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政党与发展中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发表题为《政党与发展中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主题演讲，本文为演讲的主要内容。

    图源：央视摘要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政党的现代化和制度选择是非常成功的。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同时实现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可持续的社会稳定、可持续的政治制度的支持和引导，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开放性的政党，也是一个学习型的政党。

    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经验，开放使中国共产党强大，开放也会继续使中国共产党更强大。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中国方案”的概念，即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模式。

    这个模式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与民族提供了另一种制度选择。

    关于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提供中国模式和方案的说法非常具有实践意义。

    在把中国的现代化模式置于整个国际发展的视角进行总结的同时，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可以有西方之外的选择。

    “另一种制度选择”的概念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发展”与“独立”之间的关系。

    近代以来，我们所说的“现代化”是从西方开始的，西方国家先获得现代性，然后再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方。

    这不难理解，因为现代化是工业化的产物，工业化首先发生在西方。

    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现代化过程中，他们一方面需要向西方学习，获取现代性；另一方面又要保证他们自己的文明文化以及国家的独立性。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处理的问题。

    笔者主要探讨政党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

    一、发展中国家政党的治理模式与危机自近代开始，政党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治理中的主要角色。

    在西方，自从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

    在西欧城市国家崛起和统一的过程中，商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城市国家的政治主体就是商人。

    早期西方民主国家的议会里面大都是商人或者资本家，所以马克思把西方民主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或者资本主义的民主。

    早期西方的政党的政治主体是精英政治，这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基于“一人一票”原则之上的民主政治是不一样的。

    西方早期的民主是精英民主，或者说有另外一个概念，叫做精英共和，指的是一种共和政治体制。

    随着20世纪70年代“一人一票”的全面展开，西方政党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即从过去的精英民主逐渐转型到大众民主。

    今天，西方各国尤其是在英美国家，政党政治面临危机，各国普遍出现了非常典型的民粹主义政治。

    除了西方国家之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政治也值得关注。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例如在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等地的国家，二战以前都曾沦落为西方的殖民地。

    二战之后它们纷纷独立。

    在独立的过程中，政党扮演着关键的作用。

    在这些国家中，政党政治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政党。

    其政党精英主要是由西方教育培养出来的。

    这些政治精英在政治上反对西方，争取国家独立，但在国家制度选择上，他们在国家独立以后实际上选择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所以出现了一种“换人不换制度”的现象。

    现在，从理论上来说，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等地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体制都具有西方的制度形式，包括多党制、宪政、自由媒体等。

    可是，大部分国家还没有解决自身经济发展的问题。

    拉丁美洲到现在为止还是一种依附性的发展模式，它的经济结构实际上就是西方经济结构向拉丁美洲的延伸。

    非洲国家也是这样的，他们长期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传统的影响，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做到独立。

    二战后，只有非常少量的国家可以做到制度上的去殖民地化，例如，李光耀先生领导的新加坡就是一个例子。

    现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很难从制度上完全脱离殖民地传统。

    举两个例子。

    一是缅甸，缅甸为什么经常会发生军事政变？

    因为如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军队是缅甸唯一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而政党还不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

    所以，缅甸的政党在发展，但并没有能力统筹担负起国家发展的责任。

    另一个是印度。

    印度以前的国大党实际上是一个家族性的政党，而现在的莫迪政党是地区性的政党，正在试图向全国性的政党发展。

    在缺失全国性政党组织的情况下，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就很难重建符合自己文明文化的制度，从制度选择来说，还没有走到真正独立的地步。

    政党政治可分为两种类型:1、第一种类型的政党。

    其政党精英主要是由西方教育培养出来的。

    2、第二种类型的政党。

    是指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党开始出现的转型模式。

    第二种类型的政党。

    是指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党开始出现的转型模式。

    这些国家的政党也有两类：其中一类国家，例如俄罗斯和匈牙利，他们早期也接受了西方模式，但是很快就发现西方的模式很难促进自身的稳定与发展，所以再回头选择了西方所说的“集权政治”。

    尽管这些国家也有选举，但是不被西方认定为民主国家。

    一些东欧国家面临的难题就是：西方很关切他们，但是西方对他们的地缘政治的关切多于对他们的民主政体的关切。

    另一类国家，例如波兰，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实行了新自由主义，跟西方存在着密切的依附关系。

    这是一种可以称之为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新依附。

    当然从历史来看，这些国家跟西方文化有天然的联系。

    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些国家在“新依附”的情况下，能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笔者认为，这还是一个非常大的疑问，需要我们进一步观察。

    二、中国政党的“三个可持续性”经验地看，中国政党的现代化和制度选择是非常成功的。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同时实现了“三个可持续”:1、实现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2、实现了可持续的社会稳定。

    3、实现了可持续的政治制度的支持和引导。

    （一）实现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1980年代中国还是世界上比较贫穷的国家，但是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人均GDP从1980年代初的不到300美元提高到2020年的11000美元。

    中国成功避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有效防范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向中国的扩散。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中国是唯一一个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二）实现了可持续的社会稳定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基本面是非常稳定的。

