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于敏先生 ——对话杜祥琬院士学术资讯

2015年1月9日10时，人民大会堂。 89岁的核物理学家于敏先生坐着轮椅，被缓缓推向主席台中央，接过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颁发的“ 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荣誉证书。这是党和国家对这位曾隐姓埋名 28年的“中国国产土专家”的崇高褒奖，也是一名中国科学家能够获得的至高荣耀。

这一刻，距离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

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 ,镁光灯下的 “两弹元勋”于敏先生现在居住的卧室里依旧是 80年代的简易铁床，油漆严重剥落的老式写字台和书柜；我们也无法想象，功勋卓著的耄耋老人 50年前告别妻儿，独自踏上荒无人烟的戈壁核试验基地，大声吟诵“不破楼兰终不还”时是怎样的豪情 ?

这是一段荡气回肠、催人泪下的一代物理学家的故事。为了国家利益，为了一个目标，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个人喜好，舍弃了很多今天的人们那么在乎的东西。这是一段让每一位亲历者都终生难忘的光荣岁月。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院士就是其中的一位科研人员，他和于敏先生共事 50年，全程参与了氢弹研制。 2015年 1月 21日，杜祥琬院士作为《物理》编委，为我们讲述了那段充满激情和艰辛的岁月，描述了他心目中的于敏先生。

《物理》：您1964年从苏联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毕业回国，分配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参与核武器的研究。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于敏先生的情景吗？

杜祥琬：现在是2015年，正好是我认识于先生50年，他比我大12岁。在我认识他之前，他已经工作了十几年，在核物理基础研究领域已经很有成就。他很擅长也很适合做基础研究，可以说很钟情于基础研究，也发表过一些高水平的文章。但是正在他出成果的年头，组织上安排他去做一些氢弹原理的基础性研究，当时正在突破原子弹，那时候在原子能研究所有一个小组，有于敏、黄祖洽他们几个人。 1964年10月原子弹已经爆炸了，整个队伍的重心转向突破氢弹。他们那个小组就从主要研究氢弹原理的基础性问题转向搞应用了。

1965年初，整个核武器研究院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突破氢弹原理。我也正好在那个时候， 1964年底从莫斯科回来，加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给我的第一项任务是查找苏联方面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蛛丝马迹。虽然当时已经有了原子弹，但是如何创造高温高压的条件，才能够让热核材料，就是核聚变材料燃烧起来，并且可持续燃烧，连最好的专家们也不知道怎么做，真不知道氢弹原理从何做起。尽管美国和苏联都已经成功了，但都是绝密。当时让我尽量去调研他们的媒体杂志有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不出所料，没有什么收获。就知道当时赫鲁晓夫有一个讲话，苏联要造一个几千万吨 TNT当量的巨型氢弹，他是爱吹牛的一个人，技术性的信息一点都没有。

《物理》：在攻克“两弹”阶段，你们理论部经常组织讲座和研讨会，当时叫“鸣放会”，能描述那一时期群英荟萃、自由争鸣的学术研讨氛围吗？

杜祥琬：当时的理论部经常开会，所有的疑问、难题都会在讨论会上提出来，谁说的对就听谁的，不分年龄，不分职位高低，谁有想法就上台说，这叫“鸣放会”，大鸣大放。那时候没有计算机和 PPT，就一块黑板，拿着粉笔上台去画，去说。大家畅所欲言，从不同的意见中发现每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归纳出几个值得研究的模型。

《物理》：听说于敏先生讲课很受欢迎，他讲的课与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

杜祥琬：于先生是一位功底深厚的物理学家，讲述问题的语言简练又清晰，大家非常愿意跟着他的思路听下去。他讲的课有两类，一类是学科系统培训，比如流体力学，辐射流体力学，从方程的推导，到整个物理问题的系统讲解；还有一类是就某一个具体问题进行讲解，比如中子物理精确化，对一个物理量要求的精度，这个精度为什么是正负1，他用一个很简单的公式推导出来，只有这个量到正负1了，才能说明问题，所以他讲课概念非常清晰。后来他讲的课，系统性的内容都印成了讲义，发给大家学习，到现在我家里还留了一些。他很重视培养比他更年轻的一代人。

《物理》：听说于敏先生讲课或做报告时，很少看讲稿，经常是不假思索便可以写出一黑板所需要引用的公式。

杜祥琬：他们这批科学家都这样，包括彭桓武先生，他比于先生更年长一辈。彭桓武先生的办公室和我的办公室很近，有一次在走廊里碰到他，他问我在做什么，我说在学习弹塑性，他说需不需要我给你们讲一讲弹塑性方程，我说那太好了。当时就架起一块黑板，拿出一支粉笔，彭先生什么也不看就在黑板上写，写满一黑板的公式推导，再擦掉，再接着写。于先生和彭先生一样，学术功底深厚，这是他们这一批科学家的一个特征。

