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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盘古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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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国战略竞争视角下的国际秩序变革
大国间战略竞争对国际秩序演变的影响和作用是多样化的。美国学者研究的重心，压倒性地放在主导型大国力量的相对衰落和缺乏对“修正主义国家型”的崛起大国发动的挑战做出坚定的战略回击，视为国际秩序衰微以及战争霸权的主要根源。约翰·伊肯伯里指出，作为挑战者的崛起大国的权力上升与主导型大国的权力衰弱，必然引发战略对抗（strategic rivalry）、冲突或战争。这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主导型大国的力量下降，以及缺乏对原有秩序稳定所建立的自由主义价值、规则和制度始终保持有效维护的决心。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的现有研究，都是把大国战略竞争导致的国际秩序失稳、失序的根源，压倒性地放在崛起大国的权力意志、战略能力和修正主义的国际观等方面。这些理论相信，对正在崛起的大国而言，当现有国际秩序难以满足其战略利益时，将会重新分配、塑造和使用其力量要素，通过与主导大国进行战略竞争来打破现有体系中不利于自身利益的规则、规范和制度，并推动其朝着有利于自身利益诉求的方向发展。然而，当主导型大国为了自己的私利、一味将崛起大国妖魔化为“修正主义国家”时，国际秩序又如何验证主导型大国和崛起大国的话语体系竞争，并对其难以避免的战略竞争进行调节和引导？对国际秩序的稳定持有利益和持续诉求的其他国家究竟如何对大国的战略竞争做出反应？世界其他大国对中美的战略竞争究竟如何认识和选择？未来的国际权力结构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延续，究竟是走向合理的均衡、还是美国的“单极霸权”继续巩固？
显然，只有对上述这些问题做出思考和回答，才能更好地了解和把握中美战略竞争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国战略竞争与国际秩序的互动关系是双向的。大国战略竞争将影响国际秩序的走向，同时，由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所支持和选择的国际秩序的和平、合作和渐进式的变革方式，也将对大国战略竞争轨迹和可能产生的后果同样产生重要影响。
（一）国际秩序的稳定、合作性发展是世界政治中最大“公共产品”
回顾近现代的世界历史，大国间权力竞争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后，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是西方大国完成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无论 16 世纪的海上霸主和商业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还是 17 世纪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抑或 18 世纪中期开始全面走向世界、最终成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西方国家凭借经济和技术的全球优势，利用坚船利炮进行贸易掠夺、军事侵略和殖民扩张，最终建立起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系。
二战结束后，美英霸权和平轮替，世界经济、政治和科技的中心由欧洲转向北美。冷战期间的美苏争霸，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但对世界政治中规则、价值、国际制度和国际治理的影响力，作为自由主义霸权国家的美国压倒性地超过了苏联。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解体，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秩序得以全面建立和成型。
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秩序，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其核心是全球化推动下的世界各国开放和自由竞争、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基础上的全球治理、人权与公民自由基础上的普遍价值以及多边主义的国际议事规则。这一秩序的背后，是美国保持一超独霸权力优势下的“霸权和平”——自由主义的美国国际义务和责任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基本上可以相互调适。
但单一霸权基础上的国际秩序，其弊病也十分明显。阎学通指出，美苏作为主导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其所制定的规则、规范带有明显的霸权色彩和双重标准。对盟友采取的是道义规范，即通过建立双边或是多边军事同盟来为本国和盟国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对非盟友采取的是实力准则，即通过培植亲美/苏政权、扶植代理人或进行代理人战争等方式来解决冲突。冷战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优越论的国际规范。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导致国际局势出现“南升北降”的发展态势。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对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和不平等的部分进行必要的改革。即便中国一再强调尊重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治理机制，坚持多边主义基础上的全球治理和推动建设文明互鉴、平等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但“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成果，必然引发美国的强烈反弹。美国学者认定：“随着中国经济力量上升，中国正试图重塑国际秩序的规则。”