    如果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发展跟社会稳定是一对矛盾。

    法国作家托克维尔在其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出了“托克维尔难题”：社会稳定可能是发展的产物，不发展一定会贫困，但如果发展过程中把握不好，社会也会出现不稳定。

    托克维尔所分析的法国大革命就是案例。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原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也很快，但社会很不稳定。

    当时欧洲社会发生了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本人也参与了社会主义运动，并且成为领导者。

    最近的例子是美国。

    之前，美国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

    在1945—1980年代的那波全球化中，美国的中产阶层达到70%。

    不过，从1980年开始，美国尽管经济还在快速发展，但中产阶级一直在萎缩，萎缩到现在已经不到50%。

    一旦民粹主义崛起，社会就变得不稳定。

    一个社会的中产规模从70%萎缩到50%，这个社会的不稳定就很容易理解。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经济发展就会达到社会稳定，社会不稳定也可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中国实现了可持续的社会稳定，这跟我们的政治体制是有关系的。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不仅产生了40%的中产阶层群体，更使得8亿人脱贫，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发生过的。

    笔者觉得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进步不仅在于这个社会生产了多少富人，更在于这个社会减少了多少贫困者。

    在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迪顿(Angus Deaton)写的《逃避不平等》(The Great Escape)中，前面几十年世界大部分减贫是中国贡献的，印度也贡献了一点点，很多国家，尤其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不仅没有减贫，反而变得更加贫困。

    所以，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可持续的社会稳定往往不是同时的，而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只有中国，其他也有一些小经济体实现了这个目标。

    （三）实现了可持续的政治制度的支持和引导这是中国可以同时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和可持续社会稳定的重要制度根源。

    到现在为止，西方认为中国模式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

    可能中国没有西方所定义的那种政治改革，因为西方定义的政治改革就是多党制，多党轮换，除了这个就不是政治改革。

    正是因为没有西方所定义的政治改革，我们用我们自己所定义的政治改革，才取得了成功。

    对执政党来说，关键是不仅要与时俱进，而且还要领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

    三、“三个可持续性”的关键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党制度中国同时实现“三个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党制度。

    从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笔者在这里主要讲两点，即中国共产党非常有效地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和“西方（外国）”的问题；另一个是“西方化”和“传统的现代化”的问题。

    第一，和改朝换代的农民革命不同，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政党。

    基本上，中国共产党是20世纪五四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物，一开始就跟西方和国际社会有关。

    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在跟西方打交道，这就决定了相比以前的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一种全新的不同的政党。

    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并非是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中国革命就不会成功。

    同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全面向苏联学习。

    但是当中国共产党意识到苏联体制会影响到中国的独立自主后，毅然决然选择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也向西方学习、向美国学习、向日本和欧洲等学习，有一段时间社会上也出现了“西化”的思潮和行动，但是我们很快又回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总之，向西方学习是应当的，但学习是为了更加独立自主，而不是去依附别国。

    所以说，中国共产党跟外部世界的关系处理得非常科学。

    第二，中国对“现代化”的重新定义非常重要。

    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现代化。

    在这个过程中，也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

    早期，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中国的一些政治“精英”把现代化视为西方化，甚至是全盘西化。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普遍认识还是我们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

    但是到今天，中国共产党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经验，但是我们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传统的现代化。

    这也是今天中国“文化自信”概念产生的深刻背景。

    四、中国共产党要坚持开放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开放性的政党。

    这尤其反映在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深化认识和不断定义上。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开放的概念，需要根据实践不断地被定义。

    毛泽东时代定义的社会主义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邓小平时代定义的社会主义是要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脱离“贫穷的社会主义”，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我们现在定义的社会主义是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

    对中国来说，历史永远不会终结。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以后，西方匆匆宣布西方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好也是最后一个体制。

    但是，中国共产党却是从那时又开启了新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学习，在学习中开放，这是一个不断革新的发展模式。

    从世界上各个文明发展史来看，凡是开放的就会是进步的，凡是文明的就会是可持续的。

    很多政党在模仿西方的政党，仅仅模仿是很容易的事，但是不是能够做到可持续？

    这一点更为重要。

    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中国文明的现代化。

    但中国文明的现代化完全不妨碍我们学习西方以及学习任何一个国家的优点。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制度是“另外一种制度选择”，而不是反西方的制度。

    现在有些人尤其是西方反华人士把中国体制描写成中国制度威胁论，认为是反西方的，这是意识形态偏见在作祟。

    我们要客观地承认，我们很多制度是学习包括西方在内很多国家的制度而得到的，但是我们是一个非西方的制度。

    对此，人们没有必要进行过分的民族主义的解读。

    一个政党必须是一个开放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一直是开放性的政党，始终与时俱进，开放式建党，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成功的地方。

    因为只有在开放的情况下，才能面向未来的历史；只有面向未来的历史，过去的历史经验才会有用。

    所以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奋斗的经验就是：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开放的产物，开放使中国共产党强大，开放也会继续使中国共产党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