落”“普世的幻觉”大加批评，但这种批评毫无疑问是建立在文明之间不可化约这一前提下的。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多年来理论界一直批评不断，多数批评都聚集于亨廷顿对文明的划分和对文明内部矛盾的简化甚至无视，而对文明冲突论本身缺乏有理论力度的系统评价和前提批判。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是在与福山的历史终结理论的对立中形成的。亨廷顿把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遭遇、冲击和相互作用。随着技术的发展，不同文明之间的遭遇不可避免，频繁的遭遇使不同的文明从遭遇演化成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冲击，也就是文明的冲突。福山认为的那种通过发展最终达到“去特殊化”的历史终结和最后的普遍化的人，在亨廷顿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自身意义来源于其所生存的文明，越是被现代化碾压造成普遍化扩张的情势，人们对于自身意义就越会有一种焦虑，也就越会进一步强化对其所生活的文明体的认同。按照亨廷顿的这一逻辑，文明的冲突并不会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而逐渐缓和，相反，而是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文明的冲突会更加剧烈。亨廷顿认为的“相互作用”阶段，实际上也并不是文明冲突的最终解决，而是文明冲突通过各种要素达到一个相对的力量均衡状态。虽然亨廷顿的著作名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但事实上其核心和贯穿整个思路的关键点就是“文明的冲突”。如今出现的所谓“逆全球化”现象，似乎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提供了例证。但实际上这种例证与这一理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逻辑周延。用存在的冲突来证明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是预言的实现，那么用存在的合作也同样能证明可能存在的某种合作的预言的实现。冲突与合作本来就是一直都存在的。我们需要思考的核心并不是亨廷顿的理论跟现实存在的哪些冲突能够“合用－配套”，我们需要思考的核心是为什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在知识社会学意义上能够产生如此深长的影响。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有着极为深远和影响广泛的思想背景和价值前提———基督教背景和基督教价值观。赵汀阳曾提到基督教的几项重大发明，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对“绝对敌人”观念的构建。“上帝与魔鬼，信徒与异教徒，这就是精神敌人或绝对敌人的原型。上帝是存在论上的正面存在，魔鬼就是反面存在，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敌人与特殊情境和关系无关，而是仅因其存在本身即为敌人。”在“绝对敌人”的理论前提之下是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和谐一致和合作共赢的，这也正是赵汀阳的“天下体系”观念要着力破解的理论困境。

但我们同时必须看到亨廷顿这样的理论思路代表的不仅是他作为学者的一种理论倾向，而且他实际上代表的是作为霸权国家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我们从理论上去分析这一观念的前提时，是一定要看到这一理论前提的社会背景和现实基础的，这样做有利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会因为在理论上建构了一种可以反对亨廷顿理论及其理论前提的新理论就认为可以通过这个新理论反对或消解这种霸权理论带来的现实问题。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警告我们的：“有一个好汉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重力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迷信观念，是宗教观念，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理论介入现实有它特有的方式。理论必须在现实中产生力量才不会仅仅是“茶杯中的风暴”或者单纯的文字游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自觉，即马克思所讲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句话从反向来说，正是引起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群众”，才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效果。而它是如何“掌握”的，则是我们剖析这一理论的现实影响进而形成我们自己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主体自觉，以此为切入点，形成真正有世界性理论影响和理论贡献的国际关系理论。

把以亨廷顿等人的理论为代表的这种绝对对立的观念的思想前提深入理解为基督教观念中的“绝对敌人”，毫无疑问是思想的一大进展，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被思考到尽头了，好像我们找到了终极之解。我们甚至可以说问题到这里才刚刚进入理论层面的思考。“绝对敌人”的基督教根源是到了民族国家才被彻底地确立起来的。民族国家之所以能够充分释放“绝对敌人”这一观念，并非仅仅因为它是基督教统治西方近千年的观念“惯性”，推动和强化“绝对敌人”这一观念的是更为复杂的要素集合，它与民族国家的诞生和普及有着深度的勾连。

二、以“绝对竞争”为根本前提的国际关系理论及其成因

国家观念经历了几次重要的转变。一是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国家。这一时期的国家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群体，城邦时代的哲学家们在思考城邦问题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在城邦的大小和人口数量上做了限制，原因就在于一个个体公民与城邦一体同构的格局形态下，公民需要直接参与城邦事务，城邦必须被限制在一定的规模上，才能实现这样的参与。公民是城邦的动物，公民需要通过参与城邦的公共活动来实现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柏拉图把城邦中的公民视为与其城邦结构相同（他将城邦类比为比个体更大的但是内容相同的字，通过研究城邦这个更大的字就能够研究个人。这个思想所需要的前提是城邦与个人是同构的）的个体。可以说，虽然具体行动是由个体完成，但是驱动个体去怎样行为以及如此这般行为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判断，它的落脚点却并非是个体的。个体行为的意义在城邦身上，个体行为的价值评价逻辑也是依附于城邦的。

