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强院士：疫情之下，反思医学教育（完整版）

来源：中国科学家

疫情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针对医学教育先后在《人民日报》上海频道客户端和《光明日报》发表两篇疫情下医学教育的反思文章。经作者授权，《世界科学》杂志第5期予以编发，以引起社会对医学教育的重视和尊重。

陈国强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

1

医学教育尤有改进之必要：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新年伊始，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全国一盘棋，数万医务工作者以“去留肝胆两昆仑”“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大无畏精神，闻召而动，勇往直前，临危不惧，攻坚克难，书写着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凸显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者情怀。

毫无疑问，在这场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中，中国的医务工作者已经提交了一份出色的答卷，当属新时代最可爱、最可敬的人。

再暗的黑夜也会度过，黎明终将如约而至。除了战胜，我们别无选择。

然而，痛未定，亦应思痛。身为医学工作者，我们责无旁贷，必须思考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

民有痛，国有疾，疫情没有旁观者，没有局外人，在打扫战场的那一天，我们每个人、每个群体、每个行业都应该，也必须以负责的态度，予以深刻且实事求是的反思，并以抓铁有痕的务实态度加以改进，尽最大可能避免或从容面对全国性甚至世界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医学的本质是维护和增进人类健康，事实上，人类福祉正是我们进行科学实验的终极目的。在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的此时此刻，服务于医学的源头——医学教育，也有反思和改进的必要。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既有生物属性、心理特性，又有复杂多变的社会属性。显然，医学同时兼有科学和人文双重特性，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有机统一体——除了以诊断和治疗疾病为目的的临床医学，还有同样重要、包括预防医学在内的公共卫生学、基础医学、护理学、实验医学等诸多学科。

随着高水平医科大学与综合大学合并，许多综合大学医学院被视为与其他学科同等重要的二级学院，而从来没有医学教育基础的某些综合大学也争先恐后创办医学院，开设临床医学专业。即使没有合并的独立医学院校，也未能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足够投入。

在这种状况下，医学学科的完整性、独立性受到极大冲击，医学教育缺乏科学、理性、完善的顶层设计，直接面对疾病一线，如临床医学、护理学和检验医学等专业的学习者，往往只注重专业学习，缺乏对公共卫生学知识的掌握和应用能力。

另一方面，由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投入过低，公卫人员待遇未能得到有效保障，社会地位偏低，导致公共卫生学科发展明显弱化，也与临床医学脱节。

结果便是，报考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往往高考分数远低于临床医学专业，学习动力不足，以致高层次公卫人才培养乏力，人才流失严重。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流行病学专业队伍的短缺，疫情早期临床医务人员防护意识和能力不足带来的严重伤亡，充分暴露了我国医学教育缺乏系统性安排，在预防和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中存在明显短板——重“技”而轻“道”，重“治”而轻“防”，重“专”而轻“全”，让我们在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之际，猝不及防，被动应战，教训沉痛。

首先，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其次，偏重慢症重症，轻慢“小学科”。

再则，厚德而后为医。

2

医教三大痛点反思：

医学的“法”与“史”，

“博”与“专”，“柔”与“刚”

我多次在感动、担忧甚至哽咽中送行战友，也数度揽阅前线来信，不由让我陷入沉思，并开启了我在疫情席卷之际对医学教育的再次思考。痛中思痛，能清晰看到痛点，敏锐溯其根源。如今，结束战争的曙光已初显。然而，痛定之后更需思痛，避免“好了伤疤忘了痛”。

我想在疫情稍歇之时，再从微观层面以三个角度的反思，开诚布公，抛砖引玉。

“法”与“史”：医学法学和医学史学应该成为医学必修课

全面依法治国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疫情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不难窥见，有法不依或依法不严可能成为此次疫情发生并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

知法守法用法护法，提高预防犯罪和自我保护能力，是彻底解决中国这些年来反复堆叠加剧的医疗和公共卫生问题的重要路径。为此，学习并掌握医学法律法规，理应成为医学生的基本要求。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20世纪初，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堪称国士，彻底逆转了东北肺鼠疫大流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消灭血吸虫病的战役，可歌可泣，造福黎民；

21世纪初，抗击“非典”的先抑后扬及教训与经验，更直接改写了国家传染病防治法……

我们正在面临的新冠疫情阻击战，也终将成为一段可泣可歌的悲壮历史。

桩桩件件，史鉴不远，然而我国医学院校鲜有开设医学法学课程和系统的医学史教育。

疫情期间，北大医学出版社开放《医学法学》《医学史学》教材电子版，急用先学固然值得点赞，但更应成为医学人的学习常态。建议合并医学院的综合性大学，着手建立并强化医学法学、史学研究，忠实记录医学历史，编写医学史学教材，并成为医学生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可“以史为鉴”，让后代从历史悲剧中汲取信息，从容面对现实挑战，也能为立德育人、树牢科学精神发挥积极作用。

