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经济学——收入分配——分配的成本

    批评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文献，连篇累牍地抨击所谓的分配机构成本太高。

    他们把国家和政治机构的全部费用，包括军事和战争开支，都列入这种成本。

    自由竞争产生的社会代价也被算在内。

    所有的广告开支，与竞争有关的人事活动，诸如代理机构和差旅等等，以及企业保持独立、为避免被合并为更大的单位或被迫加入卡特尔所进行的努力——这使专业化成为可能，从而使生产变得更便宜——所带来的成本，统统被记在资本主义体系分配过程的账上。

    这些批评家认为，通过消除这些浪费，社会主义能省下一大笔钱。

    社会主义能够节省出可被恰当地称为国家开支的那笔费用，这一期望源自一种教义，尤其是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一派的社会主义者都相信这种教义，它认为在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国家强制是多余的。

    他们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对于支配着任何社会的简单的基本规则，会从必须遵守很快就变成习惯于遵守”。

    但它又以如下提示做后盾，即“逃避这种全民的计算和监察就必然会成为极难得逞的、极罕见的例外”，会招致“极迅速极严厉的惩罚”，因为“武装工人”不是“重感情的知识分子”，不会“让人跟自己开玩笑”。

    所有这一切，都只是玩弄字眼儿。

    监察、武装、惩罚，这些难道不是“特殊的镇压机构”，不正是恩格斯自己所说的“国家”吗？

    这些强制是由武装的工人——他们带着武器是不能干活的——还是由身着警服的工人的儿子来实施，并不会使实施强制的花费有所不同。

    但是，国家作为强制机构，不仅针对自己的居民；它对外也实行强制。

    只有世界大同才没有对外强制，因为那里没有外国的领土，没有外国人，没有其他国家。

    从根本上敌视战争的自由主义，希望给予整个世界以某种国家形式的组织。

    就算这一点能实现，仍然无法设想没有强制机构。

    即使每个国家的军队都被取消，我们也不能没有一个世界性的强制机构、一个世界警察来保证世界和平。

    社会主义无论是联合所有国家实现大同，还是让它们各自独立，在任何情况下，离开强制机构它也将一事无成。

    社会主义的强制机构也要花钱。

    它比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应费用究竟更多还是更少，我们自然不敢说。

    我们只需知道，这部分费用是社会红利的扣除。

    至于资本主义分配过程的浪费，无须多言。

    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本来意义上的分配，因此没有分配成本。

    交易费用及类似支出不能被称为分配成本，这不仅因为它们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特殊过程的分配的成本，而且因为用于这些目的的服务所产生的后果，远远超出了产品的分配。

    竞争并不局限于分配；分配只是它的服务的一部分。

    竞争同样服务于生产过程，对于任何试图确保较高生产率的生产组织来说，这甚至更具根本性。

    因此，把这里的费用同社会主义的分配和管理机构的费用仅仅进行量的比较是不够的。

    如果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降低了生产力一一我们后面将会谈到——那么它节省下商业差旅、经纪人和广告商的劳动就没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