经过中世纪神学宰制一切的历史阶段后，启蒙时代以来，人们开始反思作为世俗机构的基督教团体。这一时期通常被看作个体意识在观念上的觉醒的时代。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到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基督教作为信仰开始离开公共领域转移到市民社会，并从公共生活转移到私人生活。与此同时，公共生活的基石被新兴的民族国家所占据。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讨论的正是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在理论上的表征。在现实层面，民族国家这个新的国家形态的威力，通过拿破仑横扫欧洲时体现出来的巨大动员能力震撼了整个欧洲，它让国与国之间在竞争关系上就必然趋近于民族国家这一新的组织形式，这直接影响并推动了整个欧洲的国家形态的转变。

民族国家合法性来源的最佳理论表征是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马基雅维利被普遍看作“政治哲学转向”的关键人物，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通过理论的方式彻底改变了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来源和基础问题。民族国家与城邦国家不同，它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虽然安德森的这一概念有着诸多的问题，但“想象的共同体”作为一个观念仍然是有价值的。即：由于规模上的原因，民族国家民众的参与形式不可能是直接接触这个叫作“国家”的实体，民众能够直接接触到的、可具身感知的只能是各种各样的国家代理机构。民族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只能是经过了一系列中介的“想象”实体。但也正是因为这种想象，民族国家得以从实体走向作为个体逻辑延伸的“想象共同体”，从而那种在此前还相对玄虚的观念在新形态的共同体中就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也正因如此，到了民族国家时代，在观念领域发挥作用的意识形态成为极端重要的国家主权和安全稳定的基石。

马基雅维利思想中那种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可以去道德化甚至反道德的行为之所以能够被接纳下来，就是因为背后存在着一个个体主义逻辑的延伸。人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民族国家是这些个人所组成的群体的利益代表，也就是作为个体的利益的延伸，自此民族国家就是一个放大了的个体，国家不仅在“我”之外，国家还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于“我”的观念中，它的利益计算就在“我”的观念中的那个“想象共同体”是“吃亏了”还是“赚便宜了”。于是，为了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就因此有了国家内部的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对于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和《论李维》中坚持君主制还是坚持民主制的“分裂”的理解就显得过于表浅，无论是何种制度，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其合理性不在于制度本身的价值取向，而是制度作为一种工具能否实现民族国家的价值取向。一把刀的好与坏不能就其本身孤立讨论，而是要在这把刀作为工具被使用的整体态势是否能够达成目的来讨论。

到了这里，我们看到，国家作为一个想象的实体，它的逻辑就是个人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并不是国家直接代表了某个个人的利益，而是民族国家的利益计算逻辑是与个人主义的逻辑一致的，它们共享着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说国家间的所谓“文明冲突”的逻辑，实际上是个人主义的绝对竞争形态的一种表征而已。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已经明确指出，个人的绝对竞争形态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和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危机的根源。

恩格斯认为这种绝对竞争是私有制造成的。他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此未做更进一步的讨论。关于绝对竞争的观念，要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从观念自身发展的历程和社会实践发展两个相互勾连的层面来考察。

三、在前提批判中达致构造问题之视域的主体自觉

（一）“主体的觉醒”

关于人的观念逻辑的发展和演变问题，邹化政先生在《〈人类理解论〉研究》中有过宏观的分析。邹化政认为，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如果我们把解释世界的基点叫作上帝的话，那么首先是上帝的物质化，典型的是古希腊时期的自然哲学，解释的最终落脚点是某一种物质或者某几种物质。到了中世纪的神学时代则是上帝的精神化，所谓“道成肉身”，一切都源于上帝的“意志”。启蒙运动以来，思想前提趋于上帝的人本化，即人发现上帝是人创造的，人开始成为解释世界的基点的“上帝”，所谓“主体的觉醒”。这是一条从“我”到“我们”的路，在这个逻辑之下，“我们”不是一个共同体，而是由一群“我”组成的群。这一前提对契约论观念的影响在于，社会契约不管是霍布斯版本的还是卢梭版本的，在进入契约模式之前的自然状态，都是个体的人为了保护自己、为了生存繁衍、为了各种目的而“选择”了形成群体，订立了契约。也就是说个体先于群体。在霍布斯那里是“一切人与一切人的战争”，在卢梭那里是“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个体是为了某些目的才被群体所束缚的。他者是敌人，他者是枷锁。这一点到了存在主义那里就演变成了他者是地狱。这是观念发展历程中个体对于自身产生自觉的历程，并且是一系列个体意识越来越强的发展过程。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对笛卡尔的主体哲学所讲的一段话特别能诠释这一过程：“从笛卡尔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我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到了自己的家园，可以像一个在惊涛骇浪中长期漂泊之后的船夫一样，高呼‘陆地’。”