“博”与“专”：“博学而后成医”是医学教育永远不变的信条

记忆中，21世纪以前的医学生虽然面对教材不厚的情况，但依然博览群书，牢牢把握一切学习机会。实习时，主动跟着老师轮急诊、出门诊、查病房、做手术，唯恐学得不深、看得不多、做得不好。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现在不少医务人员“过于专业”，甚至自我防护知识都要靠“临时抱佛脚”。临床“亚专业”越分越细，多学科会诊成为“创新”。“混乱”的学制和实用主义、精致的自我价值导向，医学教育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专”而不“博”之中。

医学生们的专业分流越来越早，甚至“弯道超车”，走向直“专”。更有甚者，大学四年级便开始物色导师，很早就进入三级学科甚至亚专科。不少导师也乐于其成，毕竟能有论文发表。不少学生对不是自己主打领域的学科，持以懈怠、放松的心态，天天报到“混混”，甚至人影难见。出科考试重理论、轻能力，“考完就忘”成常态。

这样的教育状况无疑正在伤害医学教育，很难培养出既“博”又“专”的医学精英人才。

其实，英文“doctor”既指医生，也指博士。言下之意，医生既能治病救人，也能饱学渊博。我国先贤早有言，学不贯今古，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断不可作医以误世，更常将良医与良相相提并论。

比如在美国，大学本科往往并不开设医学专业，想要学医，需要先打好数理化生以及文史哲的坚实功底。现代医学工作者不仅应该拥有较全面的医学知识和技能等“硬实力”，也应该拥有心理学、人际沟通学、逻辑学、卫生管理学等知识和能力集聚的“软实力”。

在科技突飞猛进，医学进入所谓“新医科”的时代，数理化乃至现代信息学、全健康学（One Health）也极其重要。

因此，提出如下建议。

“柔”与“刚”：医学的温度体现在刚柔并济

面对生命的医学，需要温度和情怀。

一句温暖的问候，一个真诚的眼神，一个亲切的手势，不但令人感动，也大有利于医患互动和病人康复。

在疫情战斗中，隔离防护服上从写上名字到打油诗，既鼓舞了士气也缓解了压力，这就是医学的温度。

于迄今尚无特效药的新冠病人而言，这样的基于科学认知基础上的人性温度，对减少病死率、提高治愈率的作用不可小觑。

但是，“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而竟然有200多个临床试验同时进入疫情救治，让人眼花缭乱、主次混淆，其间的利益纠葛更让人不寒而栗。

我想，必须大胆地说出来，医学的温度，除了求善——温情脉脉的爱心和视病人如亲人，还有同样重要的求真——在求真中，呈现科学理性的百折不挠，并凸显对疾病发生、发展及结果实事求是的敬畏之心。

医学的精神内核就是求真、求善、求美

医学知识既饱含生命的逻辑性，也时刻呈现生命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

聪慧的医学生，除了“死记硬背”，更要培养问题导向、辩证、逻辑、系统和科学思维，进而兼具宏观和微观思维能力，方能体会医学的美与快乐。

医者更需要相信科学，少迷信“权威”；需要坚持真理，在慎思慎独、慎辩慎识、慎微慎行中治病救人。

医学教育也需要温度，需要柔中有刚，刚柔并济。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做“乖孩子”，但医学生不能习惯性柔弱，盲目性点赞，要在充分尊重科学的前提下敢于质疑，因为不确定性正是医学的特点。人云亦云，趋炎附势，唯上不唯实，何来创新和突破？以学生为中心，绝不意味迁就学生，更不能因为对学生严厉而担心受到家长指责和学校“处理”。“严师出高徒”并不过时，“严是爱， 松是害，不管不问要变坏”是铁律。

与此同时，我们老师应该有大局观，与时俱进，信任青年学子，积极鼓励并引领他们开疆拓土，让他们在医学教育和初步实践中，体会自我价值和职业尊荣。

这次疫情防控战役中，90后甚至95后散发出无数让人既感动又感慨的爱与责任的光芒。有境界自成高格，经考验方见本色。医学事业需要可持续的蓬勃发展和传承，需要不同年代的医生一以贯之，薪火相传。

十多年来，有关我国医学教育的反思，从未间断，但多数无果而终，并进而在无奈中继续保持“沉默”。这样的一波三折，于世无益，于医有害。

如果依然没有及时的总结和反省，我们有理由怀疑，疫情过后，医学能否得到足够重视？医疗环境能否得到足够改善？医学教育质量能否得到大大的提升？国家要强，先强国民；国民要强，先强精英。

古今中外，良医一定是为社会所敬仰的精英，甚至是国之肝胆所系。

医学之路，道阻且长，需要不懈的付出与经久的坚持。不言放弃，勇于担当，在不断校正方向中奋力前行，应该是我们医学教育人的“不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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