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一个世纪一座丰碑学术资讯

侯仁之（1911—2013）

他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之一，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将他誉为中国最富有激情的地理学家；他被称为“北京史的巨擘”，如果没有他，人们难以像今天这样了解北京城的历史；他是最早接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中国人，如果少了他的敏锐和果敢，我们或许要在“申遗”的路上徘徊更久。他，就是侯仁之院士。

埋下兴趣的种子

1936年，侯仁之（右）和弟弟侯硕之在清华大学

侯仁之祖籍山东恩县，1911年12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枣强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侯天成大学毕业后，携妻子刘毓兰从原籍山东恩县来到河北省枣强县肖张镇，在镇上一所教会学校任教。侯仁之的母亲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但侯仁之的外祖父教她学会了识字读书。侯仁之幼时身体孱弱，难以坚持正常上学，总是上一阵学、休一阵学，这对他是很大的打击。所幸，母亲给予了他最真切的关怀，为他订阅了不少画报作为启蒙教材，这在小小的县城是一件很奢侈的事。侯仁之从画报中了解到了人生与世界，他苍白的世界也因之变得五彩斑斓。母亲还着力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和劳动习惯。侯仁之和弟弟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要求他们洗一些小件的衣服。院子里有两条甬道，母亲要求他们各扫一条，看谁扫得又快又干净。母亲将两条甬道命名为“津浦路”和“京汉路”——这是当时最有名的两条铁路。有了象征性的名字，两个孩子干劲十足。从这一个细节，我们就可以充分领略侯母的教育风范，把道路扫干净也是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作家卞毓方说，侯仁之后来迷恋历史，继而又迷恋上历史地理，这种兴趣与倾向，可能早在他与弟弟争扫甬道时就埋下了种子。童年和少年时代，侯仁之在母亲的悉心呵护和独出心裁的教育下，养成了喜爱读书、爱惜书籍和勤劳节俭的习惯。初中毕业后，母亲不幸病逝，但侯仁之对母亲的教诲铭记终生。1931年秋，侯仁之步入了潞河中学的大门。当时潞河中学刚迎来它的第一届华人校长——陈昌佑。陈昌佑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上任后最大的改革就是取消了传统的宗教课——尽管潞河中学是一所宗教学校。他积极推行“循循善诱”“三育完备”的人格教育，希望每个学生都能获得全面的发展，以卓越的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潞河中学是所教会学校，非常重视外语，许多课程都是用外语进行教学，但学校也非常重视国学，开设了许多传统文化课程。这为侯仁之奠定了扎实的外语和国学基础。在常规的必修课和选修课之外，潞河中学还设置了许多特色课程。由于学校周围是农村，就在校内开设了园艺课，建立了养蜂场和苗圃，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学校还组织学生到曲阜和泰山进行游览，拓宽他们的知识视野；去盐场参观、医院做调查，借此加强对社会的了解。这些都增强了侯仁之对自然、地理、历史的兴趣。

走上历史地理学研究之路

1991年，80岁的侯仁之在野外考察时跃过小河

历史学在侯仁之心头跃出，首先是因为顾颉刚。1932年，侯仁之在因日本侵华而产生的苦闷中读到顾颉刚的《贡献给今日青年》一文，文中主要鼓励青年到民间去，呼吁民众不要空谈误国，对侯仁之产生了很大影响。

1932年秋，侯仁之因仰慕顾颉刚的学识和品格，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系，投师于顾颉刚门下。燕京大学教育的一大特点，就是在课堂教学之外，为师生提供课外的接触条件。侯仁之在自传里写道：“在我进入燕京大学之后，我从顾颉刚教授那里获益最大的除去古典地理著作的学习之外，还积极参加了他所主持的以研究我国沿革地理为主的‘禹贡学会’。”他还参与到顾颉刚发起的黄河后套水利考察项目中，这个项目令侯仁之感受到，野外实践调查比起单纯的政区沿革研究更有意义。

顾颉刚开设了“古迹文物调查”实习课，每隔一周的周六下午要带学生到他事先选定的地点进行实地考察。事前，他会让侯仁之根据他提供的参考资料和侯仁之的勘察所得写成书面材料，发给学生作参考。一次，在河北张家口的实习中，侯仁之在长城上注意到一处有特殊形制的残存建筑，回校后他查阅了相关资料，得悉这是明代长城设置的马市遗址之一，这引发了侯仁之进一步探索的兴趣，最终写成两篇论文发在《燕京学报》上。这两篇论文是侯仁之第一次把对一处古代遗址的研究扩大到一个地区，也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历史遗迹应该得到充分重视。

第二位对侯仁之有深刻影响的人是洪业教授，其影响潜移默化，几乎贯穿侯仁之的一生。日寇进占北平城后，有消息传出要逮捕抗日活动者，顾颉刚因组织编写宣传抗日的读物必难幸免，于是转入内地。之后，侯仁之就转为洪业（煨莲）教授指导下的研究生。其实，早在侯仁之读大学时他们就已经建立了联系。侯仁之读大二时，洪业开了一门“史学方法”课，正是这门课引导侯仁之走上了治学之路。

