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尧、邓稼先、王承书......他们都为钱三强而来

在1999年国庆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23人中，有15人是由钱三强动员回国的。钱三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交叉学科倡导者”。今天，在他离开我们30年之际，“中国科学家”带大家回顾钱老为中国科学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

异国求学，攀登科研高峰

1937年，24岁的钱三强怀着“科学报国”的志向踏上了前往法国的轮船。

同年9月，他进入世界闻名的居里实验室，师从居里夫人的长女伊莱娜·约里奥-居里，攻读博士学位，开启了他10年的原子核科学研究。钱三强的研究内容是核科学的前沿——用云雾室研究含氢物质在α粒子轰击下所产生的质子群。这个研究课题对刚赴法国的钱三强来说，困难且艰深，所有的工作都要一点一滴从头做起。钱三强每天很早起床乘地铁去实验室，工作一天后回到宿舍还继续整理资料、写实验报告。生活平淡，但他却乐在其中。很快，虚心求教、努力钻研的钱三强得到了居里夫妇的认可，被选为助手。身在异国的钱三强每时每刻都在牵挂着祖国，并一直为归国做着准备。1942年，钱三强在滞留里昂时自学了量子力学。1945年，他又赴英国了解原子能的最新发展。有同事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比不得你们，各人干各人的事。我回国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什么都得会干，样样都得学会才行。”

钱三强在塞纳河畔1947年，钱三强迎来了他科学事业的第一个巅峰，他和妻子何泽慧发现了原子核裂变的新方式——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以及对铀核三分裂原理的解释。他们发表的《论铀核三分裂的机制》一文引起了世界核物理学界的高度关注。钱三强夫妇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钱三强和何泽慧在法兰西学院用云雾室设备上做三分裂和四分裂实验

此时，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正处于科研事业巅峰期的钱三强，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放弃优越的科研环境和生活条件，回到祖国。面对别人的不解，他说：“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都是有祖国的.....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应该回到祖国去，和其他科学家一起，使原子核这门新兴科学在祖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1948年，钱三强（右）同约里奥—居里夫妇在住宅花园合影

1948年，钱三强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

招贤纳士，铸造中国核盾牌

归国后的钱三强将自己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在关键时刻，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钱三强坚定地选择了后者，他放弃了个人的研究事业“转行”科学组织。钱三强很早就认识到当时中国科学研究的弱点：“都是科学家个人凭着为国家富强的热情和献身科学的精神，在经费拮据、人员不足、手段落后的困难条件下，自发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缺乏计划性，谁也没有长期准备……彼此缺乏了解，互不联系，难于进行集体合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钱三强亲自前往各地挖掘和邀请科研人才，并先后请来了彭桓武和王淦昌两员大将。此后，他进一步把原中研院物理所、北研院原子学所、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一些骨干力量邀集到一起，参加近代物理研究所初期的筹建工作。

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来源：中国核工业公众号在他的“网罗”下，赵忠尧、杨澄中、邓稼先、王承书、杨承宗、夏培肃等一大批相关领域的科学家集结在近代物理研究所。仅仅五年时间，近代物理所就由初创时的十来个人，增加到1956年的638人，组成了中国原子核科学的研究中心。

1951年春，近代物理研究所部分工作人员合影

来源：中国核工业公众号

为筹建核科学必需的反应堆和加速器，钱三强率领30余人的科研团队，于1955年赴苏学习相关技术。这支队伍人员构成多样，有声誉很高的科学家，有基础扎实的科技骨干，还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青年科研人员。他们要进修的研究方向和工作职责也各不相同，钱三强是负总责，侧重反应堆与物理方面，冯麟负责反应堆方面，力一负责加速器方面，何泽慧负责物理实验方面，彭桓武负责理论方面等。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钱三强再次发挥了集聚人才的特长，将黄祖洽、何祚庥和何泽慧等人聚在一起，组成了轻核理论组，专门从事氢弹理论探索和研究工作。在钱三强的亲自组织和领导下，轻核理论组最多时曾有40多人，共撰写有价值的研究报告和文章69篇，很好地探索并认识了当时还完全陌生的氢弹理论及许多关键性概念。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原子能所轻核理论组的精兵强将带着所有研究成果合并到核武器研究所。之后，钱三强在完成自己科研工作的基础上，带领两个实验组一起开展各种学术讨论和科研攻关，为氢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时主持中国科学院日常工作而又最知情的张劲夫，在他1999年撰写的回忆文章“请历史不要忘记”里写道：“我们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三强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原子弹爆炸以后还要搞氢弹，而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只有2年零8个月。这个科研理论方案和课题是三强很早就提出来的。有人总认为三强自己没参加具体的研究工作，我则认为如果没有他做学术组织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内行地及早提出这些方案与课题，你怎么赶上和超过别人。他早就出了题目，我们早就动手了，早就把方案搞出来了。”

高瞻远瞩，一代战略科学家

钱三强还具有前瞻性思维和战略眼光。

早在五六十年代，他就对高能物理研究领域有着自己的规划和前瞻性视野。1977年，钱三强作为科学院的业务主管出席高能加速器方案论证会，讨论和审查工程总体方案和预测模型加速器初步设计方案，并与众多国际知名学者展开交流。20世纪80年代，钱三强担任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中方主席，由他牵头，双方签订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项目计划。可以说，钱三强为中国高能物理领域的国际开放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1982年3月8日—9日，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高能所举行（拿水杯者为钱三强）

来源：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官网

在科研以外的领域，钱三强同样发挥着自己的价值。他在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期间，对我国学位制度和改革方向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提出了我国建立学位制应遵循的几条原则：我国的学位制度，既要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接轨，授予学位时要有严格的标准，避免被西方国家轻视，并在科研水平的逐步提升中实现对西方国家赶超，又要保持中国特色，为国家发展服务，在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些意见和建议，在今天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此外，钱三强对我国农业发展也十分关注。1987年，他曾与李昌、于光远、石山、卢良恕、李宝恒等6人，联名提出《关于深入改革农业和粮食管理体制的建议》，得到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并由中央有关部门组织召开了“关于深入改革农业的粮食管理体制座谈会”。

钱三强等人所提“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四靠管理”的“四靠”建议思路被采纳，很好地推动了三农问题的改革发展。钱三强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祖国的科技与社会发展之中，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为国奉献、为民造福的一生。然而，他却始终保持艰苦朴素、低调为人的作风。曾经有记者写了一篇关于钱三强的文章，阐述他对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伟大贡献。看到文章后，钱三强托人郑重地告诉那位记者：“有些对我过奖了，‘过’则不‘实’。”他更愿意他以“卵石”“沙粒”自居：“我作为一个老科技工作者，能把自己化作卵石、化作沙粒，铺垫在千军万马去夺取胜利的征途上，而感到高兴、欣慰！”“学以致用，报效祖国”，是钱三强在异国他乡时的座右铭，也是他毕生的追求。他的一生，是追求科学真理的一生，也是为国家富强、科技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一生。他的名字，必将与他为我国科技事业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一起，永远熠熠生辉、光照科技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