然而，后冷战时代恰恰见证了中国不断加强国内体制的改革、继续深入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历史进程。从 1992 年的“南方谈话”，到十四大确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中国调整各种国内治理机制加入世贸组织，再到 2020 年 1 月 15 日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融合度是在不断扩大和上升，而不是缩小和下降。近年来，中美双方摩擦、冲突和利益纷争的频率和次数不断增加，其本质不是因为中国实力强大而采取的颠覆性的国际政策与行为，也并非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中的规则、规范和国际制度采取全面挑战和否定性主张，而是美国在中国问题的判断和对策抉择上出现了根本变化。中国和美国今后将围绕着资源配置、国际影响力和具体“问题领域”的全球治理进程展开长期的战略博弈，但中国即便在美国压力下的竞争性国际利益，同样并非改变现有的秩序，而是需要继续推动国际秩序的建设性稳定和合作性发展。
说到底，中美战略竞争，争的不是简单的“美国接受中国”或者“中国接受美国”，而是在当今国际战略大环境中，谁的主张和国际实践能够更多地为世界其他国家所理解和接受，谁的国内治理机制和能力建设能够更多地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认同和尊重，谁的国际作为能够更好地被认为是引领世界所期待的稳定、和平与繁荣的发展方向。现有的国际秩序并非只是中美的秩序，而是世界各国共同熟悉和期待的秩序。国际社会中绝大多数支持和维护国际秩序稳定、合作方向发展的国家，将是中美战略竞争究竟孰优孰劣的判断者、影响者和未来的决定者。
（二）国际体系中权力格局的变化
国际秩序与国际权力结构存在密切联系。一般而言，秩序的形成是以特定的国际权力结构作为基础并因为权力结构的稳定而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中国崛起尽管已经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梦”，但崛起中的中国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国际权力结构的实质性变革，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无法排除依然存在着的不确定性。美国同样可以重新恢复对国际治理机制的作用和在国别外交中的优势来展开和中国的全面竞争。例如，中国在软实力方面和美国依然存在显著差距，在科技创新和高精尖制造业领域的国际依赖仍未得到根本改变。
更重要的是，大国间力量对比，并非只是 GDP，其国际动员能力、力量投送能力、同盟国的数量等，在区域和全球地缘战略竞争中才是衡量大国实力的可靠指标。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足够的战略清醒。美国将中国视为首要的战略竞争者，其中国战略的巨大调整更使得中国崛起的国际战略环境正在出现历史性大调整。在无法回避的中美战略竞争中需要保持和实现的根本战略任务，是让中国崛起的战略进程不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和伤害，保持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和发展势头不受到断崖式的跌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不是谁能够领导和代表今后的国际秩序，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后来者”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降低在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下所受到的限制和伤害,寄希望于“美国衰落论”更是一种幻想。更可能的是，一个对自身实力不再自信的美国，打压和伤害可能愈发严厉。
合理的中美战略竞争，不是简单地想象中国不断走向强大和美国的不断衰落。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家，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也在不断上升。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迄今已有 15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这将对推动区域内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洲际经济联系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中国创办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成立金砖银行，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设立非洲共同增长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国际治理机制建设和发展中的“中国作用”不断扩大。中国积极推进的“全球伙伴关系”建设，强调结伴不结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理念的创造力。
但是，中国外交这些重大成就在短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国际体系中权力对比和国家间制衡关系的实质性变化，也并不意味着国际金融与经济的治理权正在向新兴大国转移，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智库有关美中战略竞争的报告从来不掩饰对美国优势力量的自信。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重心转移，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美战略竞争并不必然导致国际权力结构的决定性变革。对此，我们同样需要有足够的战略清醒。
