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梁鹤年的思维（16）——典型“居”

    当前，全国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正在加紧编制中，迫切需要新时代规划理论与方法的指导和域外经验的借鉴。

    梁鹤年教授曾任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院长，其研究领域包括国土空间规划与中西文化比较等，庄少勤副部长曾高度评价“梁先生不仅是位融汇东西的规划思想者，也是位知行合一的规划实践者”。

    按照部领导有关加强理论研究的要求，经学会领导研究，并通过与梁鹤年先生本人沟通，特在中国土地学会平台开设“梁鹤年的思维”专栏，陆续推出梁鹤年系列规划学术成果，以资借鉴，敬请关注。

    )人与居（16）典型“居”“居”是空间接触的载体，是不同的“人”在追求和供给空间接触机会上的“交易之所”。

    人聚居是为要增加空间上的接触机会：聚得越多、越密，接触机会越大；但同时，生活空间会越紧张，环境素质越差。

    不同的人会追求不同的空间接触，避开不需要的空间接触。

    “居”是以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和人口密度来定性的。

    （1）人口规模支配空间接触的“数量”，无可争议。

    （2）人口结构支配空间接触的“类别”。

    人以最省力的手段去追求最多和最优质的空间接触。

    他主观（个人年龄，性别，生命阶段，或企业规模、类型、发展阶段等）判断什么是他要追求（正面）和避开（负面）的空间接触，并且按这些判断去选择最能满足他需求的“居”。

    他的经验和想象力会引领他倾向某类型的“居”，并设想此类型的“居”会满足他的需求，不然他就会失望和抱怨。

    但是，他的年龄、生命阶段也在不停改变，影响他的需求。

    所以，在一定的时、空里，一定的人口规模下，不同的人口结构会产生不同类型的“居”。

    通过观察和比较人口规模相近的“居”中的居民对空间接触的满意度，可以分辨出不同类型的“居”吸引相应类别的“人”。

    （3）人口密度支配空间接触的“强度”：密度越高，空间接触（正与负）越多、越紧、越频。

    空间接触的强度是“双刃剑”，因为它会同时增加正面和负面的接触。

    不同的人会做不同的取舍。

    有些人注重追求正面的接触，为此，会愿意承受多一点负面的接触；有些人注重避免负面的接触，为此，会愿意放弃一些正面的接触。

    但这些取舍的关键点在于空间接触的“素质”。

    空间接触的多、紧、频只是空间接触素质（好与劣）的必需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当然，空间接触只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活动的空间现象，而生产、生活、生态活动受经济模式、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所支配。

    这是规划者改变不了的（起码不能直接改变，但当然会有间接影响），是规划的“天时”。

    但是在同样的天时下，以及同类型的“居”里，规划仍可以给人不同的空间接触满意度（安全、方便、舒适、美观），反映在“居”内的土地部署、道路系统、功能等级、园林格局、楼层分布、城市肌理等之上，亦即是“居”的“素质”。

    这就是规划工作的焦点——“人”与“居”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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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院长、教授。

    （2009年荣誉退休）。

    曾就读于香港大学（建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城市规划）、英国剑桥大学（土地经济）和英国雷丁大学（土地发展与管理）。

    研究范围包括土地与城市规划、基础设施规划、政策分析方法、西方文化基因。

    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在加拿大担任联邦财务部顾问，并创办“国家不动产高级官员论坛”、“企业地产高级研修班”，及亚太区驻加拿大大使的“大使论坛”。

    2003年入选《加拿大名人录》。

    1986年开始回国讲学，并任我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住建部、自然资源部高级顾问和专家组成员。

    除城市规划外，在科技、经济、金融、贸易、文化等方面出版了大量的专著与论文。

    2002年由中国国务院授予外国专家最高奖——“国家友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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