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仍是“最优解” 学术资讯

以各种指标体系为衡量标准的各类大学排行榜，使大学领导者倍感压力。这种压力又被学校以各种考核形式，传递给了教师，使很多老师因为论文、成果和教学工作量的数量考评，而异常焦虑、苦不堪言。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对教师松绑，减轻对他们的量化考评，给予他们更多自由时间，进行更有成效的创造性活动。有人甚至从教育史、科学史的考察中得出结论，认为从大学的体制中挣脱出来或者摆脱依附，会更有利于大学教师的个人发展。而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的产出，也是造福社会。

但是，这种想法不免过于理想化了。从德国洪堡大学体制诞生以来的科学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大学这种组织机构，也许不是知识创造的最佳体制，但却是最有生命力、社会成本最低、社会效益最高的最佳制度设计。

科学发展到今天，已不是一个人可以单打独斗，在斗室里凭借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做出划时代成果的年代了。科学发展早就进入了“大科学”时代，科学信息的交流、试验数据的获得、课题团队的合作，都是科学得以获得重要进展的条件。而大学以特定组织形式把研究人才集聚在一起，有制度性的学术交流渠道、有物质条件的保障，能确保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各种条件。

科学研究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失败往往比成功的几率更大。但学校却有一个优势，即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其研究过程都可以作为教学案例，在教学中发挥正面作用。一个教师即便在研究中遭遇挫折，至少还有学校这种组织制度确保其衣食无虞地继续工作。

纵观世界各国的科学研究组织体系，大规模的专有科学研究体制并非普遍存在。虽然这些专门的科学研究体系，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做出了优异成就，但目前科学研究系统也在实现科研与教育结合的大规模制度性安排过渡，这本身就是教育与科学不可分离的重要体现。

所以，大学这种集教学、科研于一体的组织体系，虽有一些弊端，但确是促进文明发展的最优制度设计。可以说，即便不是最优，也是一种最不坏的设计安排。

但现在的问题是，学校间的激烈竞争、各种排行榜带来的压力，以及转嫁到教师身上各种沉重的指标考核，正在摧毁教师的创造性，且制造出了越来越多的学术泡沫。具有原创性的重大研究成果，产出越来越困难。这需要大学领导者，以及教育、科研管理部门深入研究科研规律，让教师和研究人员摆脱短期的、急功近利的科研心态，有充足的学术研究时间和心态，做出一流的科学成果。

当然，面对国际范围的指标量化给大学带来的巨大压力，要处理好自由的创造与数量的考核之间的尖锐矛盾，确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不管怎样，这都不是个小问题，而是事关民族复兴、文明发展的大问题。

撰文：刘志业（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来源：中国科学报

原文链接：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20/1/352801.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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