（二）作为个体之主体的辩证性

但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对这个坚实的个体的消解，这种消解是古典形态的，这些理论寻找的是比个体更为“根本”的共同体意义上的基础，比如上文中精准表述主体哲学特征的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一书中理性之后的部分以及在他的政治哲学理论中，都有对将个体主体拉回到一个更为根本的共在状态的理论努力。另一种消解是后现代的，他们或多或少地借助了古典形态的理论发展自己的学说，比如被归结到结构主义或者后现代理论中的一些思想，比如受到科耶夫加工的黑格尔的主体理论影响的拉康、阿尔都塞等人的思想和学说。如果我们站在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结构上来看待这样既强化又消解的现象，或者用这些思想家常用的说法也即这种主体的“辩证法”，它实际上并不神秘。用马克思的话讲：“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社会化生产要求个人作为主体必然是要融入社会生产生活中去的，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又不断生成个体间的绝对竞争。绝对竞争意味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绝对界限，绝对的界限正刺激着引发出这种对主体之绝对独立性和确定性的精神需求。

（三）视域－视角的主体性及其自觉

理论思维的第一前提即主体问题，研究主体问题，我们面临的第一个环节———它极易被忽略因此尤其值得我们警惕———就是对主体自身理解的视域－视角的主体自觉问题。西谚有言：我们人并不能拉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这里面的主体性提示是：我们人是具体的，我们不可能脱离自己身处的环境形成一种“神目观”，我们没有“上帝视角”来看待整个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我们分析国际关系的时候，我们的视域－视角问题势必成为一个必须首先聚焦的核心问题。对此我们的理论界是有着清晰的认识的，人的世界观并不是跳出世界而“观世界”，而是以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中介来实现对世界的理解。简单说来，人注定了是要带着对自己生存世界的全部体认和理解去形成对世界的认识的。

但即便我们知道了我们并非在“白板”的起点上认识世界，也认识到我们所持的视域－视角并非“上帝视角”，这其中包含了我们“人生在世”的历程中形成的我们与世界的关系的诸多体认和理解，当我们要对自己业已存在的视域－视角形成清晰理解进而清晰自觉，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理解和自觉仍然是思维，理解和自觉的过程也是在视域－视角中完成的，即当我们以视域－视角为对象进行思维的时候，我们思维的主体面向中仍然有视域－视角在发生作用。这是理论自觉之所以困难的首要原因。视域－视角它实际上就是思维活动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在思维活动开始即同时发生作用且作用于思维活动的整个过程的，它是一个具体的思维活动呈现为当下的思想形式的重要影响要素。因此，视域－视角的存在从来就不是我们在思维活动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被逐渐认识到的，借用一对哲学概念来说就是：我们在思维活动的过程中对其可能存在“自我意识”，意识是非对象性的，它在活动过程中就在。但“自我认识”却必然是如“密涅瓦猫头鹰在黄昏起飞”那样，是一种事后反思，是对象性的。当“自我认识”的对象是一个在思想中把握到的视域－视角时，实际上就是在用认识去认识一种“认识”。当这种被认识到的“认识”越来越多时，无穷的认识倒退带来的就是大量“认识”的积累，这种积累会遮蔽真正需要认识的、被隐藏在“认识”的厚厚枯叶层之下的大地。这是对象化思维的宿命，为了解决这一无穷倒退的困境，人们认为解决的办法只能是非对象化的“自我意识”。对“自我意识”的生成和它包含的具体内容，虽然被不同的概念所指称，其中的多数皆走向了神秘化或者诗化，从而难以把握。马克思提供了一条能够廓清此一问题的道路，即是马克思的那一著名论断：“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具体到国际关系领域中，视域－视角的主体性问题正需要这一“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来祛魅，以实践的观点来审视和批判各种理论中那些被直接断定的或者隐而不宣的不证自明或不用证明的理论前提，从而克服和超越既有理论中前提的强制性（所谓“强制性，就是思想总是以思想的前提为立足点和出发点来构成自己，思想的前提决定思想运动的逻辑”），并以此来形成国际关系问题中的主体自觉，从而以有着清晰主体自觉的视域－视角从理论层面上理解、审视和把握日趋复杂的国际局势。