在课堂上，洪业独出心裁的教学方法和严格要求，使侯仁之受益终身。在科学论文写作训练课上，洪业的要求十分具体，如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必须在写作中注明资料来源、必须有新的发现或新的说明、必须按一定格式写文章等。这让侯仁之在学术生涯的初期就习得了学术规范，当他把自己的一篇论文拿给导师看的时候，洪业审阅后给了“佳甚”的批语。不久，洪业发现侯仁之的学术兴趣从历史学转向历史地理学，就有意为他安排出国深造的机会。1938年下学期的一天上午，侯仁之来到洪业家中，见面时洪业便讲：“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英国利物浦大学虽不如美国哈佛大学有名，可是那里有一位地理学名师，可以把你带入历史地理学的领域里。”这决定了侯仁之一生深入进行学术研究的道路。

由于战争原因，侯仁之一直到1946年才前往利物浦大学攻读历史地理学，侯仁之的导师达比教授正是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留学英国，使他对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和主要研究方法有了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这为他后来引进西方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深刻反思我国传统历史地理学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北京城深入沙漠腹地

1997年，侯仁之站在《北京建城记》碑旁（碑文为侯仁之所写）

1949年夏，侯仁之获得博士学位。他立即准备回国，赶在9月27日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天回到祖国。回国后，他继续在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地理学，又应梁思成之邀在清华大学讲授“市镇地理基础”课程，兼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随后还担任了“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北京大学迁入燕园，侯仁之任教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开启了他在新中国的学术之旅。

当时，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学科，尚未具备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严谨的工作方法，普遍把历史地理学看作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对此，侯仁之持反对意见，他认为传统的“沿革地理”重点在于对历代疆域和行政区划进行考订和复原，但这并不能满足历史地理的需求。因此，他在1950年建议将大学历史课程中的“中国沿革地理”改名为“中国历史地理”，并获教育部批准。历史地理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侯仁之认为，它是一门研究在人类历史时期主要由于人的活动产生或影响的一切地理变化的学科。

他从本源上探索历史地理学的定位问题，拓宽了传统历史地理学的内涵。侯仁之吸收现代的地理科学方法，把历史地理研究依托在地理科系，使研究历史上的地理问题这门学问从传统的史学附庸中解脱出来。他对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性质，以及它和传统沿革地理的区别等关系的论述，使当时人们对历史地理学科的认识上了一个新台阶。侯仁之对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始于1946年撰写的论文《北平金水河考》、1949年在利物浦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北平历史地理》。

此后，侯仁之先后对北京城的起源、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首都城市规划、旧城改造、古遗址保护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出中国古代帝王在都城建设中的深厚意识形态背景，为北京城的历史地理研究建立了完整的科学体系。1986年5月，《北京历史地图集》出版，这项工作既填补了北京历史地图编辑出版的空白，也为了解北京历史的演进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在历史地图的编制中，有一些重要地方的名称虽然见于记载，但位置难以确定，都要依赖实地勘察来提供必要的佐证。

侯仁之及其团队在数年间进行野外考察50余次，行程达5000公里，考察地点涉及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的35个县区。在今天的北京，处处都有侯仁之关于“老北京”的墨宝，这体现了侯仁之对北京这一古城的热爱，是一种渗入历史肌理的情感。20世纪50年代，他率先在历史地理学界提出应“跳出小书斋，走向大自然”的倡议，并身体力行。

当时，国家提出关于西北六省区的治沙利用与改造的任务，由中国科学院组织治沙队对沙漠开展考察研究。这意味着，侯仁之要从他十分擅长的城市历史地理研究领域抽出相当一部分时间，投身于完全陌生的沙漠历史地理研究，这无疑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但是侯仁之很快打消了思想顾虑，毅然走向沙漠。1960年至1964年，他连续深入宁夏河东沙区、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及鄂尔多斯高原、陕西北部等地沙漠进行野外考察。

在对宁夏盐池、灵武一带的沙漠化和土壤侵蚀状况进行为时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之后，侯仁之通过对沙样、土样、植物标本等的勘测，结合史籍文献相互印证的研究，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关于西北沙漠地区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研究的专题论文《从人类活动的遗迹探索宁夏河东沙区的变迁》。这是国内学者第一次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对宁夏河东沙区的环境变化作出的系统探讨。

后来侯仁之又多次深入我国西北沙漠地区进行历史地理考察和研究，对分布于沙漠地区的古代遗址以及人地关系进行研究，揭示了人类早期活动对沙漠地区自然环境的影响和规律，为西北防沙治沙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借鉴，在沙漠历史地理学上取得了开创性成就。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拥有丰富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在世界遗产资源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截止到1985年正式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之前，我们不能享受签约国的一切权益，更无法推动有利于全球合作的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侯仁之在出国进行学术研究时了解到此公约，认为中国有数不胜数的文化遗产和自然胜地，这是一个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绝佳机会。

1985年，侯仁之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了一份提案，在提案中强调我国参加该公约的重大意义，建议我国尽早加入该公约并争取加入世界遗产委员会，推动这项既有益于我国，也有益于世界人民精神文明的国际文化科学事业。此项提案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并获通过。1985年12月12日，中国终于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之一，并从1987年起开始进行世界遗产申报工作。目前，我国已有56项世界遗产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当它们的光芒闪耀于天地之间时，当更多的文化遗产因获得有力保护而转危为安时，侯仁之的名字值得被记忆与敬重。

2013年10月22日，侯仁之先生与世长辞，享年102岁。自青年时代求学燕园，直至耄耋之年，他始终坚守在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钻研。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专著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发展的一笔宝贵财富，他用将近一个世纪的辛勤耕耘，在我国历史地理学上树立了一座不朽丰碑。

1936年秋，侯仁之（左）对石渠遗址做实地考察时，在广润庙遗址以北四王府村访问村民李二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