（三）西方力量的变化与全球制衡态势的重组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竭力推行“美国优先”战略，颠覆了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长期坚持的自由国际主义的理念，一定程度开始转向“新孤立主义”。特朗普政府频繁的“退群”举措，例如退出 2015 年的巴黎气候协定和终止美苏当年签署的中导条约，让大西洋两岸的美欧关系出现了裂痕。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同样也将欧洲国家作为制裁对象，力压欧洲主要经济体和美国重新签署自由贸易法案，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跨大西洋自贸协定计划已经完全终止。
2019 年以来，美国的一系列地区安全政策，例如用无人机暗杀伊朗革命卫队领袖苏莱曼尼，完全袒护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建立合法定居点的“中东和平”倡议，以及用结束情报共享来威胁欧洲国家完全拒绝与中国的华为公司在 5G 建设中的合作等，让欧洲主要国家对特朗普政府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策不满持续上升。2020 年 2 月德国主持召开的第 56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扬言“西方正在获胜”的论调，遭到了欧洲主要政治领导的怒怼。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会议开幕讲话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了特朗普的外交和国际政策。
然而，欧洲国家即便对美国不满，期待中国崛起为国际权力结构带来更好的均衡，也并不意味着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战略信任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增强。今天，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欧洲国家的疑虑和顾忌依然沉重。欧洲的立场同样反映了世界主要经济体和主要国家的态度和主张。面对中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中影响力的不断增加，美国内有观点主张，美国要通过维护现行国际秩序，并且调动现行秩序的资源与中国进行竞争。尤其是美欧关系和整体的“西方势力”，具有宗教主义、政治价值、社会结构和高度的经济、金融、科技和教育体系的内在聚合力。中美战略竞争是否真正能够带来欧洲选择更加平衡的国际权力结构这一战略选择，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五、中美战略竞争的基本面
早在本世纪初，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著名中美关系和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就指出，中美关系是战略合作与战略竞争的混合物。实际上，正如沈大伟所言，中美关系既包含战略合作的内容，也包含战略竞争的内容，在中美关系不同发展阶段表现有所不同。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中国和美国始终保持着积极合作、协调利益和管控分歧为基调的双边关系，北京和华盛顿都致力于维护双边关系的稳定和发展。特朗普执政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大幅调整。尤其是 2017 年年底以来，中美间的战略竞争日益激烈，两国关系迅速朝着冲突和对抗的方向发展。特别是随着蒂勒森、马蒂斯的下台，特朗普的对华外交已经全面 “变”字、“狠”字当头 2017 年 12 月，特朗普政府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向南海诸岛及附近水域出动航母战斗群呈现频繁化与常态化的趋势。2018 年年初以来，美国海军在中国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所谓“航行自由行动”，还积极拉拢日本、澳大利亚以及英国等多国在南海实施联合巡航。在科技上，美国则加大对华为等中国企业的打击力度。
具体来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对华“战略竞争”着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军事方面，尽管中国的防务装备现代化、作战能力体系及海外投射能力发展迅速，但仍难撼动美国在第一岛链以外的海洋霸权，美国主导下的地区安全秩序并未出现根本变化
首先，面对中国海空军事装备与海外军事投射能力的迅速发展以及对美海上霸权的挑战，美国全面加大在印太区域内强化军事同盟和与中国进行战略博弈的力度和强度，以继续维护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洋霸主地位和在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影响力。随着近年来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不断推进，解放军的海空实力日益强大海空军武器装备与海外军事投射能力保持快速发展，如 001 型航母、095 型攻击核潜艇、052D型驱逐舰以及轰-20 隐身战略轰炸机等。2019 年，中国举行国庆大阅兵，多种尖端军事装备首次亮相。中国海军突破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海域和相关海峡进行训练已实现常态化。其中，055 型驱逐舰作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区域防空型驱逐舰，使中国海军编队的区域防空能力大大提升；075 型两栖攻击舰则使中国海军成为亚太地区除美国海军外投射能力最强的海上劲旅；001 型航母是中国海军走向“深蓝”的关键一环。这些新式武器装备的出现，基本具备跨时代的战略意义，将有效提高中国的战略威慑与反击、海上机动作战、空中打击、战略投送和综合保障能力。
对美国而言，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仍然是影响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美国有能力在任何可能威胁其重大利益的冲突中取得胜利。美国海军在其发布的《未来的海军》白皮书中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内参与所有领域的激烈竞争，拥有巨大空间、网络和核力量，两者挑战美国在海上领域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和利益。这份白皮书提出了四条关键性的政策建议：
