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精神之中华脊梁-张文裕

打工求学

张文裕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家境非常贫寒。他小时在本村念了两年私塾后，又到外村念了4年小学。1923年，张文裕考取泉州培元中学。由于生活重压，父亲要他回家务农，并准备替他娶亲成家。张文裕违抗父命，继续在校读书，却从此被断绝经费来源。为了积蓄继续求学的费用，他只得中途退学，当了半年小学教师，白天教书，晚上自习。新学期开始后，他参加补考，结果门门功课优秀。高中毕业后，张文裕由于辍半年，按校方规定没有拿到毕业文凭。中学校长许锡安出于惜才之心，写了一封信给在燕京大学物理系任主任的老同学谢玉铭教授，推荐张文裕投考燕京大学。中学的老师、同学为他赴京投考凑了20元路费。但当张文裕登上北去的海轮，辗转到达北京时，考期已经错过。谢玉铭为张文裕的求学精神感动，先介绍身无分文的张文裕到一家皮革厂当学徒，接着，为他争取到补考的机会。1个月后，张文裕以优异成绩被燕京大学物理系录取。

张文裕曾经感慨：“在大学读书的几年里是我一生中最穷困的时期。”由于缺少伙食费，常常食不果腹；交不起住宿费，只能和几个穷同学住在宿舍楼顶堆放行李、杂物的小阁楼里。为了挣钱糊口和交纳学费，他只得付出比别人加倍的勤奋，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大学4年，他在学校的果园里于过杂活，帮老师改过卷子，帮低年级的学生补过课，当过家庭教师。暑假里，他把铺盖送进当铺换些钱作路费，到内蒙古河套一带的开渠工地打工挣些钱，维持生活和学业。

张文裕虽然靠打工读书，但由于他吃苦耐劳，聪慧过人，学习成绩一直优秀，深得谢玉铭教授喜爱，在张文裕大学4年级时，就让他兼任助教。1931年张文裕大学毕业被留校作研究生，1933年获硕士学位。回首往事，对于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磨难，张文裕自有独特的见解：“生活清苦没什么，重要的是有所追求；人间的冷眼也没什么，关键在于要有志气。为了科学，我经历了人间的种种苦楚；正是科学，使我尝到了无穷的乐趣。”

隐姓埋名的夫妇

1939年9月，在吴有训教授主持下，张文裕与同是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校友王承书在昆明西南联大结婚。40年代，他们先后赴美国从事物理学研究。1956年，这对闻名美国的高能物理学家经过无数次申请，终于突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

1961年3月的一天，中科院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召见王承书研究员。王承书进门后，沉默了一会儿，钱三强轻声问：“你愿意隐姓埋名一辈子吗?”“我愿意！”王承书已经预感到领导要让她去从事什么工作。“好，那你就去搞铀浓缩的理论和技术，为我国制造原子弹铺路搭桥!” 从此，在国际理论物理界颇有名气的王承书便从国内外物理学术舞台上消失了。打那之后，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再也见不到她的名字，就连内部刊物和工作报告上她也从不署名。她忠实地实践着自己的诺言。

接受新任务后，王承书便率领攻关组跨过大西北的祟山峻岭，走进塞外边睡的那个扩散厂，担任原子弹爆炸燃料浓缩铀项目总设计师，夜以继日地在艰苦环境中辛勤劳作。与此同时，张文裕接替王法昌教授的工作，出任中国专家组组长，领导一个有东欧学者参加的联合研究组，在莫斯科郊外的杜布纳森林里从事核子研究。张文裕年幼的儿子则独自在北京上寄宿学校。一家人天各一方。在这段时间里，张文裕一家几乎是音讯杏无，夫妇都在高度封闭、高度机密的状态下工作，更不要说见上一面了。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升起了蘑菇云，超级大国的核垄断终于被中国打破。原子弹试制成功，张文裕、王承书不禁想起离开美国前一位美国教授的话：“你们知道美国当局为什么一再阻拦你们回国?因为你们一回去，就是潜在的原子弹制造者。”此话真的成为现实，张文裕夫妇欣喜万分。

1965年，张文裕从前苏联撤回后，全家人始得团聚。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对中国科学院院士夫妇同我国其他研究原子核物理的著名科学家一样，除家庭生活付出巨大牺牲外，一直是隐姓埋名地进行秘密研究。

大方与“抠”

l992年11月5日，张文裕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弥留之际，他向夫人王承书一再嘱托要履行他们的共同约定：不为儿孙留任何遗产，将他们一生的积蓄全部捐给“希望工程”。悲痛万分的王承书哽咽着点头答应，张文裕这才安详地溘然而去。后来，王承书对她的朋友说，她曾想给最疼爱的孙子留下几千元存款，但想到张文裕的嘱托，再说几千元对她的孙子无关紧要，却可以救助几十名失学儿童，于是决定一分钱也不留下，全部捐出来，帮助贫困地区的未来教育，在西藏建一所希望小学。王承书法终前用颤抖的手写下遗嘱，部分存款交作党费，其余10万元全部捐给“希望工程”。这笔10万元捐款，在当时是“希望工程”收到的国内最大一笔个人捐款。张文裕、王承书夫妇真正做到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张文裕夫妇对于振兴国家的教育事业如此大方，但对待自己却是非常“抠”。他们虽然留洋多年，但生活简朴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有名不署、有利不图、有车不坐、有权不为自己所用。50年代回国不久，王承书任核工业部三院副院长，便离开中关村的家，住进了北京房山县的单位宿舍，后来又到处奔波，直到66岁才结束长达20多年的分居式生活。在这么多年里，她有小车不坐，总是星期六和大家一起坐班车进城，星期一再乘车上班。

他们家中的陈设，除了三个旧书柜、一套旧沙发，就是那张睡了一生的硬板床，还有就是后来添置的电视机和冰箱。人们说，在张文裕夫妇眼中，他们的全部财富就是知识。

长年不倦的工作，使夫妇二人都积劳成疾，身染多种疾病，但他们却很少去医院治疗，因为他们既怕影响工作，也不愿多花国家的钱。王承书患白内障，医生建议她打10针进口药，当她一听说每支药600元，便幽默地说：“你看，我这对眼睛还值6000元吗?”随行的人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也许是青少年时代艰难的求学经历，使张文裕对“希望工程”有更深的理解。在这个世界上，有钱的人不少，肯为教育事业出力的不多，像张文裕夫妇清贫一生，把自己全部积蓄捐赠出来的更少。张文裕知道，一个国家教育上不去，人才培养不出来，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