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拥军：健康研究为人类长久健康地生活而存在

作者：陈祎琪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23年是《柳叶刀》创刊200周年。《柳叶刀》主编、《柳叶刀》系列期刊出版人Richard Horton撰写社论认为，本世纪关键优先事项的健康焦点领域包括全民健康覆盖、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精神健康、气候与健康以及健康研究。为此，结合上述健康焦点领域，本报联合《柳叶刀》采访相关领域的中国学者，以期更好地发出“中国声音”，助力健康中国，服务全球健康。本期主题是健康研究，记者采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拥军教授，以下是采访实录。

王拥军（受访者供图）

脑血管病是我国第一大疾病负担

记者：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的脑血管疾病负担情况如何？

王拥军：《柳叶刀》刊登的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是最权威的数据。脑血管病是全球第三或第四大疾病负担，自2015年起成为中国第一大疾病负担。与全球相比，中国人群的终身疾病风险更高。国际上脑血管病的终身疾病风险率是24%，而中国人群的终身疾病风险率是39%。

在病因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人群患病的危险因素与西方有所不同。例如在东亚人群中，脑血管病危险因素排名靠前的是水果蔬菜摄入不足、PM2.5污染，这些在西方可能排不到前十位。这提示我们，中西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不同，如果用西方国家的数据设计中国研究，可能就会落入研究“陷阱”。

记者：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脑血管病的防治策略应当如何布局？

王拥军：今年即将发布《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心脑血管病行动的第二版，相较第一版，增加了很多脑血管病方面的内容。其实国家在脑血管病防治方面做了很全面的布局，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人群筛查，我国已有国家专项卒中筛查项目。第二，医疗机构能力建设，即卒中中心认证，现在全国已经认证了三四千家初级和高级卒中中心。第三，提升院内医疗质量。十年之间国家布局了脑卒中国家质控中心，现更名为国家神经系统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定期监测现有的2479家哨点医院，实时采集数据，了解医疗质量的变化趋势。第四，开展医疗质量改进行动，比如引进国际上的PDSA（计划-执行-研究-行动）、数据反馈等方式都非常有效。

记者：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应如何做好脑血管疾病的防治工作？

王拥军：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脑血管病患者越多。目前，在中国的城市中，尤其是北京、上海、香港等特大城市，已经迎来了疾病控制的拐点；但农村地区发病率仍在攀升，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公众健康素养不高和农村地区优质医疗资源稀缺。

中国农村人口接近全国人口的一半，不解决农村问题，中国脑血管病的防治拐点永远不会到来。所以下一步，加强农村地区脑血管病防治应是第一要务。

我所在的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做了很多基层项目，今年还会以山西省阳曲县等为示范县，进行全人群的筛查，提高阳曲县医院脑血管病的诊治能力。希望未来10到20年，中国农村脑血管病的防控形势能够好转。

我国高质量研究仍不足

记者：中国在国际脑血管病研究中作出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王拥军：我做的第一个研究是CHANCE研究，这是一个“禁区”，在此之前国际上已经开展过3次大型试验，均以失败告终。指南中明确规定，在脑血管急性期，除了阿司匹林不能再叠加另外的抗血小板药。但是我国是全球卒中复发率最高的国家，门诊时也经常碰到复发的卒中患者，我们不能忽视患者的需求，所以无论难度多大，都要冲破这个“禁区”。

我们通过各种手段避免过往临床试验中的设计缺陷，但全都行不通。最后，我们在基础研究中找到了“阿司匹林+抗血小板药”的双通道、双靶点，并首次利用数据驱动的方式，在全球搜集了9万个数据进行数学建模，发现只要符合三个特点——时间窗早、病情较轻、联合用药时间短，患者就可能不出血。

我们模拟的时间点是21天。研究结果显示，该治疗方案不增加出血，降低了32%的复发，这个数字意味着，如果中国所有合乎标准的患者都使用该治疗方案，那么每年将减少74万人复发，这将会大大降低国家医疗费用，改善患者预后结局。

但国际上对这个时间点有所质疑，他们开展了时间点为90天的验证试验，尽管疗效增加约30%，但出血量增加了近3倍。我们将这两项研究的数据交汇在第三方重新做了联合分析，结果证实21天就是金标准。找到了短程抗血小板的最佳时间点，是中国在国际上作出的最大贡献。尽管这个时间点不是新的药物，但这种联合方式是医学上一次巨大的突破。 

记者：纵观中国神经学科这些年的发展，您认为取得了哪些长足的进步？又有哪些不足？

王拥军：近十年以来，我国神经学科临床研究的数量大幅增加，质量也显著提升。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的医学论文总量已经占全球的14%，居世界第二位，但是高质量研究仍然不足。所谓高质量研究，就是对国际指南产生改变性影响的研究。目前我们对全球指南的贡献率仅有1%左右。这主要有三点原因：用于改变指南的临床研究费用没有显著增加；临床研究的整体素质不高；由中国牵头的国际多中心研究仍较少。

希望未来十年，中国的研究经费、医生的科研能力和研究的国际化程度都能有大幅度的进步，中国的实践证据能由“进口”改为“出口”，让世界听到更多中国的声音。

记者：您如何理解健康研究的意义？

王拥军：这个世界无论哪个领域的科技取得进步，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人们更长久地健康生活，这是人的最终需要。所以我认为，健康研究以及推动健康事业的研究，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研究，因为它是为了实现我们的终极目标。

年轻医生经常会困惑于研究真正的驱动力是什么；是兴趣、职称晋升，还是论文发表、研究经费。实际上真正的驱动力是临床需求。

《柳叶刀》是临床决策的循证来源

记者：您做临床研究的驱动力是什么？

王拥军：我在读研究生时才开始对临床研究感兴趣，但当时没有找到真正的驱动力，直到2001年我去美国圣安东尼奥参加国际卒中大会，他们讲的很多内容我都不能完全听懂，更无从提问，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局外人，同时憧憬中国人有一天也能站在国际舞台上分享这样瞩目的研究。这个会议“刺激”了我，所以回来后我就开始组建临床研究平台，并开展后续的一系列研究。

记者：您认为，《柳叶刀》系列期刊和其他期刊有何不同？

王拥军：《柳叶刀》系列期刊更注重临床实用性，除了大量的临床试验，还有一些可能改变临床指南的大型荟萃分析，这在其他期刊上比较少见。另外，一些专家发表的观点、对未来疾病方向的评论等内容也不同于其他期刊。

记者：您如何评价《柳叶刀》在向全球受众传播中国医学研究方面的作用？

王拥军：《柳叶刀》是中国医生最值得阅读的期刊之一。上学的时候，我们常说《柳叶刀》是医学发展的标志，是历史最悠久的医学期刊。我们团队要求所有做研究的人都必须精读三大期刊，《柳叶刀》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上面发表的每一项大型研究都可能意味着一个新的治疗时代的到来，可能代表着未来临床研究方法学的一个方向。

记者：今年正好是《柳叶刀》创刊200年，您对《柳叶刀》有什么寄语？

王拥军：对我来讲，《柳叶刀》是我在临床决策时最主要的循证来源，是我教学的重要素材，也是一个医生在成长过程中知识积累不可或缺的来源。《柳叶刀》发表的每一篇文章，5年后再读，就会发现它的导向成为了这个领域临床诊治的一个基本方向。在我几十年的从医生涯中，《柳叶刀》一直伴随医生的成长。

希望未来《柳叶刀》能继续坚守循证医学精神，为临床指南提供更多循证医学证据。同时在《柳叶刀》的学术滋养下，希望我们能培育出更多优秀的医学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