（1）建立一支更加强大的海军。海军将需要 12 艘航母，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部署 5—6 个航母打击群。同时，海军将配合空军组合使用第四代和第五代攻击战斗机、无人机以及反潜巡逻直升机。（2）美国将与其主要盟友和新的防务合作伙伴展开联合行动，加强在国际水域中的前沿军事存在和“航行自由行动”的能力。（3）加快对无人机系统的研发，扩大在关键领域的存在。（4）利用定向能、弹道导弹以及先进的网络工具来削弱潜在敌人跟踪或瞄准美军的能力。
美国至少采取以下三方面措施：
（1）大规模提升和增强美国的军事实力。2018 年 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额达 7160 亿美元的 2019 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美军军费将增加2.6%，为九年来最大增幅。
（2）不断深化同传统盟友和主要防务合作伙伴的军事关系，如积极帮助日印加强军事实力，提升对日印的武器出口力度。例如，2018 年 9 月，美印签署《通讯兼容和安全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印两军使用同一制式的加密军事通讯和高端通信设施，实现 C4ISR 系统的数据共享，标志着美印安全合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3）不断提升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感和安全影响力。例如，美国在关岛北部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部署了 B-1、B-2、B-52 战略轰炸机，F-22 隐形战斗机；位于西岸的海军基地，既有可以停靠航母的泊位，又可以部署核潜艇、潜艇救援舰、运输武器和物资的海上预置舰等。美国此举是确保由其继续主导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保证其海空霸主地位。
其次，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军事力量保持快速发展，但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中美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对比。从地理条件来看，中国近海东西短、南北长，西出太平洋与东经印度洋的海上通道和连接海区被其他国家的岛屿、海峡和陆地所包围，具有典型的半闭海特征。战时易遭到敌兵力封堵分割；黄海、东海以及渤海的平均水深非常有限，而且海岸线顺直，海底坡度小，不利于大型舰船活动。冷战时代，美国就通过构筑两条“岛链”来围堵中国。美国现在联合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推出的“印太战略”，更是想构建“第三条岛链”围堵，压制中国海上力量的运行与投送能力。
从军事作战能力来看，中国当前的尖端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的研发能力有了实质性提升，但和美国相比仍然相对落后。美国不断渲染并指责别国在开发人工智能、5G 网络、高超音速导弹、航天科技和无人机群等方面，很可能利用科技创新开创新的作战空域和攻击能力，并进而导致美国和中国军事力量对比在高科技日新月异的创新驱动下，制造出新的赶超性发展的“思普特尼克时刻”。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指出，在信息化的作战条件下,中国正寻求提高军队的联合作战能力、C4ISR（战场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和美国一直认为中国军队追求的“A2/AD”（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这些能力将会实质性加强中国在西太平洋海上进攻和防御性的军事行动，提升中国的中远程精确打击和持续作战能力，并实质性地赋予中国在南海、东海等有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议的海域采取“强制性行动”以捍卫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主张的能力。但近期这些能力主要是针对有限的陆地和海上力量投射，而不是海洋控制或远程力量进攻或投送。
（二）尽管中国加快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但美国仍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分工体系中占据领先地位，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并未出现根本性变化。美发动贸易战和科技战，就是要全面限制和打压高科技发展，限制军事和战略能力在高科技驱动下对美追赶势头 。
首先，面对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大在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产业链中的经费投入，逐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分工体系中的战略地位，美国全面加大在经济领域同中国进行战略博弈的强度，以保持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核心技术优势，加大对前沿引领和颠覆性技术的掌控力度。中国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在 2015 年正式发布《〈中国制造 2025〉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2015 年版)》,明确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以及航空航天装备等十大领域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其核心是抢占具有国际产业竞争力的战略制高点，提升制造过程中的智能控制，推动制造业服务链数字化、网络化、社会化。《中国制造 2025》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该战略通过全球资源利用、业务流程再造、产业链整合、资本市场运作等方式，旨在提升制造业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加快提升跨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为此，美国至少采取以下三方面措施：
