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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工作者之家 2020-02-13
杨燕琳,男,北京天坛医院支援武汉医疗队队员,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谈到在武汉的工作,杨燕琳的回答像他高大威猛的身材一样“硬核”:“抢救是常有的事儿,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些情节。那时候不会想别的,把能做的都做到。”
“我没有经历过SARS,这次是我第一次面对这样的传染病。”杨燕琳说,由于身材高大,防护服套在身上比较紧,第一次进病房的时候,他特意让同事帮忙检查,严丝合缝了再进入。
“最开始因为担心防护服会漏缝,走路、治疗、查房所有的动作都很小心。”杨燕琳说,随着进入病房工作的增加,穿脱防护服越来越熟练,对于工作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
“病房里每天都有病情变轻的、变重的,也有病情加重以后不太好的。患者和我以前面对的那些患者一样,无非是这种疾病有传染性。”
如果是白班,每天接班后杨燕琳会进入病房,逐一查看他负责的患者的情况,除了意识不清的患者以外,他会跟每个人都聊聊,有没有不舒服、身体状况怎么样,一趟下来大概需要两个多小时。
“印象比较深的是,病房里有不少一家人都感染的情况。比如夫妻在病房治疗,孩子在外面,或者医院外面还有家人需要照顾或者治疗。患者着急,我们看着特别揪心。”遇到这种情况,医生和护士都尽可能地宽慰患者,跟患者多聊几句鼓鼓劲。
“心理疏导肯定是必要的,患者心理压力减轻些对于病情肯定有好处。”杨燕琳说,“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能让他们咳嗽的不咳嗽、腹泻的不腹泻,让重症患者不再加重,让轻症患者能缩短治疗时间、早点出院,才是根本。”
截至2020年2月12日上午9时,北京医疗队三个病区共累计收治患者193例,目前在院患者145例,有不少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抢救也是每天都要发生的。
“作为医生,我们的任务是在病情没有恶化到需要抢救的那一步之前,就采取措施,让患者好转,让病情不要发展到那一步。”但是疾病凶险,医护人员使出浑身解数,仍然避免不了患者病情恶化。
“真到抢救那一步,不管是插管还是按压,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患者活下来,给我们机会继续治疗。”杨燕琳说,“每一次我们心里都只想着‘抢救’这一件事,尽我们最大努力,把能做的都做到。”
“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患者看到穿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医护人员时,心理压力挺大的。”杨燕琳说,医护人员们都会尽量保证说话做事的时候“自然一点、正常一点”,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
在不忙的时候,医护人员们会尽量跟患者多说几句,有时刻意不去聊疾病,而是聊聊北京、聊聊湖北,也有一些患者由于心理压力比较大,会主动找医护人员交流,很多时候还需要当地医护人员做翻译。“很多患者听到我们的口音,会很好奇,会问我们是哪里来的。这时候我们也会顺势跟他们说,全国各地的优秀医护人员都来支援武汉,一定要有信心。”
有一对夫妻给杨燕琳留下很深的印象。妻子症状比较轻,而丈夫的病情越来越重。每次查房,妻子都会拉着医生反复问丈夫的情况,询问能不能把两个人安排到同一间病房。但由于丈夫病情严重,无法满足妻子的要求。
“不管谁值班,我们都尽可能地多帮他们传传话,帮他们解决一点问题。那个丈夫的治疗效果不明显,我们尽量把能用的办法都用上,让他能够好过来。”杨燕琳说,每一个患者都牵动着医护人员的心。
很多重症患者血氧饱和度低、喘憋,需要高流量吸氧,但是不太会佩戴和调试设备。“经常是第一次进病房发现没戴好,教给他怎么戴,过一会再进去,发现又没戴好。只能反复教。”杨燕琳说,但当患者坚持一段时间后,血氧饱和度慢慢上来,会有很明显的改善。
“看着患者症状变轻,甚至有患者痊愈出院,其实心里还是挺欣慰的。”杨燕琳说。
经过悉心治疗,很多患者的症状越来越轻,患者们对医护人员的感谢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的防护服上会写着名字和单位,但患者们还是会拉着我们,要亲口问我们叫什么名字,是哪家医院的。”杨燕琳说,患者们希望用这种方式表达谢意。
“我们只是尽了我们职责,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一般不会告诉患者自己的名字。我们会说,我们是北京来的,北京天坛医院来的。”杨燕琳说。
作者:卢国强
来源: 北京天坛医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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