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视域下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当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速形成，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重塑着中华民族与世界的关系。宏大的时代主题离不开有力的精神支撑。千百年来，大运河是中华文明传承赓续的主要动脉，也是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重要纽带。依附于大运河的贸易交换、人员交往和信息交互孕育出独特的以开放性、兼容性和互利性为主要特征的大运河文化，并成为形塑中华文明的重要基因。所谓文化，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大运河文化兼容并蓄、和谐共生、合作共赢的历史价值和人文理念，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彰显出特别的现实意义。

大运河是啮合传统“双循环”的传动齿轮

从文明内化的角度来看，奔腾不息的大运河贯穿吴越、淮扬、中原、齐鲁、燕赵和京津等六大文化圈，自古便是一条教化昌盛、人文荟萃，带有鲜明地域标识的文明载体。如果说长城是凝固的历史，那么大运河则是流动的文化。在传统的中国地域版图中，大运河既贯穿南北，又衔接东西，与长江、黄河等五大水系及各类交通枢纽纵横交织，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框架。尤其是在工业文明之前，大运河是最重要的南北物流与交流大动脉，并直接联通到当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其流动性与开放性，有力推动了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加速了中华文明的聚合与内化，并助力孕育出大一统的民族价值认同，为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文化供养。

从联结中外的角度来看，大运河犹如一对张开的巨大臂膀，挽起了中华文明与世界交流的大通道。历史上，我国对外交往主要依赖“路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前者以洛阳为起点，经西域，延伸到西亚、南亚，乃至欧洲腹地；后者从宁波出海，直达东亚、东南亚，远至中东和非洲。大运河分别在宁波和洛阳与两条丝绸之路交汇，成为草原、沙漠、农耕、海洋等不同属性文明间人员、商品与文化循环交流的关键枢纽。各种文化经由大运河相互吸收、融合、涵化，在互联互通中相互融合，进而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发生着量与质的转变。文明因差异化流动建立起异质共存、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运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充当着中华文明“内循环”与“外循环”啮合传动的齿轮。同时，开放交流的运河属性铺就了大运河的精神底色，对内凝聚认同，向外融汇有无。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大运河与附着其上的各种物质与精神脉络，编织出一个巨大的文明网络，沟通着古今，连接着世界。

依托大运河为新发展格局构建文化轴心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不同于“闭门造车”式的封闭型循环，也不同于“大进大出”式的外向型发展。这是一种统筹国内与国外、兼具开放与自主、着眼继承与创新的辩证性发展战略。如果说经济是物质文明的基础，那么文化就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物质文明的发展离不开精神文明的支撑，经济繁荣需要文化的浸润和推动。打造新发展格局，亟待构建一批能够溯清自我、沟通世界、承载未来的文化轴心。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加快融入国际大循环，实现了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归根到底要立足自身，要走自己的路、靠自主发展、自立自强。文化彰显着民族的底蕴和特质，其自信、自觉与自省是国家自立自强的精神根源。上下两千年，南北三千里，大运河动脉串联起8省35市的无数文化节点，游离其间的历史、风土、人文、价值和理念等积淀，是为数不多的能将中华文明精髓要素串珠成线的文化长廊。进入新时代，大运河勾连着长三角、黄淮海和京津冀等中国最具活力的现代都市圈，其航运、调水等新旧功能叠加，依旧为当代文明提供着生生不息的滋养。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禀赋让大运河文化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脊梁，尤其是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的人文护持。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动力是推进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从我国国情出发，以畅通内循环为主，依托更深层次的改革，创新国内分工和技术体系，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一直以来，大运河是中华文明内聚性和外延性高度统一的文化窗口。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归结为“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代表了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当前，大运河勾连着中国社会发展最为成熟、创新要素最为集中、对外交流最为活跃的地域和人群，其沿线也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碰撞交融、转承化合的最前沿。可以说，新时代的大运河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其兼容并蓄、和谐共生、合作共赢的精神内核与各国所追求的和平与发展、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能够为新发展格局注入磅礴的文化向心力。

做好新发展格局下的大运河文化表达

文化作为人类物质和精神生产的总和，是极具感染力的集体记忆，也是最具穿透力的沟通语言。随着新发展格局深入推进，大运河作为标识中华文明的关键载体，向内培育认同与自信，向外联通民族与世界，对打破区域隔阂、化解文明冲突、弥合价值差异，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历史启迪与现实意义。但文化的阐释与传播并非自然生成的，尤其是大运河文化跨越着时代、地域和族群等鸿沟，亟待完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更具活力、更有张力、更显魅力的转向与表达。

在融入和服务社会发展中激发文化活力。任何一种文化的繁荣都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和支撑。大运河文化因运河的繁盛而兴，也在近现代因其交通地位下降而逐渐弱化。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活态传承”。要推动文化战略与经济生产、人民生活和社会生态等同频共振，挖掘延伸大运河在航运、灌溉、生态等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不断夯实文化创造与传播的现实载体。

在继承和创新传统文化中凝练精神内力。深究大运河文化的精神内涵，从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到天下为公的世界观，从以民为本的治世之道到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其哲学内核与精神品格杂糅其间，无不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情感、省思与智慧。这种独特性本身就是形成文化跨域传播的重要动力。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要在把握独特性中塑造品牌性，通过传承连接中华传统与现代中国，通过创新实现传统文化表达内容、载体和方式的当代呈现。

在融通和互鉴多元文明中释放时代张力。人类进步的真义在于交流互鉴。聚四面之水，汇八方之缘。运河文化本质上就是国际对话交流的通用语言。据统计，全球52个国家分布有500多条运河，沿线有3000余座城市，其发展诉求、水利技术、文化内涵等诸多方面呈现出超越时空的价值共性。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要在把握这种共通性中，以“双循环”视角推进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时代相遇。在不同文化、文明间的交流对话、互学互鉴中，增加彼此的理解、尊重与喜爱，从而让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精神随着运河奔腾不息。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