（1）美国对外大力遏制的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化发展空间和全球竞争力。2019 年 1 月，美国国防部发布《国家情报战略报告》。该报告指出中俄等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利用技术的迅速发展对美国构成新的威胁，特别是在网络空间、计算机等新兴技术和颠覆性技术领域。美国将遏制HUAWEI5G 技术作为主要的战略抓手。同年 5 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宣布正式将HUAWEI及其附属公司列入管制“实体名单”，禁止在未经美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从美企业获得元器件和相关技术。
（2）严格监控和限制高新技术的合作，强化美国商务部下属科技与国家安全部分的职能，全面加大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通过提高投资审查力度等手段，竭力促使与美国市场、技术研发和产品生产的“脱钩”。美国国会通过的一系列法案，例如《武器出口管制法》（AECA）、《国际突发事件经济权力法》（IEEPA）、《2018 年出口控制法》（ECA）等，已经成为阻止高技术产品甚至民用核能技术与装备对华出口的重要“阀门”。
（3）全力施压美国的盟友和安全伙伴拒绝使用华为技术和设备发展 5G 项目，以国家安全名义排斥 5G 技术的国际领头羊华为公司，这完全是美国一手制造的、违背国际商业道德与规则的不正当竞争。
在 R&D 经费投入规模上，中国 R&D 经费年均增速高达 17.7%，并在 2008 年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二，但美国始终是全球 R&D 经费投入最高的国家。把对华科技战列为战略竞争的基本内容，是美国自己在破坏开放、公正和自由的国际竞争规则和秩序。
（三）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等“中国理念”，但美国为代表的政策主张及背后的价值体系仍占主导地位，中国在软实力及全球影响力等领域与美国的差距并未出现实质性变化，但美国的打压和西方的防范，正在出现新的复杂化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正在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其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两大理论支柱。这与西方的均势理论、国际制度理论、霸权稳定论等明显带有西方功利主义色彩和美国霸权主义烙印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同，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突破以往冷战思维、利己主义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等传统观念和僵化教条的束缚，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人民的共同发展，实现不同文明间的兼容并蓄与交流互鉴，同时加强沟通与交流，增进互信与合作，保障和尊重每个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最终实现国际社会持久和平与全面繁荣的美好愿景。经过多年的反复实践，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写入多份联合国文件中。不过，正如亨廷顿所言，西方文明的衰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的上升历时 400 年之久，其衰落很有可能也需要同样的时间。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若要成为国际主流思想，必然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努力才有可能最终实现。
六、余论
中美战略竞争在 21 世纪的今天，既有传统大国竞争的延续性，又有新世纪国际秩序变革所带来的特殊性。让美中关系陷入美苏式的“旧冷战”，同样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不仅仅是要将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重返“大国竞争”为核心的“国家中心主义”，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要同美国传统的自由国际主义拉开距离，以美国的自身利益作为美全球战略的首要法则，甚至不惜通过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迫使已有的自由贸易体制做出有利于美国的重大调整，拉动制造业投资对美国的回归。今天的美国，才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最大的“修正主义国家”。
特朗普政府之所以这么做，说到底，是今天国际权力结构中失衡的力量分配，是美国作为单极霸权所具有的超强实力难以得到更多的国家来加以限制和制衡。中国作为现有国际体系中最有潜力的崛起大国，愿意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为世界稳定、和平与发展做出共同的努力。但国际政治体系中根深蒂固的“霍布斯文化”和美国的例外主义，决定了今天美国的战略和政策精英必然将实力最有潜力在所有大国中和自己处于同一量级的中国，视为排斥、打压和遏制的对手。给中国从高科技合作、芯片出口限制、市场开放关系等领域全面打压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全面“妖魔化”从地缘经济到地缘战略的各个角度赤裸裸地制衡中国，将是美国今后具有连续性和国内政治中两党一致的对华政策。中美战略竞争的现有模式是美国强加给中国的，中国只能奋起回击。中美围绕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经济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战略博弈将会是长期化的，也必将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但“世界不是跷跷板，一头上升、另外一头必然下降”，中国作为当前国际秩序和体系中的“后来者”，美国实施的战略竞争恶化了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对此我们要足够的警惕和冷静。
