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乐：我与中科院的不解缘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陈景润、杨乐、张广厚。

2002年8月，英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来到北京，杨乐作为中方代表主持接待霍金。

杨乐（右）与张广厚在研究函数理论。

杨乐 著名基础数学家。江苏南通人，1939年11月10日生，中国科学院院士。1956年起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62年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做研究生，1966年毕业留所工作。先后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1998年至2002年任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并曾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数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与数学评议组召集人与成员；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委员，全国科技奖励委员会委员，《数学学报》主编，《中国科学》A辑主编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院士）。

杨乐在复分析，特别是整函数与亚纯函数的值分布理论方面有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其成果获得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引用。由于研究成果突出，曾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华罗庚数学奖、陈嘉庚数理科学奖、何梁何利奖与国家图书奖等多项重大奖项。1979年以来，杨乐先后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普渡大学，瑞典皇家科学院，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哈佛大学、圣母大学作访问教授，应邀到美国、英国、苏联、德国、日本、瑞典和芬兰等国50多所大学和研究所作学术演讲，在20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作主要报告或邀请报告。1996年6月，杨乐与世界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教授一起，共同创建了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十余年来中心组织的研究项目与学术活动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来到中国科学院，迄今近半个世纪，我已年逾古稀，可以说与中国科学院结了一辈子的缘分。几十年来，风风雨雨，中国科学院在曲折中前进，个人也逐步成长。

“中科”的秘密

我上小学比较早，学习成绩尚好，然而年龄幼小，浑浑沌沌，完全不知道用功。复杂的算术应用题，老师讲解时似乎明白一些道理，但是自己分析时却说不大清楚。

1951年秋天，我快12周岁，在江苏省南通中学上初二，新添了代数与平面几何两门课程。在代数课里，用英文字母可以表示数，数字与英文字母构成了代数式，并且可以进行加、减、乘、除的运算，我感到十分新鲜。再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在算术里很复杂的应用题，现在只要设未知数便可以列成代数方程，比较简单和规范地解决问题。平面几何课上，则教我们极其严谨的逻辑推理，从假设的条件经过逻辑推导，得到要证明的结论。同时，几何课上也出现了有趣的几何图形。

代数与平面几何这两门课程深深地吸引了我，上课听讲很专心，当堂便较好地掌握了学习的内容。老师布置的作业在课间休息时即已做完，因此课后留下了大量时间，自己找了许多课外书籍阅读，也做了大量习题，对数学逐渐形成了浓厚的兴趣。

还在初中三年级时，自己就有了朦胧的想法：以后进大学读数学系，并且一辈子从事数学工作。高一时，发了新的教科书，我包上书皮，并在上面写了“中科”的字样。当时，我已经听说了中国科学院是我国最高的学术机构，其中的数学研究所就是专门从事数学研究的。我在书的封皮上写下“中科”两个字，其含意是今后要进入中国科学院专门从事数学研究。这成为了隐藏在我这个14岁少年心中的秘密。

伴随着心中的秘密，我在高中阶段对数学的兴趣更趋浓烈，课余的时间几乎全部用于阅读课外书籍，其中绝大部分是数学书籍，做了大量的数学习题。1956年夏天，我结束了中学学习阶段，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离“中科”的梦想前进了一步。

老马识途

1960年，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撤走了在中国帮助工作的全部专家。中国决定北大与清华两所大学的理工科专业的学制由原来的五年改成六年，以培养自己的高层次专门人才。我与班上同学由原来的1961年推迟到1962年毕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在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试行研究生制度。刚试行了两届，就遇到对知识分子冲击极大的反右派斗争以及大跃进与教育革命运动，各大学与研究机构不仅没有再招收新的研究生，原来的研究生也终止了培养计划。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国家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后，才又重新开始研究生的招收与培养工作。我们1962年毕业时，正好赶上各大学与研究机构六十年代首次招收研究生。经过严格的考试，我与张广厚成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导师是熊庆来教授。

1962年9月份，我们到数学所开始研究生学习，当时中国科学院刚刚给熊庆来教授举行了庆祝七十岁生日的仪式。熊先生对我和张广厚说：我已年逾古稀，难以对你们有具体帮助，但是老马识途。若干年以后，回顾我们成长的历程，深切地感到熊先生的话是很正确与实在的。事实上，函数值分布论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十九与二十世纪许多大数学家均曾致力其研究工作，优秀成果、重要论文、专著难以计数。熊先生首先让我们研读值分布现代理论奠基人奈望利纳的论著“毕卡——波莱耳定理及其推广”，该书虽然只有一百多页篇幅，却提纲挈领，使我们很好地掌握了值分布现代理论的核心内容，迅速走向了研究的前沿。然后，熊先生又要我们认真研读法国著名数学家伐利隆的论著“亚纯函数的波莱耳方向”，这是由伐利隆开创的函数值分布论中一个十分深入与艰难的研究领域。熊先生为我们的研究指明了很好的方向与途径。

我们在讨论班上十分认真地报告熊先生指定的这两本论著。同时阅读一些相关的论文，其中有的论文曾获得优秀成果，有的提供了重要方法或发挥了重大作用，还有新近发表的国内外本领域的论文。分析这些学者的主要思想，思考他们的研究未能解决或者引出的重要问题，并开始了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

研究生阶段，我们就在函数模分布论、辐角分布论与正规族理论方面，作出了引人注目的成果。例如，在正规族里，我们1964年下半年所获得的一项研究成果，已经解答了国际上函数论权威学者海曼教授在同一时期提出的一个研究问题。由后来的信息得知，1964年9月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函数论会议上，海曼收集和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研究问题。当时我国处于十分封闭的状态，我们并不知道在伦敦举行的会议，更不知道会议上的报告内容与提出的问题，然而我们那时的工作却能圆满地解决国际上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发表的论文为当时及以后几十年里一些著名的函数论专家不断引用。

那时，研究生人数很少，分别隶属于有关的研究室，与年轻的工作人员没有多少区别。偶尔有全院（中国科学院京区）活动，大家对院领导张劲夫、杜润生的报告很感兴趣，因为报告内容十分精彩，分析问题非常透彻。研究生也有少量自己的活动，例如全院研究生上一门公共的哲学课，请了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作专题讲座。艾思奇、冯定、彭桓武等学者都来做过演讲。研究生还曾组织起来去参加体力劳动，1965年初我们曾去京西的木城涧煤矿参加劳动。1965年下半年，我们还和数学所的许多研究人员去安徽六安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关肇直、吴文俊等教授和大家一样，在农村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且被要求改造思想，提高觉悟。

1966年初夏，正当我们研究生四年的学习与研究阶段结束，打印了毕业论文准备答辩时，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开始了。

来源：光明日报

运营编辑：李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