《物理》：您能讲讲 1966年在上海做氢弹理论实验时，于敏先生在浩如烟海的数据中，很快就找出了计算数据问题的故事吗？

杜祥琬：当时我们国家的计算机还是很落后的，我们用过计算尺、手摇机、电动机，后来有了晶体管，中关村的 104、119机，总之国家最好的计算机一出来，就给我们理论部用。当时上海华东计算所有两台 J501计算机 (运算速度为每秒 5万次，当时国内速度最快 )，1965年9月底，于敏率领几十位工作人员，包括我在内，去上海华东计算所做计算物理实验，计算哪一个氢弹原理是可行的。那时计算机的计算结果都显示在 A4纸大小的连续的纸带上。核武器的结构有很多层，各种材料，爆炸以后，每一个时间、空间点上，都有它的温度、速度、压力、加速度等物理量。计算机不断吐出纸带，我们就盯着这一摞摞的纸带看物理量的变化。那天，大家都在看纸带，看一个模型计算结果随着时间的变化。于先生突然发现，某个量从某个点开始突然不正常了。当时他就给大家分析为什么这个量错了，它不该是这样一个变化，让我们马上去查原因。我们物理方面的人就去查方程、参数，没有发现错误。再让做计算数学、编程序的同志去查原因，也没有任何错误。然后就是上计算机去运算，这些晶体管是不是正确执行了这些程序。果然，从众多的晶体管里发现一个加法器的原件坏了，换掉这个晶体管，物理量马上就变得符合规律了。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敏先生高人一筹的地方就是，对物理规律理解得非常透彻，他一下就能发现这个趋势不对，那个量错了。于敏的学术功底就在于，他能把握这些物理量的变化趋势，有一个定性的理解。整个核武器的计算物理太复杂，要保证计算出来的是对的，你才能判断哪个原理可行，哪个原理不可行。如果计算结果是错的，你得出的结论一定是错的。所以保证计算机算的内容是对的，这个非常重要。经过 3个月多的分析、比较，于敏先生带领同事们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并决定先做一次原理性试验。

首次氢弹原理实验是在罗布泊核试验场完成的，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都在现场。实验装置放在一个 110米高的铁塔上，当时考虑的是要做一次不失氢弹特征，但要减小威力的减当量试验。既然是离地面只有 110米，所以威力不能太大。 1966年 12月 28日 12时，氢弹装置按时爆炸。氢弹一爆炸，射线的速度很快，像中子、伽玛射线等瞬间的，几乎是光速传播出来的，只要抓住几个特征量，就可以确定我们的实验是否成功。试验测量安排了若干项目，其中有一个项目叫速报。爆炸一成功，于先生也好，我们也好，都着急地看这个速报量。当时负责实验速报测量的是吕敏和唐孝威等。爆炸成功之后几分钟以内，他们速报结果就出来了。当于敏一听到两个关键的速报数据后，便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试验测量数据都在我们给的范围之内，中国的氢弹原理实验成功了！

《物理》：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您觉得于敏先生说真话的勇气和骨气从何而来？

杜祥琬：做科研首先要诚实，否则对不起科学，对不起真理，这是老于教会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研究院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甚至到了非常荒谬的迫害科技人员的地步。曾经有一次炸药冷试验出问题，邓稼先、于敏遭到批判。于敏坚持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他在军管的面前说：“你们就是把我抓起来，我也绝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因为你们的意见不符合科学规律！”科学家要有一个基本的底线、良心。刚才说到不讲假话，这当然是一个，但现在不是讲假话，是有人造假了。我跟年轻人常说一点，“恪守底线，追求卓越”。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因为有一次我跟一些年轻人讲这些老科学家的故事，他们很受感动，高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助于人的一生。有个研究生说，杜老师您讲的都很好，可是这个“崇高”离我们太远了。我说，你这个问题对我很有启发，那么咱们换四个字，就是“品行端正”，这四个字离你们不远，你们就从品行端正做起，然后在工作当中去积累自己的贡献，自己的成就，去追求卓越，但是要恪守底线。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知道这样做。我曾在 2009年的中国科协年会上，列举了 13种学术不端行为，然后针对这 13种不端行为我又开了一串药方。韩启德同志问我，你这算中药还是西药？我说中西合治。所谓中西合治就是，一些规矩、法制要快点完善，但是教育、文化、熏陶，这个是慢性的，需要自律。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教育要好好地、静下心来，要强调做人的教育，做人做好了，什么事就都好办。

杜祥琬院士在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接受《物理》杂志专访