中美战略竞争在中短期内不会使得国际秩序处于新的转型期。首先，在美国和西方整体上在当代国际体系的规则、制度和力量分配等领域依然占有决定性优势的背景下，中国对中美战略竞争的手段和形式的把握，在总体上依然还处于“防御阶段”。避免中美战略竞争失控、防止战略竞争走向全面对抗的“新冷战”，依然是中国最大的战略利益。只要中美两国不陷入全面的战略对抗和地缘政治分裂，国际秩序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向。其次，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已具备了和美国在西太平洋展开高烈度战略博弈的实力，再加上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谋求和中国全面“脱钩”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特朗普政府同样需要顾及对华强硬与美国基本的全球商业利益之间的起码平衡。特朗普本人最近否决美国政府鹰派要求停止向中国出口商用飞机发动机的事例表明，美国即便已经全面展露了遏制中国的面目，但今天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业已形成的中美市场、商业和金融合作，并非美国国内强硬分子说割舍就可以割舍的。
然而，中美之间的科技冷战已经爆发。特朗普政府不惜动用国家机器在全球市场中全面打压华为、准备对中国企业停止出口芯片、力压荷兰公司不向中国出口刻蚀机等案例已清楚地表明，美国深感大国战略竞争在 21 世纪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创新、尖端制造业以及经济在全球市场中所占据的份额，一个国家的稳定的财政收入、金融干预能力、科技创新和高精尖制造业，才是真正决定武器装备、力量投送和全球影响力的关键。对华科技冷战、限制中国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进而压缩中国的经济和财政能力，是美国认为能够重新拉开和中国的力量对比差距、让美国依然能够维持不受挑战的独霸地位的战略目标。未来中美科技战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为金融战、全球 5G 系统的结构设置、技术标准、信息系统和基础工程的中西方分裂，是否将导致全球地缘科技进入形成新的全球地缘经济的分裂？这些问题还未必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越是坚持对中国发动科技战、贸易战甚至金融战，未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开放、全球化和自由、公平竞争的基本体制及规则就将越是受到挑战和破坏。中美战略竞争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不是重在争夺领导权或者主导地位，而是告诉世界：谁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谁又是该秩序的破坏者。
虽然近十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本身存在着政治多元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的现实差异，今后很长时间内将无法形成具有政治凝聚力和战略互信的政治集团。这种群体性崛起对国际权力结构和规则结构的调整所能发挥的作用，依然是有限的、初步的。更不用说相当一部分新兴经济体本身对美国高度的市场和安全依赖。2020 年 2 月 24 日特朗普对印度的访问期间，印度组织近十万人的欢迎大会,特朗普在演讲中夸赞美印关系是天然的民主国家间的盟友关系。这足以说明新兴市场国家、金砖国家要成为具有高度战略信赖关系的政治联盟，依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总之，中美战略竞争还远未走到国际秩序领导地位争夺的历史阶段。未来更大的可能性，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打压、贸易战和科技战等遏制手段，使得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变得更加脆弱和失序。与此同时，在美国的高压和国际秩序的脆弱化进程中保持中国崛起的历史轨迹，是中国应对美国战略竞争的核心目标。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战略认识和战略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理念”有了相当成熟的发展。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崛起大国对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强烈期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清晰地体现了中国旨在“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合共生”的安全观、“义利合一”的发展观以及“和而不同”文明观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然而，“中国理念”真正走向世界，需要传播，需要淬炼，更需要竞争。中美战略竞争同样给中国提供了在“知行合一”基础上把“中国理念”更深入、更接地气地传播到世界的机会。中美战略竞争应有助于中国在当今国际秩序中的创造性成长，这将是我们建设性地影响世界各国的对华认知、推动国际秩序转型和成长的战略机遇。（注释略）
来源：pangoalzhiku 盘古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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