四、主体自觉的实践理解

在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绝对竞争是带来一系列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根源，那么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我们能看到对这一现象更为系统也更为深入的阐释。绝对竞争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而且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一个工人的竞争者首先是另外一个工人。绝对竞争是内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一个结构性特征，是我们在上文中分析的观念演变的真正的现实基础。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个体的逻辑先在性。自由主义在西方社会盛行正在于其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合理性的解释。但这也仅仅是一种对其现有状态的解释，而非对现有状态的推进、改善和变革，也因此并不对现有问题提供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和解决思路。

当人们日益进入一个社会化生产的时代，分工日益发展，对于效率的追求和对于剩余价值的渴望，在不断精细的分工中把整个的生产过程引向社会化，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是不可避免也是无法逆转的。但国际关系中的所谓逆全球化的行为，所谓的“脱钩”现象确实在不断地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这是因为在社会化生产不断深入的同时，个人主义和个人主义所携带的绝对竞争的观念仍然有着强大的存在基础。民族国家作为目前世界上的基本国家形态，它的个人主义逻辑这一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着同时也限制了人们行为的选择，这主要是通过对于这些行为的价值理解来实现的。即怎样选是“对”的，怎样选是“错”的，怎样判断高低优劣，以个人为基础的这类价值判断都有着极端深层的个人主义的绝对竞争意识作为前提，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决定的。正因如此，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失业的工人不会认为他的失业是他所在的国家由于整个的产业结构和社会化生产的发展造成的，他更容易接受的是他的总统告诉他的，在遥远的世界另一边的一些人抢走了他的工作。在这一逻辑支配下，他的观念中他就是他的国家，“美国吃亏了”的口号和他自己“失业了”以及经济不景气等因其本国的经济结构造成的问题就与这一作为敌人的他者形态勾连在了一起。

五、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希望开拓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空间。首先，人在看待问题的时候，是有着特定的视域－视角的，这种视域－视角形成的基础是以人对自身与世界关系的体认作为前见的。在国际关系问题上，以“文明冲突”理论为标本，我们可以看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是有其自身的思想背景和理论前提的。它不应该被不加反思地当作前提来使用。需要指出的是，不应不加反思的使用并不等于对域外理论的直接拒斥。要知道，类似“文明冲突论”这样有着太多前提预设的理论，它是社会心理的观念反映。拒斥表层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同时就拒斥了此种社会心理。没有直面问题的理论前提批判，一系列与“文明冲突论”“家族类似”的理论就仍会误导人们在面对复杂社会现象时错过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把握，唯有将其放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观念的视野之内，唯有通过前提批判的方式澄清整个理论基础，把“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前提和价值承诺充分地敞露在思想视野中，我们才能真正避免对这一理论的不加反思的状态，对这一理论的变体保有前提审视的自觉，对各种由于多重“认识”制造的信息繁冗和观念叠加状态下形成的脱离事情本身的各类观念“衍生品”保有内在的批判能力，并以此前提批判式地从事理论工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国际关系问题的深刻见解灌注到我们看待国际关系问题的视域－视角之中。通过深入理论前提层面的分析，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从而在理论上掌握群众，实现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的进展，实际参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国际关系领域主体性的构建和主体自觉的形成，进而为世界提供富有中国智慧的理论贡献。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视角，拨开观念多重反思带来的迷雾，回到作为基础和前提的历史性的生产力条件以及由此结构起来的生产关系的基始性维度。通过对文明冲突论这一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有较大影响的核心观念以及在此观念基础上构造起来的观念系统加以前提批判，敞露其赖以成立的基础以及一系列隐蔽的理论前提和价值倾向。以此拒斥外部观念的抽象使用及其危害。现代性以降，人们从在自然生活中抽取观念到以观念来理解和结构生活（黑格尔最先阐述了这一转变），这使得外在观念被抽象使用成为可能，随着以观念来理解生活这一现代性逻辑影响的不断扩散，外在观念的抽象使用之影响也就不断扩大。在接触日益频繁、交流日益紧密的国际环境中，各种观念夹杂着不同理论背景和价值倾向的隐蔽前提，其势必会随着这些观念一并对我们看待国际关系的视角－视域造成影响。一旦我们不自觉地将这些观念作为分析问题的不证自明或者无需证明的“事实”来使用，其隐蔽的前提就会通过理论前提特有的逻辑强制性影响我们对具体社会现象（如本文中的国际关系）加以理解和分析的视角－视域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进而遮蔽对实际生活中存在问题的理解。对此，唯有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以生产关系之生产为基础的深入到具体生活内容丰富性中去把握其运行逻辑的理论切入现实并参与现实的角度，方能在吸收域外理论之合理成分的基础上，通过持续的前提批判来廓清并推动理论的发展，并以符合理论本性的逻辑介入和参与具体的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